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二）

（文接《华文何去何从》（二之一），刊登在1990年《联合早报·言论》的文章）

推广华语已经度过了十个年头，华语在取代方言，成为一般华族间的共同语的收效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我们必须牺牲好些优美传神的方言词藻。当推广华语运动升华至“在公共场所讲华语”时，我们认为已经不再是纯粹华人社会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它已经偏离原来以华语取代方言的宗旨；二是基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性，工作场所中容易与非华族人士产生藩篱。我们大抵都有因异族同胞用他们的语言交谈而感到不自在的经验。少数民族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而对华文问题表示关注，我们有必要舍身处地，以谅解的心情来看待另一群新加坡人，而不是以这是我们华族的问题拒他们于门外。

如果推广华语运动有必要涉足更广的层次，与其通过敏感却未必收其实效的口号如“华人·华语”，“在工作场所讲华语”等，不如深入探讨如何改变家长及学生对华文的厌恶态度、如何使学习华文充满乐趣、如何推行有效的华文教学法、如何有效地吸引人们通过华文来认识华族文化等更为实际。

（悠悠岁月洗不去华校生的心理创伤。图片来源：《联合早报》1990年11月22日）

华文---历史的里程碑

最近曾经跟一位资深的英文顾问谈及新加坡的语文问题。他华英兼通，既能口操京片子式的华语，又能驾驭完美无瑕的英文。对于新加坡华文程度的低落，语文受到严重污染无动于衷；相反的，对于新加坡人无法掌握英文耿耿于怀，并再三举例，对好些议员在国会开会时未能以纯正英语与文法发言而深感烦躁。

他教导过多个英文班，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有书记、数学家、工程师、经理等。他的看法是“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英文教育出现大问题”，与“我们十二年来的中小学华文教育出现大问题”，语文不同，实质一样。双语政策并没有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双语人才，可悲的是我们当中或许多人还自以为掌握了双语，以“新加坡式英文”或“新加坡式华文”沾沾自喜，感到颇自豪。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我们未必能以最精确的词汇来表达思想感情，它们并没有阻碍社会的发展，每一年都取得可观的经济成长。

当新加坡仍属大马联邦的成员时，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民的马来西亚。可是度过澎湃汹涌的新马分家后，新加坡政府必须收拾残局，力图挽救一个四分五裂，前途未卜的国家。当时移民心态充斥各阶层，加上种族、宗教、语言的对立十分尖锐，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意识（包括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的民族，促使这群一盘散沙的人民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便成为政府当务之急。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体系中，到底新加坡该采取哪个模式？

我们认为当时政府有意选择美国这国际大熔炉为新加坡建国的最佳参考模式。

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千千万万欧亚人民大局移民美国。在这大熔炉中，各国（德、英、荷、法、波等）的文法、语言、宗教都融为一体，移民在刻意或无意间忘记了他们的祖国，语言与宗教，最终形成一个讲英语的基督国家。

“熔炉”政策的后遗症

有这建国两百年，建国工程浩大，经济军事力量都在全球举足轻重的实例为借鉴，政府选择美国模式似乎是最合情理、最不可或辩的了。

这套“熔炉”政策实行了二十余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反而带来许多不忍卒睹的后遗症。

我国人民在这种安排下淡忘了他们本身的语言、风俗，逐渐形成一个说英语的社会。按照常理，我们应该沾沾自喜才是。令施政者紧急刹车，采取亡羊补牢的对策的，可能是始于最近两次大选时人民的投票方式以及移民心态的重燃。

受良好英文教育者本是这制度下的最大受惠者，理应感恩图报，可是统计数字却显示这批新权达贵处处刁难政府，眼光短浅，不能忍受那些能为国家带来长期繁荣，却会带来短暂痛苦的政策，而且动辄以移民来威胁政府，个人主义之风泛滥成灾。

当前形势不能不令政府扪心自问，到底教育政策及国民意识的塑造过程中，哪里出现纰漏？

另一可悲、令人扼腕的事实是这批“新民族”一方面几乎与数千年的历史完全切断联系，得不到文化的滋养，另一方面又得不到新文化的认同。我们对这批“新民族”的语言能力有所保留。他们当中，到底有多少人能以英文来建立他们文化的寺殿，寻求文化心灵的归宿呢？那剩余的绝大部分的人们呢？他们无法从传统与新文化中取得平衡，那种彷徨、失落、失望、无助的情愫是迫人促膝深思、扼腕长叹的悲剧。时间空间的转移使我们无法踏上美国的历史道路，就连回归的来时路亦难以复见了。

刻骨铭心的磨练

受华文教育者或许是那时代的伤痕，然而经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磨练，以那种对华文的一线希望而锲而不舍的勇气，亦能在某种程度上克服英文的障碍。回首前尘，我们倒为自己身为华校生深感庆幸，与此同时亦为一般只懂得肤浅英文，两头不着岸的人士感到伤心并寄予同情。到底你我都是时代的代罪羔羊，是一场模式实验的天竺鼠。

（受华文教育者是一个时代的伤痕，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延长了一条文化的命脉）

在这场模式实验中，值得庆幸的是政府在有意无意间留下一艘诺亚方舟---第二语文。这段藕断丝连的巧合总算保住一条文化的命脉。在那段华英混杂而最终进入大统的过渡时期，第二语文的地位危如累卵，学生对华文的漠视以及教师对华文前途的不明确感到茫然，都直接或间接加促华文式微的步伐。或许在那个年代华文的唯一经济价值或历史使命是为了取代另一个令人烦恼的语系---方言。风水轮流转，我们不能肯定是否有那么一天，讲方言运动会像今天讲华语运动般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我们踏出大学门槛之前，系主任梁教授曾语重心，借用了孙膑的“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来嘉励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发奋图强，在社会上有所作为。只要坚守立场，看准时机，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进击，成功必定在望。华文在新加坡的地位特殊，这席话是否适用与这类独特事件，看来只好让另一历史里程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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