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克疗法:沉默的一群 - Wage shock therapy

美术陶冶人性，导览奥赛博物馆印象派画作的心情是挺愉快的，访客都兴致勃勃，分享经验，得感谢国家博物馆给大家制造一个站在多幅世界级名画前敞开心房，尽情交流的平台。

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18.html

导览后跟一些访客聊家常，其中一位前报馆记者符先生说他前一天正好接待了几位来自越南的老朋友，他们很希望能像这些印象派画家一样，捕捉新加坡旧风貌，可惜来得太迟，因为新加坡的旧记忆已经消失在城市中。

有人建议以后远方的朋友再来的时候，不妨带他们到乌敏岛一游，岛上还保留着消失中的田园风光，蕉风椰雨泥泞路，就像新加坡的旧乡村。有人建议不需要舍近求远，捕捉今天的新加坡风貌就是为了以后的记忆，所以不妨走入民间，熟食中心冷气食阁走一趟，为了美食不惜忍受着油烟热气排长龙的食客，用餐后杯盘狼藉拍拍屁股松人的众生相，收拾一桌子残局的清洁老人，眼前实实在在的都市镜头不说瞎话，是文化艺术工作者最忠实的灵感。

（乌敏岛上还保留着消失中的田园风光，蕉风椰雨泥泞路，就像新加坡的旧乡村。2010）

1980年代初我们学日本看日本，也要在20世纪末追上瑞士的生活水平。转眼间21世纪第一个年代已过，新加坡人均财富节节飙升，排行世界第六，新加坡的生活成本也排世界第六，跟苏黎世平起平坐。但讲到个人修养与生活素质，还是没有学到别人许多年前的水平。人均财富是社会假象，贫富差距达到不合理的水平是奉行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下的即成品。

不容忽视的是日本瑞士等国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生活成本，换言之，国民可以选择。新加坡不一样，东西南北中，基本消费都一样，没什么选择，不可以回乡耕田，不可以避世。

（Costly cities. The Business Times Jun 13, 2012）

在号称新加坡最大的Old Kallang Airport熟食中心，一位清洁婆婆边清理桌子边跟我聊天。婆婆口操流利的华语，她说方言节目在电视与广播中消失了，只好学华语自保，接触多了就自然讲得流利。请她吃豆花，她说下午三点人潮退了才可吃午餐，回绝了好意。月薪$850，一周六天，朝八晚五。问她晚上还工作不？她还以为我嫌她工作时间太短，说年纪大了，体力透支，做不来了。

（Old Kallang Airport熟食中心：人潮熙来攘往，背后有许多下层人民挣扎求存的故事。2012）

婆婆不知道当年的讲华语运动打击方言，牺牲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娱乐，只知道要活着就必须适应改变中的大环境。婆婆也不知道折算起来一小时$4的薪水是否合理，只知道人活着就必须维持最起码的自食其力的尊严，不需要张开双手向任何人与政府讨钱。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是静默无助的一群，他们知足认命，一块钱有一块钱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想到，也没有想过平等不平等的问题。本来应该享受21世纪世界第六富的黄金年华，却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命力来维持生计。

我们都知道生病了，我们需要有分量有良知的著名经济学者来告诉政客社会病了。可是为什么非要由知名人士出面不可？民生不是应该发自民声吗？

（清洁婆婆边清理桌子边跟我聊天，婆婆不知道折算起来一小时$4的薪水是否合理，只知道人活着就必须维持最起码的自食其力的尊严，不需要张开双手向任何人与政府讨钱。2012）

1979年林崇椰担任全国工资理事会主席时提出通过“工业革命”来进行第一次经济重组（ER1），在新加坡独立15年后实行的ER1，将制造业工友的薪金大幅度提高。2012年4月，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温斯敏经济学讲座教授与经济成长中心主任的林崇椰再度大胆向政府提出挑战，建议展开“第二次经济重组”（ER2），让低薪工友（$1,500以下）的薪金在三年内大幅增加50%，首两年各涨15%，第三年加20%，高薪者（超过$15,000）则在这三年冻薪，以解决收入差距扩大及过度依赖廉价外籍员工等问题。

根据林崇椰的推断，新加坡的工资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42%，是全球最低的一个。相比之下，日本是63%，台湾50%，韩国51%。和其他同等富裕的地区如香港、日本和澳洲相比，新加坡最低薪者的工资少了超过一半。即使与其他人均收入较低的地区如韩国和台湾来比较，新加坡最低薪的工人多年来领取的薪水仍然过低。

（林崇椰教授：这（ER2）是最佳方法，不需要提高各种税率或者对有钱人征收“超级税” 。）

1991年，非居民劳动队伍共有300,800人，2001年后扩大至686,200人，到了2011年，外劳人数增至1,157,000人，而这群非居民劳动人口仅1.7％达到缴交所得税条件的工资水平，需要缴税。廉价外劳涌入，导致本地低薪工友的薪水被压低二分之一，因此即使让他们三年加薪50％至应得薪水的四分之三，仍有四分之一的薪水补不回。

以建筑业为例，香港工人所领取的薪水比本地人多了三到五倍，香港的建筑业并没有引进廉价外劳，可见本地工人的薪金被外劳拉低。本地低薪员工少领超过一倍的薪水，只是保守估计，真实情况可能更严重。因此，假定未来三年为他们加薪50%，他们届时的工资仍然少了50%。

如今面对生活成本与通货膨胀的种种压力，林崇椰的建议使多年来悬而未决、变本加厉的低薪问题终于浮上水面，引起各界关注，包括兼任总理公署部长与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职位的林瑞生。他认为急速推高工资将导致工作流失并加剧结构性失业问题。他的迅雷般的回应，是因为早已深思熟虑过此课题，还是乱了方寸下所采取的一贯性强势的应变方式？

（林瑞生：“不想辩论，只担心低薪工友饭碗。” 2012）

林瑞生接手NTUC的烫手芋，实行一贯的低薪生产力模式来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如果他接受林崇椰的说法，只能证明三十余年来所采用的机制的无能。平心而论，三十余年来的生产力模式，是否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低薪工友的生活？如果此模式真的管用，在今天的世界平台，我们还会面对低薪工友的困境吗？

在五一劳动节献辞上，总理李显龙宣布政府立场：挺林瑞生，谢谢林崇椰。李显龙的出发点同样可以理解，他必须面对内阁里头可能出现的理念分歧，必须面对当年施政的老一辈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不可能打自己的耳光，也不可能打内阁的耳光。

（贫富悬殊，真的不应该重新考量吗？Source:What Singapore can learn from Europe, Professor Tommy Khoo, The Straits Times 19 May 2012）

林崇椰的建议是及时雨，表面上是在目前的一个极端快步迈向另一个极端，如果政府真的有心，也许会认真检讨，在两个极端间取得平衡。在“民生不该发自民声”的无形机制下，也只有身负使命的资深人士如林崇椰能够挥洒自如，重新唤起大家应该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才不会制造两极化的局面。

在回应贸工部政务部长李奕贤的自由市场论时，（ “In a free market system, for it to work well, we have to be very mindful of the interventions we introduce and if you artificially raise it too much … … there are consequences and some of these consequences are not what you want to see”）， 林崇椰甚至以长者的语气来“训导”李奕贤：

“Speaking of free markets, I hope Minister Lee Yi Shyan does not get the cattle market or the fish market mixed up with the labour market, which deals with human beings. Perhaps, a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falls within his portfolio, he might wish to know that in HongKong, they pay their workers four times the amount we pay to our imported construction workers.”

（李奕贤：In a free market system, for it to work well, we have to be very mindful of the interventions we introduce and if you artificially raise it too much … ）

众部长级人马在回应林崇椰的休克论时，都通过惯常的经济思维作考量，忽略了底子里的道德拷问。希望经过一段冷却期，林崇椰的一席话，能够唤醒一些人的良知。所谓万变不离其宗，经济并非一连串耀眼昏花的数目字，经济关系到人民，关系到民生。

星期天清晨，坐在Tampines Mart的食阁内，享受着假日的清闲。身穿绿衣的清洁婆婆可不清闲，忙碌的星期天正在开始，我还为之前端着的纸盘破裂，倒翻了两个水粿，弄脏地面而感到不安。清洁婆婆说没关系，纸盘就是有这个问题，清理一下就好了。人老了，过得一天是一天，薪水不年年减就好，加薪之事不敢奢望。有大蛋糕可分吗？也没想过有得分。

（纸盘破了是小事，人与人之间如撕破的纸盘，失去信任才是大事。2012）

纸盘破了是小事，人与人之间如撕破的纸盘，失去信任才是大事。油然想起数个月前在这个600余平方公里的小小岛国，因部长减薪而第一时间发表看法，过后自称被误解的政治人物（傅海燕）说：

“I had some ground to believe that my family would not suffer a drastic change i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even though I experienced a drop in my income. So it is with this recent pay cut….If the balance is tilted further in the future, it will make it harder for anyone considering political office.”

傅海燕也许说出了她的心里话，但骑在一个当年凭着“体恤民情”出身的政党背上进入政坛的她，跟她的许多同僚一样，已经脱离了创党的大时代，似乎缺乏政治的敏感度，也缺乏体恤民情的嗅觉。

绕了一大圈，仿佛又回到那个ER1的1970年代，回到原点，重新审核治国治人的大走向，到底该何去何从。在从世界第六富追求更多金钱来维持高生活成本的过程中，不要忘记人生境界真善美。所谓同人不同命，某些人可以找到共同点，站在印象派画作前附庸风雅；收入最高的一群和收入最低的社会底层则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隔着一条大鸿沟。真有这么一道长桥，驾驭河的两岸，衔接两个不同的生活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