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4年12月12日
日本是本地人的旅游热点，跟半个世纪前我成长的年代相比，可谓天渊之别。当年二战记忆犹新，人们对于日货多少带些揶揄与抗拒感，然而日本电影《望乡》却非常卖座。该剧本改编自山崎朋子的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1972年出版），五年后出版续篇《山打根的墓》。
初识南洋姐
我通过银幕上的阿崎婆初识“南洋姐” （Karayuki-san），后来阅读原著了解1870至1920年代，日本九州农村卖女出洋事迹。阿崎婆10岁那年，她的亲哥哥跪着磕头，要求她以300元的价钱卖到海外。年幼的阿崎婆心想：“我看到邻家的女孩子到外国挣大钱，也想要是我到外国去，就可以给哥哥买地，盖上大房子，娶上媳妇，成为顶天立地的男人。”无论阿崎婆愿不愿意，结局应该没有差别。
阿崎婆在北婆罗洲（沙巴）山打根生活多年，三号娼馆老板死后跳槽到八号娼馆。她回国探亲时，哥哥觉得面子不光彩，仍孤独地拖着行李返乡。
再识南洋姐
再识南洋姐是通过《联合早报》霍月伟的报道《为卑微的小人物立史》（1992年8月9日）。两页篇幅报道沃伦（James
Francis Warren）撰写的《阿姑与唐行小姐》（Ah Ku and Karayuki-San：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揭开本地头家、苦力、风月场所与人口贩卖的密切关系。
唐行小姐（南洋姐）是19世纪下半叶至二战前，因家贫被卖到海外的日妓统称。她们或许不知道，纺织、煤矿工业和她们的海外汇款，构成日本明治与大正时代的主要经济支柱，催生“大东亚共荣圈”的军国主义野心。
重读山崎朋子和沃伦的著作后，我启动新加坡和山打根两地的望乡行脚。
白沙浮曾是日本村
1970年代初，山崎朋子从“山打根的墓”来到“新加坡花街旧址”，在小坡的马来街（Malay
Street）、海南街（Hylam Street）和马拉峇街（Malabar
Street）流连，引起店家怀疑后才不舍地离去。
山崎朋子走访白沙浮时，也是我常去马来街对面的改良信托局组屋（如今的Bugis+商场）探望外婆的日子。马来街店屋以成衣店居多，密驼路（Middle
Road）有些日文招牌的皮革店，美国大兵、船员和变性人在黑街（Bugis Street）夜夜笙歌。这些受保留店屋变身为白沙浮广场（Bugis
Junction）。
二战前的白沙浮是个“日本村”，1878年马来街率先出现两家日本妓院，因此得名日本娼馆街。20多年后，几条大街的日本妓院超过90家。来自九州天草、长崎和岛原的南洋姐总人数约1500名，异国情调吸引在本地歇脚的商人、水手和游客，带动小坡的日本美食、医疗、服装、美容、汇款、杂货等行业。杂货店员帮忙南洋姐写家书，G.
R. Lambert德国相馆为她们的丽影定格，相片寄回家报平安，人肉贩子用来打广告。
随着经济日益强盛，1920年代日本政府颁布废娼令。南洋姐中有些对家乡有阴影，继续留在本地，估计约20%从良，做个称职的贤妻良母。
日本人墓地公园
泉和道（Chuan Hoe Avenue）的日本人墓地公园由新加坡日本人协会管理。墓园成立于19世纪末，草坪上的900多个石碑，南洋姐约占五分之一，其他包括平民、商贾、文人、和尚、军人和守墓人。墓园尽头的 “新嘉坡马来十五”碑群底下，埋葬最早一批在马来街逝世的女子。那些陆续因贫病去世的南洋姐以木牌做标志，协会为她们重立“精灵菩提”集体纪念碑。静穆祥和的墓园，串联着新加坡和日本两地的故事。
木下邦的八号娼馆
2024年5月，我们飞往1600公里外的山打根。这里是阿崎婆记忆中大轮船停泊的海港，一号到九号日本娼馆和十多家华人妓院同在一条大街上，船靠岸时特别热闹。
山崎朋子来到山打根时，距离阿崎婆回国有半个世纪，花街的木板建筑早已荡然无存。我们的山打根印象则再推迟半个世纪，海滨出现购物中心、酒店、餐饮场所和双层中央巴刹，华人、马来人、巴瑶人、苏禄人和印度人和谐生活。
经营东南亚书局的林先生与我们谈笑风生，翻出一个甲子前客属公会落成的旧照。华人公会坐落在三马路（Lebuh
Tiga），占地三个店面，根据在地华人流传下来的记忆，底层出租给婆罗洲药房那栋店屋，就是八号娼馆原址。我们从书局走到历史现场只需两分钟。
《山打根八号娼馆》“巧遇——在妓院女老板的故乡”记述，木下邦15岁离开乡下，在横滨的英国人家庭工作多年，喜欢上充满机遇的海港城市。1889年她40岁第一次出国，便抵达慕名已久的新加坡，带着一批和服到小坡做生意。由于市场已经饱和，只好续程山打根开设八号娼馆。
木下邦是阿崎婆口中最讲义气的老板，她购置俯视山打根湾的小山丘用做坟场，并为自己预造生圹。
山打根的墓
终点站是“山打根的墓”。我们从俗称红山顶路的Jalan
Istana入山，路过元首府和“壹九四五年五月廿七殉难华侨纪念碑”，前方左边是“南邑坟场”华人义山，右边是印度与锡克人火化安置场和基督教坟场，马路已到尽头。
或许误解手头上的文字与地图，我们翻越野草及腰的印度人坟场，两度登上广东人墓碑居多的华人义山顶搜寻。黄昏的山头清风拂面，就是不见日本墓踪迹。
天黑前我们沿着基督教坟场旁荒芜的小路，跨越拦路大树干，踩着沙沙枯叶前行，夜暮中出现“日本人墓地”黑色大字。
山坡上最显眼的是两米高的“无缘法界之灵”白塔，背面刻着“熊本县天草郡二江村木下邦建之”，侧面“明治四十一年七月”（1911年），这就是木下邦为南洋姐建的纪念塔，原来她的祖籍也是许多南洋姐的故乡。与纪念塔并排，左边角落的 “法名释最胜信女”石碑底下，就是木下邦长眠之地。
昔日山崎朋子准备洒下从日本带来的水，为孤魂寥解乡愁时，突然发现墓碑都背对着祖国，不禁感怀她们连死后也不想看到故乡。
指南针显示，山坡上的墓碑朝向西南方，山顶40多副南洋姐骨骸合葬的“我南溟之各精灵”墓碑朝南。它们依山势排列，不望乡应该是受地形所限。可能有些亡灵希望有生之年，从眼前的山打根湾码头回归故里。
离开墓地时繁星闪烁，或许星星会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