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任君，《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原文刊登于《怡和世纪》第47期，2022年6月
这个题目有点无厘头，两个地理名词和一个国际组织，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扯在一起呢？
别急，且听“四脚亭”讲古人如何将它们串连起来。
一切还得从建国总理李光耀说起。
晚年的李光耀对我国年轻一代缺乏中英双语双文化的能力感到忧心忡忡，他著书立说宣示自己对此事的重视，将建设“新加坡的双语之路”视为他“一生最艰巨的挑战”，大力推动华语华文的学习、推广华文的浸濡，并责成母语教育政策的调整和改革。
这些都已广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关心的程度还不止于此。他对华文报也很关注，除了担心华文报的前景，也很注意报上用词的规范化问题，因为这会影响年轻一代对华文的学习。因此，他不时向华文报负责人提出这类问题。
2009年5月8日凌晨1点多，他忽然传来一则电邮，和我讨论华文报用词问题。他说，本地媒体很多中文词语是我们自创的，例如巴士、德士、脚踏车、巴刹等。他觉得这种将英语和马来语掺杂进华语的做法无异是在创造外人听不懂的“新加坡式华语”（creating Singlish in
Mandarin），认为我们应该采纳中国的标准用语，将这些名词改为公共汽车、出租车、自行车、菜市场等。
收到电邮时，早报刚好完成清样，已经很累了，但李资政的提议还是得优先处理，何况电邮除了抄送给新加坡报业控股的几位最高领导外，也同时抄送给总理和多达九名部长，加上其他官员，足见他对此事重视到什么程度。
还好他所提出的问题是我熟悉的，在日常工作中不时与同事或外部专家讨论过。我翻查了资料，斟酌一下就连夜回复。我告诉他，我同意华文报应该尽量采纳中国的标准用语，其实《联合早报》长期以来就已有意识地采用中国对世界地名、人名、术语和专业词汇的标准译法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读者觉得早报比起港台报章更亲切易读的原因。
但我也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解释说，像巴士、德士、脚踏车、巴刹、大耳窿等都是一些本地沿用已久或具有地方特色的约定俗成用语，读者已经习惯了，不能随便改；我还指出，其实中国的用语也不见得完全规范化，例如bus也继续叫“巴士”，taxi虽叫“出租车”，但“乘出租车”却称为“打的”，和我们的“搭德士”雷同。我也提到了一些具有南洋色彩的用词，例如“峇峇”、“娘惹”等，是中国标准词语所无法取代或准确表达的。
我表示，若将这些本地惯用语都改掉，不但读者会不适应，产生疏离感，我们也会丧失本地中文的独特性。
事实上，这个课题是华文报同人和本地华文专家或一些文化界公知长期关注并时有讨论的，大家的一个大致共识是：采纳中国的标准词语是大势所趋，作为中文世界的一个小“文化体”，我们也只能跟着大潮。但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元种族、语文和文化的国家，我们也应该保留本身的一些语文和文化独特性、一些南洋色彩，因为它们对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构建做出重要贡献，也丰富了世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况且早报毕竟是一份新加坡人办给新加坡人看的报纸，不能本末倒置，一味迁就国外读者或新移民。
这种“共识”让我在回复李资政的问题时有所依据，也有一些“底气”。但在表达不同看法的同时，我也不忘强调，这类本地惯用的独特中文词语毕竟不多，若将来要改的话，也不能只限于华文报，而应包括广播媒体。我也向他建议，华文媒体用词的任何改变最好是通过现有的机制进行，也就是提交给附属于新闻与艺术部的“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去讨论和执行。
无论如何，从李资政的电邮内容和抄送名单，可看得出他对本地华文的应用关心到什么程度。他用心良苦，不希望Singlish现象也出现在新加坡华语中，从而影响我们和中文世界的沟通和接轨。但他并没有坚持本身对个别用词的意见，过后也没再追究这件事。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标准用词以中国为准”这一大原则的坚持，也不忘跟进。
2010年8月，华文媒体机构就接到华文媒介统一译名委员会的正式通知，要求将一些现有的“不规范”外国名称根据联合国/中国的标准名称全部改过来，几个较显著的例子是沙地阿拉伯、寮国、印尼、澳洲和纽西兰，分别改为沙特阿拉伯、老挝、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城市的名称也必须一律根据中国的标准译法，但也有例外：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一些城市名富有当地色彩，我们也沿用已久，可以继续采用现有名称。
这个大原则本来就是我们认同而且已经在实行的，因此抓回几只漏网之鱼完全不是问题，读者也能接受。原则固然要遵循，但细节还是可以变通，例如“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在新闻中第一次出现时写出全称，但接下来在行文和标题中就可以简称为“印尼”和“澳洲”。
然而，偏偏就在通告发出几天后，新西兰的Christchurch发生了大地震，这可是国际大新闻。这个城市是新加坡人所熟悉的，很多人去过，大陆以外的华文媒体向来将之意译为“基督城”，对看懂英文的大部分早报读者来说，这个译名再简单明了不过了。
但根据标准译名，这个城市的名称就不得不跟着中国的译法，改为又长又拗口的“克赖斯特彻奇”了！
这一改不得了，立刻炸开了锅，引来一片谩骂声，骂得很凶，指责早报放着一个一目了然、简明优雅的名称不用，却舍简求繁，用一个又难念又难记的名称取代，多此一举，迂腐退化，与新闻用语力求简洁的原则背道而驰，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
还有一些人怒气冲冲地责问：为什么一切都要跟从中国？非得采用中国的标准不可吗？
潮水般的批评谩骂出现在网上、电话中、读者来函中，连报业控股高层也接到投诉，不胜其烦，而且不只来自外面，报馆内部也出现了不解和不满的声音。
这么强烈的反应出乎我们的意料，编辑部有如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只能耐心地对内对外解释报馆的新闻用语原则，并说明原则一旦订立就必须遵守。与此同时，我们也稍作灭火补救：每次在“克赖斯特彻奇”第一次在新闻中出现时，必定括注“前称基督城”，在行文和标题中则尽量避免重复这个名词。
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切都以中国为准的，“亚细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外。
上述统一译名委员会发出的通告就明确说：国际组织的名称应以中国和联合国的名称为准，但“亚细安”除外。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在1967年成立，新加坡华文媒体一开始就采用了“亚细安”这个音译名称，沿用至今。
中国采用的名称则是“东盟”，台湾是“东协”，马来西亚华文报开始时用“东合”，后来有一些改用“东协”，现在似乎全都跟着中国用“东盟”了。
个人觉得，三个译名之中，“东协”显然比较准确；“东合”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合作机构”，但英文原文并没有“cooperation”字眼，不知“合作”从何而来？
至于“东盟”的称法也值得商榷，英文原文中并没有“union” （联盟）一词，而亚细安也的确不是一个union，至少与欧洲联盟比起来，无论是组织的形式或实质内容、一体化的程度等等，离开“联盟”都还非常遥远！
中国的标准译名非常考究准确，尤其是像新华社这样的权威性新闻机构，对国际地名、人名、组织名称和新闻名词等的翻译，向来非常精准，简直无懈可击。因此，中国出版的各种标准译名书籍或手册是报馆的国际组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那为什么会将Asean这个明明只是association而不是union的组织译为“东盟”呢？
这个疑问存在心中已久，但问了一些中国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朋友都得不到答案。多年前有一次到北京开会，遇到一位认识已久的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就抓紧机会问他这个问题。他哈哈笑说：1967年这个东南亚组织成立的时候，冷战正酣，中国一看组织的成员，就立刻将它定性为“东南亚反共联盟”，因此“东盟”一词就这样定下来！
他的解释当然不能代表官方，但他毕竟是位熟知中国内情、备受国内外尊敬的严肃学者，而且解释得合理，个人觉得相当靠谱。
这么看来，“东盟”这个名词是带着政治色彩，而不是在专业考量中产生的。
除了“亚细安”之外，新加坡华文媒体没有采纳中国称法的另一个显著例子是South
China Sea，中国称之为“南海”，我们则一直沿用“南中国海”——其实，几十年来，早在它的主权争议成为新闻热点之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文报都一直采用这个名词。
但我注意到，近些年来，东南亚几乎所有中文报都跟着中国采用“南海”的称法，唯独新加坡例外，还是坚守着“南中国海”。作为在华人世界、尤其是在中国大陆拥有广大读者的《联合早报》，这个差异特别显眼。甚至刺眼。因此，我在一些国内外场合常会被问起这件事，必须费一番唇舌解释。
2011年8月，我乘着受邀到河北保定市参加“第七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是联办单位）并发表演讲的机会，清楚阐明早报采用这个名称的原因。
在那篇题为《从侨报前身到新加坡的“国家事业”——<联合早报>的历史演变》的主题演讲中，我是这么说的：
“作为新加坡的主要华文报，《联合早报》自然必须维护国家的利益，而这个利益就包括新加坡与邻国维持和平、友好及合作关系。例如，在我们的东南亚邻国和中国发生领土或领海纠纷的时候，我们不能偏袒中国，必须保持中立。
“因此，像南中国海主权纠纷这样的政治课题，《联合早报》作为一家了解中国历史和现状的华文报，虽然很清楚中国及其人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和感受，但我们也必须照顾东南亚邻国的立场和感受，更重要的是遵循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对这些主权纠纷严守中立。这个中立的态度除了表现在报道和言论之中，也表现在遣词用字和一些特定词汇的运用之中。举例来说，South China Sea这个关键名词，早报采用的是‘南中国海’这个我们沿用已久的、能够清楚表达其客观地理位置的译名；我们不根据中国的习惯采用‘南海’这个显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称谓。”
我解释说，这个具体例子或许可以形象地说明作为东南亚国家的主流报章和作为“侨报”在思维和意识上的差别，而这也是早报和很多东南亚的华文报不同的地方。
由于与会者都是来自海内外各地的学者和媒体人，见多识广，对我的说法大致能够接受。
综上所述，贯穿基督城、亚细安和南中国海的那条线很明显就是政治了。连译名也是离不开政治的，李资政要我们跟着大势放弃“基督城”，但并没有要我们也放弃“亚细安”和“南中国海”，这何尝不是一种政治智慧的细致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