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份，新加坡二战历史研究会主办四场周末《二战历史之旅》，我负责8月28日最后一场，跟40多位旧雨新知走牛车水。
大检证
从牛车水地铁站F出口走出来，就是日据初期海山街大检证现场。大马路和二马路街口被铁丝网封住，蹲在街上的华人不明所以，此刻不知下一刻的命。
1942年2月15日傍晚时分，连日来轰炸枪弹声消失了，平静得很不真实。联军总司令白思华正在福特工厂，坐在日本25军总司令山下奉文面前签署降书，新加坡进入三年六个月的昭南岁月。
新加坡沦陷四天后，山下奉文发出正式检证命令，“扫荡敌性华侨”。军令以日军的兵力将转用到其他地方，必须免除后顾之忧为由，尽速找出“敌性华侨”并处决之。估计可能5万人被屠杀，不过确实的死亡人数没人知道。无论数字的多寡，检证是山下奉文领军下对非战斗人员、无武装能力的平民的屠杀行为，这种违反人道，违反战争公约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历史污点。
按照检证的规划，“敌性华侨”的对象共九类：（1）跟蒋介石的国民党有关；（2）财产超过五万元；（3）抗日侨领陈嘉庚的支持者；（4）报馆记者、教师、中学生、游离分子以及拥有军火者；（5）共产党员与海南人（日军认为多数海南人为共产党或抗日份子）；（6）到新加坡少过五年；（7）私会党徒；（8）华侨义勇军；（9）英国政府的雇员。
检证共三轮，第一轮2月21日至23日，九个大区包括大坡、小坡、惹兰勿刹、芽笼如切、后港、中峇鲁、丹戎巴葛、杨厝港、武吉知马，海山街为大坡的集合点。由于时间匆忙，各区有自己的做法，不过主要是由戴着面具的汉奸从旁指认，最荒谬的包括生死门，走左门右门来决定命运。其他不合理的问题包括你认识陈嘉庚吗？汪精卫和蒋介石谁比较好？你反对日本皇军吗？你有捐钱给中国吗？甚至以欺骗伎俩，教书的请举手，你马上可以回家...
第二轮2月28日至3月3日，对象是郊区和根据情报上门逮捕的抗日人士。
第三轮至三月底，不过规模较小，主要是远郊的小乡村。过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军政府下令重新开业，同时推动娱乐、赌博等活动。
豆腐街与长泰街的民生
牛车水地铁站F出口的背面曾经是豆腐街，如今已成为芳林苑和唐城坊的一部分，这里就像个广东三水村落，居住着许多三水婆，后来有个优雅的名字“红头巾”。三水婆来自三水，拜过芦苞祖庙后，轻轻的一声祝福，踏上未知的征途，由同乡人介绍入行，多数从事建筑。一群离乡背井，没受过教育的女人遇到战乱，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你看我我看你。当时碧山的广惠肇碧山亭是个广东人坟场，听说那里山穷水远，又有祖先庇佑，日本人应该不知道那个地方，不如就到那儿避难吧！她们就结队去了。后来日军政府游说华人到200公里外的兴楼开辟新昭南模范村，她们属于建筑大队，因此也跟着去了。战争结束后，一万多华人乘车回来新加坡，她们为了省钱，戴着红头巾，穿上自己制作的树胶拖鞋，徒步回到豆腐街。
福建街上段的地标包括福海大厦、芳林熟食中心、Park
Royal Hotel等，这里就是从前的长泰街，得名自长泰庙。长泰庙旁的店屋住着从广东新会下南洋的“读书人”谭恒甫，在住家创办有恒学校。谭恒甫在广州民国政府当官，但因不适应官场而转行教古文。孙中山逝世后，谭恒甫一方面担心民国政府中止方言教学，另一方面挂念来到新加坡后音讯全无的大儿子。跟同乡梁启超商议后，决定变卖家产，一家八口移民到新加坡。他先在养正学校教书法，后来才在自己家办校。何乃强，徐祖燊都在那里学过古文和书法。
日据期间，一群穿着制服的日本军官咚咚咚地踏上有恒学校三楼住家，指名道姓要见谭恒甫，大家都以为老先生此命休矣。原来日本文官久仰谭恒甫大名，有意拜师学艺。文官登门习字的时候，顺便捎来米粮食物，由谭家分派给街坊。长泰街有军政府关照，街坊的日子自然好过多了。
谭恒甫、许允之、吴纬若统称本地三大书法家，谭恒甫以魏碑体著名，许多商店都找他润笔写招牌。流传至今，最醒目的就是“天演大舞台”，注意“演”字少了一点，书法家造字是颇普遍的。
“天演大舞台”落成时碰上经济萧条，无法天天演戏。邵氏机构收购后易名皇宫戏院，上映抗日的爱国电影。日据时期，天演大舞台易名昭和剧场，二战后改名大华戏院。
军指定地点
广合源街34号的前身是鸦片烟馆，日据时期鸦片山下比必士路（Pepys Road）的鸦片烟厂照常生产，鸦片烟馆亦照常营业，染上烟瘾的“鸦片仙”从战前的约16,000人翻倍至3万多人。1946年政府才通过法令禁止销售鸦片。
广合源街的大马路街口有间日据时期成立的自然影社，英文名Chew
Studio，这是官方钦点拍照做劳务证件的摄影社。就本地方言而言，Chew可能是姓周（潮州、福建）或赵（广东），但是自然影社的家族是姓尹的广东人。原来昭南的昭粤语念chew，因此造成许多误会。
客纳街俗称大门楼，坐落在大门楼尽头的吾庐俱乐部是从前的“百万富豪俱乐部”。1942年2月27日（第二轮检证），日军把250多名华商聚集此处，在日本军政府的“指导”下，
1942年3月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林文庆“获选”为会长。虽然协会的表面初衷是替当局与当地华人进行调解，不过日本军政府利用华侨协会索取5000万元 “奉纳金”，作为击退英军和死难日军家属的安抚费。
昭南岛华侨协会后期也负责执行日军所推行的政策，例如协助募集劳工、登记失业者、号召华人到兴楼开拓新昭南模范村等。
吾庐俱乐部对面是养正学校前校址，保留着进入学校的四级台阶。日据几个月后，华校被令复课但只能教导日文。教师即学即用，上午学日文，下午回校教学生。虽然不能使用中文教学，老师依然通过口述向学生灌输知识和价值观。由于对日军印象不好，当时报读的学生不多。
粤剧场所
梨春园是19世纪末落成的大戏园，可以边喝茶边看戏。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在吉兰丹哥打峇鲁成功登陆，紧接着军机轰炸新加坡市区，众人还在睡梦当儿，梨春园被炸毁，当时邵氏机构刚将它买下，还没来得及放映电影。现今的梨春园乃战后重建，90年代修复后的面貌。
梨春园亦为革命温床，汪精卫、胡汉民、黄兴来过宣传革命，粤剧戏班振天声演“革命”戏。当时的粤剧以粤语对话，京话唱戏，振天声凸显革命情怀，一律使用广东话，被维护传统人士形容为不伦不类。更早的太平天国年代，反清的广东红船戏班被清朝追捕，有些逃到本地成立梨园堂，发展为八和会馆。
万拿山上的山仔顶人民剧场70年代兴建，初期主要是演广东大戏。人民剧场兴建前这里有些阴森。话说二战结束后，有些人受到惩戒，轻则耳垂被割下来，重则不见了两只耳朵。他们是帮军政府做事的汉奸，因为欺人太甚而被割耳。这座小山坡还出现过被绑在树干的尸体，心肝都被挖了出来。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这些汉奸曾经犯下“滔天大罪”，譬如提供抗日情报，害到街坊家破人亡等。
尼路周遭的日本人印迹
早在1870年代，新加坡已经有日本人的踪迹，多数集居在小坡密驼路一带。20世纪初牛车水的戏院横街（丁加奴街）、番寨尾（史必灵街）都有日本妓院，“番寨”取义于日本娼寮，顾客多数是附近的人力车夫。
尼路和丹戎巴葛路交界的前人力车局外墙保留着日本名“Jinrikisha”（跟福建话“人力车”音似） 和“车务差馆”。19世纪初落成的人力车局，一般称为“车牌馆”。由于人力车的撞车事故频繁，政府实行执照条例来管制，就像管制汽车一样。早年的脚车也必须领车牌，可是“非法脚车”越来越多，到了无法管制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正式废除。
战后，车牌馆改头换面，成为政府诊疗所，街坊纷纷到车牌馆看医生，带孩子到车牌馆打针。
车牌馆对面的卫理公会花菲教堂就是从前的金华戏院，最轰动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刘三姐》和陈宝珠登台。金华戏院的前身为华英、帝国（日据时期）、重庆。由光艺机构买下后重建成如今的规模。
传统会馆求存
鹤山会馆以鹤山狮起家，百年老狮王是新加坡第一头醒狮。二战蔓延到新加坡时，本地会馆的会务大都停顿，文件被销毁，鹤山会馆也不例外。当时的座办将会员名册偷藏起来，以便日后可以召集人马重振会馆。
日据几个月后，会馆理事冒险向政府申请重新开放，竟然获得批准。不过当时人心惶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应并不理想。军政府庆祝天长节，“邀请”会馆出狮助庆，铁蹄下敢说不吗？
战后会员开始回流，鹤山狮重振旗鼓，参与过英女皇加冕庆典，新加坡独立时受邀到电视台录制本地文化之舞狮单元，参与21世纪遗产节活动等。
世界红卍字会根源于道院。1922年正式成立济南道院，1924年道院和红卍字会在日本发展起来，参与过日本赈灾，因此日军对该慈善组织颇熟悉。冈州会馆注册为红卍字会第六支所，因此免受日军占用和破坏。当时遇到空袭警报，街坊纷纷跑到会馆，躲在桌下避难。会馆每天开放给街坊施医赠药，每天供应两餐免费白粥，让求诊病人和贫苦大众治病充饥。
战后民间纷纷办学，让失学的孩子受教育，冈州学校复办。妇女宪章实行前，已经推行文明婚姻，由会馆主持婚礼。
顺便一提，古冈州指的是五邑：新会、开平、恩平、台山、鹤山，如今的冈州指的是新会，最出名的土产就是新会陈皮。如果喜欢喝普洱茶，不妨尝尝陈皮普洱（柑普茶）。
花街的琵琶仔
恭锡街、德霖街和若全街合称三街坊，这里是战前闻名的花街，穿着旗袍，婀娜多姿的琵琶仔和阿姑做生意的地方。所谓一楼二房一大厅，指的就是这些妓院谈情说爱的基本格局。战后50年代韩战带动树胶业，暴发户带动花街交易，变成一楼六房无大厅，纯粹成为性交易场所。
女人在战乱时代，生命变得特别脆弱。德霖街10号住着红牌琵琶仔月小燕，原名何桂棉。她即为“妹仔” （奴婢），又为“琵琶仔”（艺伎）的遭遇，见证了女人被当成工具般利用的时代。何桂棉在广东顺德出生，6岁被卖到有钱人家当“妹仔”。中日战争期间，跟着养母到处逃亡，18岁（1940年）被转卖给龟婆（鸨母），带到新加坡当琵琶仔，过着夜夜笙歌的生活。本来说好三年后就可以赎身，不幸碰到日战，还几乎被捉去当军妓，幸好死里逃生。日战结束后英殖民地政府不承认香蕉票，龟婆以血本无归为由，命令何桂棉多做两年。
何桂棉26岁恢复自由身后，决定找个好男人从良，当时连嫁妆都是自己准备的。她花了两千元在大世界詠春园摆婚宴，丈夫以大雨为借口，连自己的喜宴都不出席。
何桂棉婚前花了一笔钱买屋子养老。丈夫遇上车祸后意志消沉，流连赌场，欠下一屁股赌债，她才让丈夫知道自己有屋业。何桂棉把房子首饰变卖，作为日后的生活费。这段婚姻维系了42年，直到丈夫去世。
何桂棉最终能够脱离妹仔和烟花巷的生活，还存下一笔钱安度晚年，属于少数幸运的例子。她年轻的时候为广惠肇留医院筹募善款，获得一对首饰作为答谢礼。何桂棉已经96岁了，托人将这对收藏60年的吊坠回赠给留医院文物馆，了结了一段超过半世纪的不了情，令人倍感温馨。
2017年10月11日，何桂棉往生。那是转赠吊坠没多久后的事。
武吉巴梭
武吉巴梭俗名有广西街（因为隔壁是广东民路）、公馆街（公馆林立）、二奶街（屋子新，金屋藏娇）。
晋江会馆地方大，跟冈州会馆一样，军机轰炸的时候成为另外一个避难所。它被日军用作高级军官的风月场所，住在里头的是来自韩国和台湾的慰安妇。由于被破坏，战后进行重建，成为今日的规模。为了解决失学问题，晋江会馆在 1947 年创办晋江学校，为孩子提供正规小学教育，运作至1975年，当时只有少过10%的孩子报读华校，华文源流教育已成明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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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是救援中国的大本营，日据时期被占用为高级军官俱乐部。1938年10月10日设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这里成为南侨总会办公室，会长陈嘉庚（64岁）为了工作方便，干脆在三楼留宿。三年多的募捐款项达50亿元国币，支撑全面抗战的中国财政，不至于陷入国家破产的危机。
蒋介石要求人力支援的时候，陈嘉庚发动南侨机工招募活动，号召司机和车辆技工回国服务。他们在同济医院留宿，后来由南天大酒楼提供免费住宿，在双林寺受训后乘船到越南，转乘火车到昆明，负责滇缅公路的物资运输，当时约300人经仰光赴昆明。这些热血青年当中有些有家眷，家境富裕，不过为了祖国与理想不惜一战。
1939年2月，第一批80先锋回国服务，其中32人来自新加坡，48人来自峇株巴辖，包括大华酱油的创办人白清泉，半生参战打日军，半生创业卖酱油。
一个月后，第二批200多人从怡和轩出发。接下来5月500名，到了8月，半年内已经有2000多人回返祖国服务。最终共15批，3200多人，包括18名马来人，54名印度与锡克人。
南侨机工的下场如何呢？约三分之一在战争中罹难，三分之一战后回返南洋，三分之一留在云南。由于他们的资本主义背景和以国民党军人身份抗战，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视为国民党特务而受到迫害。
马来亚战役联军节节败退，殖民地当局再三要求陈嘉庚出面。1941年12月30日，陈嘉庚号召华人参与星华义勇军（Dalforce）。
1942年2月1日，日本开始大规模炮击新加坡。总司令林江石命令星华义勇军部队成员到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南侨女中）集合，到场的实际人数为1300多人。他们领取19世纪的旧式步枪和平均每人15发子弹，三天后接获命令到前线部署及抗战，参与过裕廊、林厝港、武吉知马等战役。星华义勇军参战，可能加深日军对华人的仇恨，成为屠杀华人的另一导因。
陈嘉庚的特殊身份地位，成为日军的心腹大患。日本企划院的《华侨研究》指出“若将此人除掉，不但马来亚之抗日运动，即凡其他华侨社会活动，均无需考虑矣”。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逃到印尼，最后在玛琅（Malang，东爪哇）定居，人称“玛琅避难”。陈嘉庚福大命大，在印尼数次跟日军面对面，但都以老态龙钟或装聋作哑而化险为夷。战后陈嘉庚回到新加坡， 1950年前往中国定居，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常务委员等，1961年8月12日于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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