"阿福的玻璃瓶" Affordability

“阿福”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贵气，但在我成长的年代，“阿福”这个名字拜粤语片中的小人物所赐，并非那么福气，反而带些傻里傻气，是个被欺负、被出气、忍辱吞声的小人物，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

“玻璃瓶”可以制造得非常精巧，玻璃本身又是惰性物质，难起化学作用，是很好的容器。但是玻璃瓶离不开瓶颈（bottleneck），瓶颈是整个瓶樽最脆弱的一环，容易断裂，而玻璃本身也是易碎品，玻璃瓶制造得再华丽，装饰得再漂亮，易碎的玻璃瓶始终脱离不了即成的本质，以广东话言之，就是“化学”。玻璃瓶所面对的“果”，源自于玻璃瓶本身的基“因”。

（阿福的形象就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照片来源：www.xinhuanet.com）

同样的，“阿福的玻璃瓶”（Affordability）听起来虽然华丽贵气，但会不会只是披上美丽的彩衣，彩衣下充其量不过是件由石英与碳酸盐组成，感觉起来牢不可破，其实一触即碎的“化学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加坡的治国模式已经很明显地迈入“阿福的玻璃瓶”的商品价位，走到瓶颈，或者说这个模式已经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交易的指导准则。打从1990年代推出的Asset Enhancement，通过物质提升（Upgrade）来争取选票那一刻起，行动党政府与人民之间已经逐步脱离了互信互重的诚信治国的理念，人心与人情越走越远，朝向一条不归路。

如果以一个企业模式来比较，行动党政府就好比一个大财团，注重营运业绩（Operation results），但偏偏缺少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HRM）这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部门，管理层每年对外向股东汇报 profit and lost，对内则缺乏联系员工（engaging people） 的软实力。这条路能继续走下去吗？

写下这段文字时，只感到胸口永远的痛。我在行动党当政的年代成长，受教育，改善贫困的生活，也为这个国家奉献了人生最青春最美丽最光辉的岁月。眼看着行动党政府从一个人民的政府走向人心倒向的趋势，能够不觉得心痛吗？

GE2011是一个明示，杨荣文准将领军的阿裕尼集选区被反对党夺去，集选区不败的神话画上句点。杨荣文似乎乐得离开政坛，在商场上大施拳脚，还成为香港经济发展局的官委，行动党并不需要他来提供内部转型的咨询。约半年前曾经在海南二街的老字号“逸群鸡饭”跟杨荣文和退休的老议员钱翰宗碰巧坐在邻座，享用浓浓本土风味的传统海南鸡饭，八角桂末的香料味觉中杨荣文潇洒依旧，但也看得出无官一身轻的快乐逍遥。至于另一位败选的林惠华也乐得成为数家大企业的董事，闲时还可以抱抱孙子。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7/orchid-evolution.html

（GE2011后，学有所长的各政要都有各自的出路。2011）

如果GE2011的明示还不够明确，2012年后港区补选，2013年榜鹅东补选，行动党相继失利，相信人民开始反思何谓“美好生活”是游离选票落到工人党手中的可能性之一。

“利”是一把双刃剑，$1可能会使人暂时满足，但过些时候，这个价码必须越加越大，$10，$100….，一路加上去，利字当前，人心永远不会满足，过去的利诱模式已经无法再打动选民的芳心。

最近听了一场哈佛教授 Michael Sandel 在北京大学的演讲“what money can’t buy”（13 Dec 2012），发人深思。政治学教授的论点跟行动党的施政方针相比拟之下，“阿福的玻璃瓶”所牵涉的许多前因后果都得到解答。

先从一则收录在《What money can’t buy》书中的现实故事谈起。在以色列的一间托儿所，有些家长时常迟来带孩子回家，于是托儿所管理层推出罚款制，希望通过金钱来改善超时的现状。这项措施推出后，有些家长开始改变想法，认为支付这笔超时费来把孩子寄放在托儿所是值得的，结果托儿超时的家长增加了两倍，他们的思考模式已经从“我不要太迟去带孩子，以免增加托儿所老师们的负担”改变为“阿福的玻璃瓶”，认为自己负担得起那笔额外的费用，所以不介意让孩子继续留在托儿所。管理层发现原意被曲解，急忙取消迟到罚款制，恢复原来的诚信制度。但是，原来的道德价值的考量已经被金钱物质所取代，迟来带孩子的家长维持在双倍。

另一个最近发生在瑞士小镇的故事。政府决定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在实行之前，先请专人作问卷调查。小镇的村民觉得虽然在山区丢弃核废料有既存的风险，但还是有51%的居民赞成。调查员的第二道问题，如果给予每人8000元作为补偿呢？结果只有25%的村民同意在山区丢弃核废料。

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钱可以收买村民的心，这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想法，这个调查颠覆了经济学上钱是万能的构想。不论有没有赔偿金，居民对核废料所带来的风险的评估并没有改变，但一旦将金钱植入方程式后，居民认同的意义却彻底改变了。为什么呢？接受8000元的金钱赔偿，就表示他们所同意的在小镇附近的山区丢弃核废料的做法已经不再是一项义举，而是沦为一宗市场交易。小镇居民不为利诱所动，以华人的简单的说法，就是有“气节”，有“骨气”。

当瑞士政府与小镇居民沟通时，除了金钱利益，还必须面对情感价值、公共利益、责任感等考量。经济必须衔接到道德范畴与政治哲学才能超越纯金钱买卖的层次，才能凸显造福人群的意义。

从纯经济财富指标来看，当年（1985年）吴作栋先生率领新班底，许下诺言说新加坡将在1999年追上瑞士的生活水平，后来李显龙先生证实新加坡已经达到瑞士在1985年的生活水平，说得明确些，就是达到人均GDP（～S$30,000）。2013年的今天，新加坡是全球生活费最昂贵的城市之一，甚至超越了瑞士的名城日内瓦与苏黎世；但是另一方面，只有约40%的工作人士年收入超过$22,000而必须缴税。

别忘了我们的人均GDP是$60,000，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富庶国! 为什么有60%的工作人士不需要缴税？统计数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同时也别被GDP误导，GDP与消费水平都只是经济学家的统计数字，生活水平则关系到全民的生活与心理素质。

瑞士小镇的居民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并不单只是追求个人的财富，美好的生活还包括主导人性的价值观，就如孔子在2500年前所说的“君子以义处命”、“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表达方式不一，但骨子里还是英雄所见。

另一位古圣贤老子的治国之道法于自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老子之道，衣食住行是最原始的心态，也是从政者与民心手相连，打造安居乐业的社会的基础。

（老子是另一位出色的古圣贤，杰出的思想家。照片来源: www.artxun.com）

就已“安其居”为例，三房式组屋的价位支撑着整个新加坡产业市场的价格，在Asset Enhancement 的大前提下，组屋的价格节节飙升，带动了整个产业市场，一旦屋价达到不合理的水平，泡沫随时会爆发，接踵而来的是一连串烫手的社会问题。从纯经济的眼光来看待房产，泡沫破灭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需求，在新加坡有限的土地上容纳更多人口，是确保产业市场不会崩溃的良方。

针对组屋的定价，这十余年来官说官有理，民说民有理。组屋定价的模式，已经从早年“居者有其屋”的年代的建筑成本的考量发展到各任国家发展部长口中的“阿福的玻璃瓶”，负担得起的水平。两夫妇两份收入的双薪家庭，贷款35年，老了还可以把屋子变卖等等，政府买地建屋子津贴居民，所以平民百姓应该感恩图报才是。

这种情形就好象万一有一天大家面对食水短缺，商家将$1的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根据“阿福的玻璃瓶”理论，虽然大家会“牙痛咁声”，但还是属于可以支付的水平。接下来，商家将每瓶矿泉水的价格提高到$1000，这个价码对某些人还是“阿福的玻璃瓶”，但对更多普罗大众而言是超越了能力范围，not  affordable。商家说其实不贵，还是有人付得起。好吧！好心有好报，我就津贴大家$100，每瓶只收$900，大家还可以通过借贷，分期付款，使它变得多数人都负担得起。

我们可以责怪商人提高商品价格，但是在自由市场，为商品定价是他们的权利。

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市场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如果道德考量是必要的话，那么上述的“津贴理论”，谁应该受到谴责？是提高价格、操纵市场的商人，还是认为还是负担得起，选择以较高价格来扰乱市场的某些消费者？

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就是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和GDP。过去50年，我们累积了财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考虑如何分享财富？

GDP 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虽然GDP很重要，但GDP本身并不能代表美好的生活。GDP确实能带来物质上的安慰，是好的生活的前提条件，但当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繁荣之后，我们必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最高的GDP，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快乐的社会吗？这是过去的想法。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甚至GDP主义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

当人们开始超越经济指标，探讨人生的本质时，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思考美好人生、美好社会的含义，这是人性的回归，将政治与经济还原回服务于人心与人情的宗旨。

贺新年

最近新加坡发生很多事，搞到大家都不开心。但是，年还是要过。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有成见后才能放开成见，执着后才能放下执着。

祝国泰民安，心境长乐。

圆明园与新加坡

三十年前（1983），中国文革结束六年，中国电影随着伤痕文学的步伐，拍了大量的伤痕电影，在本地主要由中桥院线的黄金戏院上映，偶尔在长江戏院播映，大时代的悲情之余还是留着一条光明的尾巴，看到希望。以“健康电影”挂帅的黄金戏院苦撑多年，数次转型，还是无法力挽狂澜，现在专门放映印度片，至于长江戏院，早已成为三级片的代言人，现在还面临突然间被逼迁的厄运。

那时中国市场逐日开放，促进香港和内地电影工作者共同创作，拍摄了好些具有代表性的优秀电影。1983年跟电影发烧友健茂追看了香港导演李翰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通过银幕揭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所遭受的屈辱。《火烧圆明园》最后一幕，李翰祥以一把大火把在北京明十三陵附近搭建的圆明园场景完全烧毁，不留包袱。当年圆明园被狂烧三天三夜的情景彷佛重现，在心头留下强烈的震撼。

（火烧圆明园，中国油画学会 2007）

1983年梁家辉初入影坛，扮演咸丰皇帝，并以《火烧圆明园》成为第三届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展现出日后对各类角色都能驾轻就熟，演技精湛的实力。

地道的农民出身的刘晓庆饰演叶赫那拉玉兰，耍手段博取咸丰皇帝欢心，升为懿贵妃，也就是日后的慈禧太后。刘晓庆是一个很努力的演员， 1987年凭着《芙蓉镇》的胡玉音成为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1988年，获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此后的飞黄腾达、锒铛入狱、重新出发等，印证了奇女子的身份。

“圆明园”这个单只是建筑面积已占地约16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由康熙皇帝命名，他的儿子雍正皇帝解释“圆明”二字的含义：“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意思是说，“圆”是指个人品德圆满无缺，超越常人；“明”是指政治业绩明光普照，完美明智。这可以说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所谓的明君贤相的理想标准。

火烧圆明园可以追溯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在英国之后美国、法国等也订立条约取得同样的权利，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从中国攫取赔款、协定关税、五口通商（开放广州以外的海港：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领事裁判权和最惠国待遇等许多特权。

（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与列强签下的条约。Wikipedia）

所谓“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当时新加坡属于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的殖民地，五口通商打通了明朝海禁后中国侨民到南洋谋生的线路，掀开了近代中国南方农民到南洋拓荒的移民史。1840年5月第一批参与鸦片战争的英军抵达新加坡，在现在的政府大厦前的大草埔（Padang）扎营，当时的华人并没有对他们采取敌视的态度。

英国以为通过不平等条约就可以把大量的商品倾销到中国，纠正贸易逆差，结果事与愿违。1850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比1844年还少了75万英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中国重施故技，自给自足，抵制外国商品入口；二是英国用黄金，中国用白银为货币，英国必须用黄金兑换白银，在兑换率方面蒙上另一层损失；三是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的入口货抽百分之二十的税率，同时由于海关官僚的腐败，多了一层不可预估的费用；四是英国的鸦片贸易与合法贸易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中国的白银跟着外流，抵消了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等收入，无法花更多钱购买英国的工业品。英国既要维护收益庞大的鸦片贸易，又要扩大对中国的工业品销售，对策就是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迫使清政府开放更多海港，进一步控制中国海关。

1856年10月初，一艘100吨的中国商船“亚罗号”自厦门开往广州，在黄浦停泊。由于亚罗号曾被海盗夺走，为了方便走私，在英国政府管辖的香港重新注册，成为英国船。10月8日，广东水师逮捕了窝藏在船上的两名中国海盗和其余有嫌疑的中国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认为该船是英国注册的商船，中国水师无权上船，并指中国水师曾扯下船上的英国旗，侮辱了英国，因此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立即释放所有人犯，并向英国政府道歉。10月22日，叶名琛把12人全部送还，英国领事拒收，隔天英国驻华战舰闯入广州虎门海口，进攻珠江沿岸炮台，持续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英国描绘的广东水师登上商船“亚罗号”，扯下船上的英国旗。Wikipedia）

1819年莱佛士看好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是英国与中国经贸的中途站，于是在新加坡设立了殖民地；鸦片战争期间，新加坡也成为英国战舰的补给中心，或许这是莱佛士所意想不到的。

当时，法国天主教神父马赖违反《中法黄埔条约》，自行进入中国内地活动。1856年2月清政府在未依据条约，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至法国领事馆，反而在广西西林县知县处死了马赖。1857年，法国政府以“马神父事件”（西林教案）为借口，与英国联兵侵略中国。此外，美国外交上支持英法联军，俄罗斯外交代表则以东正教团监护的身份先混入北京，然后以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借机坐收渔人之利。

1860年10月5日（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德胜门与安定门，10月6日凌晨在海淀“无一兵一骑出而御之”的情况下，占据圆明园，与土匪一起大肆掠劫。10月18日，英法联军，再纵火烧毁圆明园，约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联军选择火烧圆明园的策略，主要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报复。此前清廷谈判代表曾拘捕英国军使等谈判代表39人，并将他们囚禁在圆明园中。后来英军在圆明园中发现26人被折磨致死，泰晤士报的随军记者尸体被肢解，英军统帅以“虐待外交人员”为由，火烧圆明园，对清朝皇帝进行报复。

（英法联军聚集在圆明园外，准备攻占圆明园。Wikipedia）

清政府以二十万军力抵抗以洋枪洋炮助阵的两万联军，两万余人战亡，联军战亡人数约四百人。1860年10月24日与25日清政府分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3.割让九龙给英国；4.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条款：“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1860年中英《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

俄罗斯以“调停”居功，于11月14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为进一步掠夺中国西部领土制造条约根据。1864年，俄国据此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让巴勒喀什池（今日俄罗斯的巴尔喀什湖，Lake Balkhash, 原属新疆）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外国的侵略势力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中国国势日微，走入半殖民地化时代。

第二次火烧圆明园是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圆明园里残存的13处皇家宫殿建筑在混乱中遭到附近驻军和土匪劫掠，沦为废墟。

北京条约中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的条例，使到更多中国南方的农民离乡背井到南洋寻出路，到新加坡的过番客翻了一倍，从此打开了移民的渠道。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到新加坡寻出路的中国移民急速增长）

新加坡河上衔接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和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爱仁桥（Elgin Bridge），Elgin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最高统帅和谈判代表。当年他下令一把大火烧掉了圆明园。战争结束后，Elgin出任印度总督。1863年间，英国人更换了新加坡河上的旧桥，新桥以Elgin 命名，以纪念他们心目中的大功臣。

1990年代初与老婆参观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隐约中还感染到一股王者的霸气，不过更霸气的是守园的小帅哥，对游人呼呼喝喝，怎么也看不出一个古国该有的文明。追根究底，圆明园不仅仅毁于侵略者的蛮横与疯狂，更大程度上毁于清王朝的腐败与文明古国在人文关系与国际外交上的落后无知。中国自古以来因自身历史条件而以天朝自居，其它国家都是番邦，对其他国家民族了解不深。在那个时候多少带着寻根归故里的心理踏上神州大地的我们来说，亲身感受正处于变革中的中国，情感与怅惘、美丽与烟尘，大都的历史和当下的文化是对立的矛盾。

(圆明园西洋楼废墟 c.1993)

小坡两条街Tan Quee Lan Street，Liang Seah Street

Beach Road Shaw Centre的太子与翡翠戏院在1980至1990年代风光了整二十年。当老婆大人还被尊称为某某小姐时，我们年轻力壮，像许多其他拍拖的年轻人一样，爱泡半夜场，太子与翡翠戏院是热门点之一。不像现在，时间一到，双眼自然阖上，万一熬了一晚夜，十天都补不会来。阿Q一点地说，就是曾经拥有过一段可以挥霍精力的岁月，可以聊以自慰。

（在翻新过的旧排屋间看Shaw Centre。2012）

那时我们通常把车子停放在Shaw Centre对面的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或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reet）。过了晚间十点免费停车，好过在Shaw Centre的多层停车场团团转，最要命的是戏院散场那一刻，困在车龙里，动弹不得。

(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与陈桂兰街（Tan Quee Lan Street）都跟新加坡早期华人殷商有关)

（当年周末，未过门的老婆大人和我通常会把车子停放在连城街Liang Seah Street，过一条马路到Beach Road的太子与翡翠戏院看半夜场。NLB c.1983）

陈桂兰街与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交界处有一家大新茶楼，是我在1980年代跟父亲喝茶吃点心的地方。大新茶楼不像牛车水的大东和南唐茶楼那么拥挤，点心也很正统，我们可以很悠闲地度过星期天早晨。根据父亲的回忆，当他还是一名新客的时候，陈桂兰街是一条早市繁忙的街道，马路是菜市场，路边小贩、家庭主妇等一天的生计就从街边开始，到了午间，街道回复宁静。今天的陈桂兰街只剩半边，是火锅一条街。

陈桂兰街是为了纪念当时的一个福建殷商陈桂兰而得名。根据王振春的老街故事，上百年前陈桂兰街曾经是一条花街，还说曾经有个花花公子，常到这里寻欢问柳，并且把整条街包下，所有的妓院门口都挂上写着“余”字的大红灯笼，只许余公子销魂，不许他人作乐。

（当年的陈桂兰街是菜市场，路边小贩、家庭主妇等一天的生计就从街边开始。NHB c.1948）

在新加坡的旧街道指南上，在陈桂兰街隔壁，还可以看到以新加坡1819年时第一任驻扎官和他的女婿命名的Farquhar Street和Bernard Street。随着陈桂兰街遗失的那半边，Farquhar Street和Bernard Street也一同让贤给SMRT。

(陈桂兰街与小坡大马路North Bridge Road的交界处有一家大新茶楼，是我在1980年代跟父亲喝茶吃点心的地方。王振春《狮城老街故事》c.1989)

（当年的大新茶楼所在地就在左下角的白色建筑物。摄于新国家图书馆14楼。2012）

至于Liang Seah Street 跟十九世纪的甘蜜大王佘有进则有深厚的渊源。

十九世纪的新加坡，流传着“陈天蔡地佘皇帝”。当年新加坡姓陈的商人特别多，陈笃生医院的陈笃生、麦里芝蓄水池的陈金声、华侨中学的发起人陈嘉庚等慈善家人死留名。总之陈姓家族人多势大，富甲一方。

19世纪的柔佛义兴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陈开顺带领潮州弟兄们从新加坡跑到柔佛地不老河垦荒，种植甘蜜胡椒，设立港口，后来还打造新山，管理警署。侨领陈旭年继承陈开顺，与柔佛苏丹称兄道地，几乎拥有了整个天空，所以有“陈天”这个说法。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5/2-of-7.html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6/6-of-7.html

“蔡地”则是指蔡茂春。他是新加坡私会党义兴公司的首领（大兄）。在1872年危险社团法令颁布以后，义兴这个洪门会组织易名为义兴公司，以私营企业形式存在。在私会党猖獗时期，下层人民多数听从它的指挥。

“佘皇帝”则是指佘有进和佘连城父子。19世纪新加坡潮州人的社区和经济，几乎是和柔佛的潮人椒蜜种植经济体系合为一体的。

早在18世纪，华人已经在廖內群岛从事甘蜜（Gambier）的种植。1819年莱佛士登陆新加坡时，新加坡已经有20个甘蜜园。甘蜜与胡椒是主要的出口经济作物，甘蜜的枝叶在锅里熬煎后，可用作皮革和布匹的染料。19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纺织业和皮革业发达，更直接刺激了甘蜜的经济价值。至于甘蜜烹煮后的废料可用作胡椒的肥料，因此甘蜜与胡椒以并种的方式栽种（约10比1）可提高生产力，节省许多员工，为园主节省开支。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1/05/5-of-7.html

佘有进（1805一1883）年轻南来，种植甘蜜胡椒起家，是英殖民地政府所器重的新加坡侨领。1854年5月5日，义兴义福两帮私会党徒大械斗，局势混乱。海峡总督Butterworth 到新加坡巡视，在谐街（High Street）附近被飞砖击落帽子，掀开数十日的暴乱，后来在佘有进与陈金声等人出面调停，才平息暴乱。佘有进的儿子佘连城受殖民地政府委任为第一位新加坡华人永久立法议员，另外两个儿子佘柏城、佘石城以及孙子佘应忠都担任太平局绅。以佘柏城命名的柏城街（Peak Seah Street）就在Tanjong Pagar, 与Maxwell Road 相交。1980年代前，这里还有间柏城小学（Peak Seah Primary School），后来因市区重建，学生来源不足而关闭。

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21

(以佘柏城命名的柏城街Peak Seah Street，在Tanjong Pagar, 与Maxwell Road 相交)

甘蜜时代缔造了佘皇帝，也开发了新加坡。甘密需要大量来自土壤本身的肥料，最多只能顶上二十年。肥料耗尽后，就必须开垦另一个园丘。甘蜜园就这样向新加坡市区以外的东、西和北部蔓延开来。林厝港、蔡厝港、杨厝港以及已经消失的刘厝港、曾厝港等，都是甘蜜园的遗址。

1848年是新加坡甘蜜最鼎盛的时期。1819年莱佛士登陆时新加坡已经有甘蜜园，1836年有250个甘蜜园，面积2350亩；到了1848年有800个园丘，面积26834亩，产量30922担，占新加坡农作物的75%。

经营与种植甘蜜和胡椒园的以潮州人居多，1848年种植甘蜜与胡椒的有1000名潮州人，粤籍人士则有400人；经营甘密和胡椒的商号潮籍人士有200家，闽籍人士100家。佘有进是甘蜜园最大的园主，为早期新加坡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是当时新加坡潮州人的领袖。

今天中巴鲁成保路（Tiong Bahru, Seng Poh Road）有一条叫 Eu Chin Street 的支路，就是以佘有进命名。

（以佘有进命名的Eu Chin Street，在中巴鲁Tiong Bahru）

With me, like me 榜鹅东

榜鹅东补选（Punggol East by-election），2013年1月26日晚，WP李丽连16038票（54.52%），PAP许宝琨医生12856票（43.71%），RP和SDA“林肯”（林目荃，Kenneth Jayaretnam）二人合共531票，邻家女孩气质的李丽连出人意外的以10.83%的多数票走入国会。在此恭喜李丽连当选，感激许宝琨医生愿意接受人民行动党空降的挑战，参与一场民主的奋斗，也感谢林肯为民主政治付出的勇气。

（榜鹅东补选四角战。2013）

补选成绩揭晓后，PAP张志贤副总理在记者会上强调补选效应，隔天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也坚持补选效应论，认为补选结果大起大落是常态。WP秘书长刘程强在记者会上表示10%的多数票是意外，他也谨慎地选择补选效应论，同时为热火朝天的支持者灭火，提醒大家WP没有能力组织替代政府，不要因为这民主进程的一小步而操之过急。1月28日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主办的新加坡透视论坛上（Singapore Perspectives conference ），WP主席林瑞莲再度强调新加坡必须避免对抗性的党派政治（Partisan Politics），强化刘程强在1月26日记者会上所说的WP处于问政阶段，必须给政府时间调整，并协助政府推行适当的政策。

跟GE2011相比，WP李丽连的得票率增加了13%。假设PAP与WP各有约40%的常规支持者，在那约20%的游离人士中，这回有13%倒戈相向，投工人党一票，应该不是可能被两党蓄意夸大的所谓的补选效应那么简单。当然，补选效应论对两个政党都铺下很好的下台的机会。

对PAP而言，最能够接受的解读是选民选代议士而非选政府，所以少了一层心理障碍，通过反对票来要求政府做得更多。对WP而言，补选效应论算是卖个人情给PAP，也化解了国人对WP在国会的表现以及制衡PAP政府的压力，是以退为进的做法。

如果PAP真的以补选效应来结束这场榜鹅东之争，对连输2012年后港与现在的榜鹅东两场补选的PAP而言未免过于自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说后港是WP根深蒂固的地盘，那么榜鹅东应该是PAP的游乐场，在对PAP明显有利的四角战而言，不应该流失太多的选票。从选票的分配，也可以看得出选民基本上是理性的，因此更合理的解读是对一般平民百姓而言，政府的政策存在着许多缺陷，影响了日常作息，PAP的曲高和寡与WP的民众语言在群体沟通上就已经存在着强烈的分歧，许宝琨医生的with me和李丽连的like me效应相比，李丽连的亲和力特强，如李丽连回顾两年前刘程强邀请她参与全国大选时所说的，与民众沟通是她的强项。

（PAP与WP在答谢选民时见面，互相打招呼，君子之战。Straits Times Jan 28, 2013）

回顾PAP治国五十余年，有功劳、有苦劳、有政治打压、也有过失，我们未必认同强势政治家如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彪悍作风，但无可否认的，他们那一代政治家踏入政坛，未必明白何谓政治，主要是跟随着当时二战后世界各地反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浪潮，秉着一股共同的信念，争取新加坡脱离英国殖民地之路。他们上山下乡，在民众中出入自如，讲平民百姓都听得懂的话，接下来是制造就业与教育机会，改善人民的生活。

最难忘的是早期跟着李光耀跑江湖，1984年跟吴庆瑞等一班老臣子一同引退的曹煜英老先生。曹煜英在1959年代表人民行动党参选时，还必须向朋友借500元，再标了两个银会，有了钱维持家用，才辞去在英军木工部的职务，全情投入竞选。他强调议员必须凡事亲力亲为，体恤民生，唯有如此才能掌握社会脉搏，了解最正确的民意。当年的武吉知马选区并非如今的中上层住宅，他在武吉知马乡村走透透，门里是住家，门外是选区，一早起来，人龙已经排着队找他帮忙解决寝食难安的民生问题。当时议员津贴不多，但他不吝自掏腰包，给钱不够用的乡民的孩子买课本。

（李光耀与曹煜英走访武吉知马乡村。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曹煜英说：“议员必须多在自己选区跑动，看到需要改善的事项，主动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不要等选民来投诉才写信。议员还必须勤于和选民多接触，无论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士，还是一般小百姓，都要亲身去了解他们的困难，这些事不要单靠基层领袖去做。华人说：见面三分情。大家多见面，事情容易很多。” （联合早报2011年6月12日）

这种濒临绝种的舍己为人、打成一片的华校生情操，是不是很“共产”？

曹煜英认为人民行动党应该仔细从基层挑选有诚信、有热忱、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骨干进行培训，让这些骨干在基层历经磨炼后参加大选。至于怎样甄选具备为人民服务素质的骨干，就要靠议员和基层领袖平日和人民接触的细意观察。

另一位1984年引退的PAP忠臣李炯才老先生认为行动党应该认真考虑设立党校机制，教导党员如何在基层工作：“为人民服务的议员和部长应该从群众中来，有必要把他们放在党支部接受磨炼；（候选人）是‘打过仗’，经过红炉火锻炼，在支部有过人表现的佼佼者，而不是从奖学金得主中像‘选女婿’那样选出来。他们必须认识人民、了解人民，才能成为人民的代议士。只有IQ并不够，还需有EQ。现在很多议员太年轻，不懂党的历史，也不懂做人，以为做了议员，做了部长，人民就会服从，情况已经不是那样。” （联合早报 2011年6月12日）

（曹煜英与李炯才。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退出江湖的行动党老臣们的一番话，印证了2011年李显龙总理在新内阁就职典礼上说的：“从政不是一份工作或是职业的提升，而是响应感召，为广大新加坡人民谋福祉。”

许宝琨医生自称“榜鹅之子”，并非奖学金得主，在RC服务多年。按照PAP的模式，他绝对符合认识人民、了解人民的标准；但是他是参选前才加入人民行动党，也不曾在榜鹅东基层服务，所以严格说起来还是属于空降部队。以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许宝琨医生似乎是响应感召，才会放下与家人女儿的快乐时光，代表PAP参选。至于PAP，背后似乎有许多耐人寻味的隐情，比如为何PAP无法在榜鹅东找到一个活动多年的基层人物来参选？PAP的基层如何解读反映民情民意？PAP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否处于僵化的边缘，无法适应新潮流？PAP的精英主义的模式是否已经走到末路，应该重新审核？

在与林瑞莲发表“非对抗性政党论”的同一个常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李显龙总理发表他的看法。与其跟内阁那样畏畏缩缩，坚持政府没差错，他大方地承认新加坡政府受到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2003年SARS所引起的经济萧条、2008年国际财务危机等外在因素所影响，时局变幻莫测，缺乏新加坡2020的远见，造成许多民生民怨。

总理看到的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大时代的趋势，PAP已经不是理所当然的政治商标，他一方面不能唱内阁部长的补选效应论的反调，另一方面必须正视人民对WP伸出由心发出的“友谊之手”，以及更多有志之士加入反对党的新常态。此情此景使我回想起童年时代，当时淳朴的人民也是对PAP伸出热情的双手，只是时过境迁，2013年的此时此刻物换星移，换了脸孔，换了政党。

总理在榜鹅补选两天后在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新加坡论坛上中肯的发言，基本上认同了为什么新加坡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富庶国家之一，人民却感觉不到当年李光耀许下的为人民谋求的幸福与快乐，以千万元来维持的精英团队也有短视，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人民对WP伸出由心发出的“友谊之手”。2013）

1965年8月9日星期一上午十点，广播电台和丽的呼声播送的流行歌曲突然中断，广播员庄严地读出一份只有九十个字的宣言，从此改变了新加坡人民和马来西亚人民的生活：

“自由与独立永远是人民的神圣权利。我，李光耀，以新加坡总理的名义，代表新加坡人民与政府，宣布从 1965 年 8 月 9 日起，在自由、正义、公平的原则下，新加坡将永远是一个自主、独立与民主的国家，我们誓将在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里，永远为人民大众谋求幸福和快乐。”

“Whereas it is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a people to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I,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of Singapore, do hereby proclaim and declare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that as from today, the ninth day of Augus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ixty-five, Singapore shall be forever a sovereign, democratic and independent nation, founded up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ty and justice and ever seeking the welfare and happiness of her people in a more just and equal society.”

李显龙总理承认错误的勇气与刘程强的协助政府推行适当的政策的承诺，是我们普通平民百姓希望见到的政治家的风范。朝野间分别接触到不同的人物，听到不同的声音，对人对事有不同的诠释；通过合作磋商的方式来改善民生、推动民主的进程，的确远比新加坡建国时代、甚至互联网还无法发挥影响力的时代那种对抗式的政治模式更接近民主，更接近我们共拥的新加坡梦，to build a democratic society based on justice and equality so as to achieve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for our nation.

甘蔗田之歌

有人说甘蔗水是最不卫生的饮料，长长的甘蔗搁置在小贩中心的地板上，吸尽地上的秽气，还可能有老鼠蟑螂等光顾过。甘蔗就这样送入榨甘蔗机，在滚轮间挤压出一杯杯清甜美味的甘蔗汁。

说归说，现代医学研究指出甘蔗除了含有丰富的糖分（蔗糖）外，还有各种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的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有机酸、钙、铁等物质，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营养和热量。套王维的《敕赐百官樱桃诗》：“芙蓉阙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阑。才是寝园春荐后，非关御苑鸟衔残。归鞍尽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饱食不须愁内热，太官还有蔗浆寒。”饶是 苦瓜苦苦连皮煮，甘蔗甜甜丢了渣，只要肠胃抵受得了，美食当前，怎能错过？

当年同济医院前哇燕街（Wayang Street）是个露天的美食天堂，那摊专卖甘蔗汁的路边摊生意超好，长长的甘蔗搁置在马路上，一大杯甘蔗汁加冰两毛钱，不加冰三毛钱。炎热的晚上，从住家走到哇燕街，甘蔗汁喝在嘴里，抗热消暑，可以甜上一整夜。到了1980年代，路边摊逐渐迁入小贩中心，哇燕街也黯然隐退，在新加坡地图上消失，百年新加坡街边风情画走入历史。

（当年同济医院前哇燕街（Wayang Street）是个露天的美食天堂，前面的马路是New Bridge Road，俗称大坡二马路。NHB）

消失得更早的是新加坡的甘蔗园。19世纪的新加坡曾经栽种过今天无从想象的香茅（lemongrass）、沙谷米（sago）、黄梨、甘蜜与胡椒（gambier， pepper）等，也曾经拥有过青绿的甘蔗园，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妇幼科医院KK Hospital是最好的见证。我家是广东人，称KK为竹仔园，岳父一家是潮州人，称KK为Tek Kah，讲华语的年代，称KK为竹脚医院，都跟竹蔗有关。据说当年KK医院建在一个长满竹蔗的山丘下，所以华人为这个地方取名，不论方言或华语，都以“竹”为地标。当然“竹脚”这个地方不只是医院出名，竹脚巴刹也曾经风光一时。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4/kk-hospital.html

据说甘蔗原产地可能是新几内亚以及印度等地，后来传播到南洋，提炼甘蔗糖。新加坡的天气与土壤似乎不适宜这些农作物，间中还有投资家因种植甘蔗而破产等，其中一个例子是马里士他先生（Joseph Balastier）。1836年美国独立六十周年，来自美国的植物学家马里士他被委任为第一届驻新加坡的美国领事。他早在1834 年左右便住在新加坡，向殖民地政府买了一千亩地（4 sq.km）来开辟甘蔗园（Balastier Plain），可惜由于天灾、劳工、虎患和税务等因素，甘蔗园经营失败，马里士他宣告破产。在妻儿双双病逝后，1852年马里士他回美国终老。

除了纪念这位美国领事的马里士他路（Balastier Road）之外，大人路（Tai  Gin Road）也可能是纪念马里士他的。当然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如当年深受华社爱戴的华民护卫司毕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住在大人路，既然毕大人住在这里，后来就成了这条路的俗名。另一个说法是因为大人路的晚晴园曾经接待过孙中山。孙中山搞革命，先后来过新加坡八次，最后一次是1910年，其中三次入住晚晴园，前后共五个月，数场重要的革命都是在这里秘密策动，包括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12月的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4月的河口起义等。几番风雨，几度春秋；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所以称它为大人路。

新加坡潮州福建人还有正月初九拜天公的习俗，拜天公离不开甘蔗，认识老婆大人这么多年，还没见岳父间断过。天公信仰，源自古代华人敬天，后来演变成道教的玉皇上帝（玉帝）。玉帝是道教仅次于三清道祖的至高无上天神，诞辰是正月初九。至于为何使用甘蔗，可能在潮州福建话里，甘蔗与“感谢”谐音，所以用甘蔗来感谢玉帝。也有传说当年战乱，福建人到甘蔗园避难，离开甘蔗园当天刚好是正月初九，认为是玉帝保佑，所以用甘蔗来谢恩。

那年在北海道，听Miharu San（美春小姐）讲述二战其实对日本人影响良深，并不像外界所说的日本人完全无知。日本人相信因果报应，对日本人而言，美国战机在长崎市投下的第二颗原子弹是阴差阳错的结果，更糟的是当时连下豪雨，使到辐射物沉淀，水洗长崎。杀伤加上后遗症，生灵涂炭，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终极代价。美春介绍我看一部日本影片《甘蔗田之歌》(さとうきび畑の唄)，描写二战期间，琉球被美国攻占的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美好的家庭的悲欢离合。犹记得当时美春一改平日嘻嘻哈哈的作风，语气甚至带点哽咽，使我感触良深。

琉球群岛是盟军与日本交战双方重要的军事据点，1945年发生太平洋战争中规模最大的冲绳岛战役（Okinawa），也是最后一战，代号“Typhoon of Steel”，动用海陆空三军，是太平洋战争中伤亡人数最多的战役。当时日军10万人迎战美军54万，双方军力过于悬殊，最终冲绳岛上的老少都被征参战。冲绳岛之役日军全军覆没，百姓也死了9万余人。美军战亡人数1万余人。

最近终于找到这部2003年日本拍摄的《甘蔗田之歌》，导演：八木康夫，主演：黑木瞳，坂口宪二  。幸子祖孙俩来到冲绳，在青翠的甘蔗田中，外婆幸子向孙女讲述二战时家庭的悲惨遭遇。幸子的父亲平山幸一在大阪的照相馆工作，某天一位美丽的千金小姐（美知子）来拍照，他为了多看那位美眉，故意把相片拍坏，后来两人私奔到冲绳岛那霸市，靠着在甘蔗田干活的积蓄开了照相館。夫妻俩对子女重复说着这个故事，旧照片和珍藏的割甘蔗的镰刀，是两人共拥的甜蜜的回忆。

（甘蔗田之歌）

随着日本战事节节败退，盟军攻打冲绳岛，新婚的长子应征入伍，次子则自愿从军，为了天皇陛下，死而无憾，16岁的女儿美枝自愿当战地护士，为国效忠。至于一生的梦想只不过是好好经营那家平山照相馆，然后自然终老的幸一也被征召入伍。幸一鼓励大家一定要努力活下去，建立自己幸福的家庭。

战乱中，幸一在甘蔗园巧遇在逃难中剛生产的妻子，第一次见到出世的女兒，取名幸子，希望她会是个幸福的孩子，长大后生活在幸福的時代，并拍下幸子的笑容。

幸一和两个从军的儿子都先后战亡，美知子和孩子们所藏身的洞窟被美军包围。那时日本政府告诉国民，如果投降会被美国人凌辱、女人会被强暴，但美知子想到丈夫要“活下去”的一番话，不顾大家阻扰，带着三个小儿女走出洞窟，小女兒对持枪的美军说：Do you kill me? 美军放下手枪，粉碎了日本政府的谎言。

美知子在俘虏营与美枝相遇，无意中看到一位美军拿着幸一的相机，知道幸一因为不忍心向受重伤没有战斗力的美军下手，结果被同胞杀死了。幸一在战争中拍下的照片，都是微笑着的脸。

幸子的故事说完了，孙女感动落泪，看着這些旧照片，外婆婴儿时期可爱的笑容，不禁拿出手机，跟外婆自拍，在夕阳下的甘蔗田中笑得格外灿烂。

（孙女与外婆）

琉球新报是冲绳的两大报纸之一，在2007年报导：“有很多琉球人作证说，日军指示他们自杀。还有一些人也作证说，他们被日军士兵投掷手榴弹（自行炸死）。”一些平民，经日本宣传诱导后认为，美军士兵是野蛮的，他们犯下各种滔天罪行。因此，他们宁可杀害他们的家人和自杀，以避免被俘。其中一些将自己和家人从现在的和平纪念馆所在的悬崖扔下。

（有很多琉球人作证说，日军指示他们自杀，其中一些将自己和家人从现在的和平纪念馆所在的悬崖扔下。）

看日本人所拍摄的对二战省思的电影，森山良子(Moriyama Ryoko)的歌声贯穿整部电影，直接明确地表达了日本民众反战的态度，背后的诚意叫我深深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