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y 16, 2025

何国坚——草根摄影家

何国坚虽然已经85岁,整个人精神奕奕。能够跟他没有隔阂地用粤语侃侃而谈,我想主因之一是乡音。

草根摄影家何国坚岁月的凝视个人摄影展在集菁艺社举办,2024年岁末两个星期的展览早已落幕。

何国坚(左)虽然已经85岁,整个人精神奕奕。

何国坚对光影和角度颇有感觉,他的多幅作品在网络广泛流传。他不知道什么是专业版权,也不会上网,当代科技与法律对他来说都十分遥远。

关心人士都知道,何国坚18岁(1957年)从怡保来到黑街(Bugis Street)的龙奕记餐馆,从洗碗做起,80年代自己开煮炒档。多年来工余带着Leica M2相机捕捉市容,无意间保留消失的昔日时光。

Leica M2相机


特殊时代的记忆

18岁之前那段神奇的经历,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

二战结束后世道艰难,何国坚的父亲带着一家五口返回广东番禺江村当个耕田公。随着中共入村,父亲决定回到熟悉的怡保生活。当时人们有留根的观念,认为在乡下播下种子,有自己的亲生骨肉,日后才会永远记得家乡。留下来的,就是何国坚了。

1957年马来亚独立,何国坚成功申请到返马签证。老家世道不景,人浮于事,于是他凭着在乡下读的几年书,写信给新加坡的朋友,那就是落足龙奕记的经过。

何国坚看上电话簿广告那台照相机,由于全是蝌蚪文,也不晓得写下什么。餐馆工作月薪30元,但小费100元,那是因为韩战带动树胶业,制造一批舍得花费的暴发户。五个月后存到500块钱,去到相机店指明要电话簿上的相机,自此当时最in的那台450Leica M2跟着他穿街走巷。乌漆嘛黑的夜晚,就是启动自家厕所设立的暗房的时刻了。

如今风行DSLR相机,何国坚跟不上电脑。一个时代啊!

问他平日生活起居,住家楼下就是昇菘超市,今天的鱼肉4块钱,明天降价一半。医药方面有建国一代的Pioneer津贴,此外还有政府派钱来补贴日益高涨的生活费,够用了。 

何国坚:新加坡河

何国坚:木船烧藤壶

人生DNA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50年代拍了好些黑白照,其中不乏背着一台看似Leica的相机,他说是向朋友借的。多年以后我买了数码相机给他出国使用,拍出来的照片水平落差太大,对焦或角度都比从前逊色许多,父亲的理由是用不惯

我的父亲于上世纪50年代拍了好些黑白照,其中不乏背着一台看似Leica的相机。

父亲说过,从中国乡下来到新加坡时,本来想学摄影,不过乡里告诉他学照相事小,日后大把机会,如今更应该学习一门特殊技能防身。他没有进入当时几乎由鹤山乡里包办的印务所,反而在顺德人的德盛印务所当学徒开始,在那里消耗一辈子青春,没想到40年后不欢而散。没几年德盛印务所也结束了。

回想起来,我念中一的时候课外活动林林种种,本想报名参加摄影学会,却遭到父亲严词反对。相机价格昂贵,菲林、冲洗等都是一笔开销,当时的家境确实负担不起。虽然没成为会员,星期六统一测验后,跟着同学溜进学校一楼的暗房,见识红色灯光下冲洗底片,闻闻强烈的药水味,好奇地看着白纸浮现映像,用木衣夹把冲洗出来的照片像衣服般晾起来。

父亲去世前几年爆料,原来我的祖父在新加坡期间,曾经在海山街口三楼的华昌相馆当摄影师。这下真相大白了,原来我对摄影的兴趣是历代相传的脱氧核糖核酸,即组成遗传指令,引导生命运作的DNA

 

我的相机

拥有自己的相机还是29岁以后的事。领了第一笔入息比较丰厚的薪水,买下一台沉甸甸的Yashica SLR相机,此后此“菲林相机”跟着我闯荡江湖十年。好好的相机突然间失灵了,于是改用较轻便的Olympus相机。

买菲林、冲洗底片和照片确实价格不菲,一家人出游一趟,两三百来张彩照总花费两三百块钱,终于舍得壮士断腕。

数码狂潮一夜间把传统相机送入博物馆,我也开始转型,从小巧的Canon PowerShot “傻瓜相机开始,纽西兰的冬天首次派上用场。不用不知,一用才知道这类相机使用的AA电池,在寒温下电力泄得特别快,拍不到三张照片又得更换。解决的方法是为相机保温,尽量藏在风衣的口袋里;此外就是使用可充电的NiCd电池,而不是常用的Alkaline电池。

Canon PowerShot “傻瓜相机”。



小巧的Sony相机,像素清晰,用的是锂离子电池。

傻瓜相机缺少改变焦距的功能,决定换一台可变焦的Canon PowerShot ZOOM相机,LCD屏幕还可以翻转来自拍,只是电池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直到老婆大人看上小巧的Sony相机,像素清晰,用的是锂离子电池,不用再为买电池而烦恼。Sony相机拍摄出来的影像一流,即使夜色昏暗也能拍出美照。随着智能相机的用途越来越广泛,老婆大人开始喜新厌旧,舍弃Sony而改用手机拍摄。

十多年前女儿爱上摄影,通过镜头来解压,家里出现我俩合资的Canon DSLR、长镜头和短镜头。相机跟着她出洋读书,回来后她却迷上I-phone的影像效果。相机放到网络平台销售,竟然被一名中国新移民放飞机,此后这台老古董变成我的个人战利品。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还好没把老古董贱价出售。我装上Sigma 28-300mm镜头,省却带多一个镜头的麻烦,同样可以拍出各种效果的好照片。

Canon DSLR长镜头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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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13, 2025

我的“芳华”—— 一段青春记忆(五之二)

作者:怀树,前生活剧社社员。原文分五期刊登。


在文革的光辉照耀下

文革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左派在本地没有走资派和右派可以斗,但对道德行为、穿着打扮和爱好等树立高标准。例如当年流行蓄长头发和穿喇叭裤,文团人士没有一个会跟风。我在70年代末在工作场所,就给同事说我像马共。

剧社对社员的言谈举止和生活作风有一定的要求,社员们不可抽烟、不能喝酒,还有不听靡靡之音。当然某些社员是有可能背着大伙干这些事,但绝不敢在社员们面前违规。70年代末有一部电影《周末狂热》(Saturday Night Fever),吸引了不少年轻男女前往观看。舞蹈组有二、三位组员前往观赏,后来给其他社员知道了,就开始对她们发出不满的声音。那时候我们看的电影多数是“长凤新”出品的,还有就是有关中国的记录片,如《万紫千红》。友团的演出更是大力支持,那时在维多利亚剧院看演出时,都可轻易看到熟悉的脸孔。那时不去看友团演出的话,心里会有一股罪恶感,就像教会中人不去做礼拜一样。

1978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文艺晚会,节目之一是手风琴合奏。

1978年在维多利亚剧院演出的文艺晚会,节目之一是《挤奶舞》。

谈恋爱,要小心,尤其是双方都是剧社的成员。他们通常在恋爱初期会尽量掩饰不让人察觉,就算恋情稳定了,进一步确定了关系也不透露出去;通常是给其他社员发现了,追问之下才承认恋情。就算如此也不敢在社员面前手拉手拍起拖来。

在我参加剧社之前发生了一件牵涉感情的大事,这是社龄比我老的社员告诉我的。事因陈社员与一位A社员谈恋爱,后来认识了B社员,他认为B才是最适合他的,于是便提出与A分手。A放不掉这段感情,也不怕别人笑话,直接找社负责人哭诉。因为告诉我这件事的社员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我不晓得他们拍拖了多久,是不是有发生关系等。社负责人听了A社员的哭诉之后勃然大怒,觉得陈社员始乱终弃,乱搞男女关系,于是召开社员大会展开批斗,最后决定把陈社员开除出剧社。陈社员与B至今还是一对老夫老妻,几年前还时常出现在本地电视剧中,都是演老年角色。

还有一件很有文革作风的批斗事件发生在南方艺术团,该团有位团员叫蔡培强,他是位无线电爱好者,他想自己制造电子琴来为这些原创歌曲伴奏,他把这个想法与其他团员分享,获得一些支持。后来制造了一台简单的琴,拿到会所示范。但是他这个做法却不获得团负责人的认同。他写道,“从音乐组负责人开小组批评到全团300人在后港的‘新场地’大批判,列出的罪状整百条,不外就是电子音乐是颓废的,向伙伴宣传电子琴是有害的,......那晚的批臭大会我躲在家,几位好友把罪状记下送来给我,要我一一辩解,.........过后,我接到团长的一封开除信,这信还在。” 这是蔡培强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七十周年音乐会》的印刷刊物里,阐述他如何搞电脑音乐的心路历程,在年轻时所遇到难以忘怀的事。读者如有兴趣可登录YouTube,在搜索处打上蔡培強,就可听到他用电子音乐伴奏的本地创作歌曲。 

蔡培強为本地创作歌曲全新交响配乐伴奏的CD。

剧社出了一个大“红人”

中共执政后,红色已经成为这个政党极具代表性的颜色了,什么红色娘子军、红旗牌轿车、还有那张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

“又红又专”,中共是指既有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又掌握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文团的“又红又专”,是希望成员们既有进步(左派)思想,又掌握高水准的艺术造诣。

在我加入剧社之前,舞蹈组有一位女组员叫聂观卿,又名晓冬。她后来上山参加马共游击队,有个队名“红征”,她因不服从领导关于部队改名的决定,与领导闹翻最终被枪毙。这件事已有文章谈论过,我就不再赘述了。

照片中一位芳华正茂的姑娘聂观卿,在现实生活中提着演出的大刀上队,结果革了自己的命。图片来源:《生活剧社成立六周年纪念特刊》

《生活剧社成立六周年纪念特刊》(1977年)记录成立那几年的剧社活动。编者的话中提到剧社的发展不是一条平坦的路,有些人加入后不愿当“傻子”离开了,也有人认为文艺团体起不了什么作用。文章提到在1974年的演出后,有20多个社员离开,尤其是舞蹈组,三个教学都离开了。相信聂观卿是在那个时候离开剧社的。

《生活剧社成立六周年纪念特刊》(1977年)记录剧社成立那几年走过不平坦的路。

这里想说明一下,观卿绝对不是因为在剧社被灌输革命思想,而去参加游击队的。生活剧社没有这个胆量,如果敢这样做,生活剧社早就被封闭了。她也不是在社取得马共地下组织的联系而上山的。当时的左派文团里少不了有政府的线人,试想你打算上山,你敢在社里找人表明意图吗?万一对方是政府的线人那豈不是自投罗网?就算对方是真的地下组织代表,他也会怀疑你是块诱饵来试探他,让他暴露身份。一个大姑娘没犯什么事,为何要上山?妳又不是那位已成为“朝廷钦犯”的作家海凡,准备“跑路”,因此在他剧团里的地下组织才敢表明身份(这是海凡在电台节目《印象古早》里说的)。所以,一方不敢表明意图,一方不敢亮明身份,如何搭线?

70年代中期,社员之间一些稍微不正常的举动确实会引起猜疑,譬如在1976年末的内部演出后,剧社负责摄影的伙伴拍了好多演出照片供社员订购,我不只订购了我口琴组的照片,也订购了一些其他组的照片。有一位社员用不是很友善的口气问我,为何订购这么多照片,意思是你打算把所有参与演出的社员的样貌都收集起来吗?有何企图?还有一位刘社员,他很爱交朋友,不只是我社的社员,连对面“海洋”的社员也认识不少。先后有两位社员在我面前嘀咕,说这个刘社员怪怪的,四处去认识人,会不会是政府派来的“二五仔”(卧底)

我认识观卿当年的男朋友,他也算是剧社的成员。他跟我说了好些关于她的事,不过这位老兄说,他打算写一部关于观卿的小说,所以我不能透露太多,以免影响他的小说的销量。他说“红征”(他喜欢这样称呼她)的性格很固执己见,做事一意孤行。在舞蹈组排舞时,所有舞蹈动作的设计都要按她的意思,一切由她说了算,不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我想,在部队与领导唱反调,她难道没有考虑过后果吗?这可不是在剧社,意见不合最多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我拿这个问题问她的男友,他只是长长的叹了口气,只是说“红征”就是这个鬼样子;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为这一点小事丢命,值得吗?

关于观卿参加马共的事,她的男友说,很多人都说是他安排观卿上山参加马共的,事实上刚好相反,是观卿自己搭的线,还打算拉他一起上山。观卿上山前的一段时间就是与他在一起生活的。她与马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约好日期、时间、地点还有联络暗号,最后,在接头人的带领下就上山去实现她的革命理想。她的男友过后也没跟着上山,什么原因,由他自己来说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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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09, 2025

马西岭隧道 Marsiling tunnels

马西岭隧道,严格说起来不能称为隧道,它是储存军机燃油的油库。

马西岭隧道处于马西岭弯(Marsiling Crescent)和海军部西路(Admiralty Road West)之间的95山头(Hill 95)山林里,就在新柔长堤附近。相信是日据时期至今,保存最完整的二战历史遗迹之一。

马西岭隧道位于95山头(1953年与2023年地图重叠)。

来到这类树林地带,使用MAPS.ME Google map好用得多,这是我几年前走入麦里芝蓄水池,寻找昭南神社遗址的经验。Google map只是绿色一大片,Maps.me则出现羊肠小道,将隧道称为Bunker Tunnel (South) Bunker Tunnel (North)

MAPS.ME地图上的马西岭隧道 Bunker Tunnel (South)和 Bunker Tunnel (North)。

从马西岭弯拐入丛林,翻过小山丘,往海岸方向前行,就能看到混凝土筑成的马西岭隧道(南)入口。 隧道入口狭小,一次只容一人通过。隧道内积水,到处是泥浆,若要深入探险,最好准备武装,或许考虑带上气体探测器以防万一。

马西岭隧道(南)入口。

马西岭隧道(南)内观。

隧道的另一入口马西岭隧道(北),位于海军部西路附近的树林中,靠近兀兰关卡。这里的地势干燥通风多了。

这两个隧道入口处被树丛很好地隐藏起来,几乎与世隔绝,可能是历经 70 多年,隧道和里头的输油管仍保存完好的主因。

同行伙伴从马西岭隧道(北)入口走出来。

马西岭隧道(北)内部干燥宽敞。

 

油库储存的是军机燃油

由于95山头靠近三巴旺海军基地(军港),有人根据一张旧地图的标记,猜测是储存供英国海军战舰使用的地下燃油库,日后就这样以讹传讹。

根据近年来国家文物局(NHB)向英国取得的解密情报报告,其实是英国皇家空军部队,在1942年建造的军机燃油储备库。

废弃的油库并非只有英军使用过,日军占领新加坡后,把油库改装后供日本空军使用。文物局根据1944年的一张空中摄像图,显示油库装置的外观与目前相似,可见油库保存得相当完整。

马西岭隧道通往五个地下油箱,每个油箱长约 45 米,宽约 6 米。油箱上方的管道,供测量库存油量。

依据文物局的说法,2008年的时候,隧道仍有4个入口及3个出口,后来发现神秘人物用水泥把隧道的三个出入口和一个通风口封死。目前并不知道是谁做的,也不知道有何用意。

马西岭隧道(南)的测油管

 

海军基地的门柱

顺便一提,海军部西路的马西岭隧道(北)附近,有根隐秘的罗瑟勒姆门柱(Rotherham Gate),上世纪70年代初英军撤退后闸门废弃不用,逐渐被榕树团团围困。2021年到此一游,尚可看到石柱,两年后已被榕树完全吃掉了。

罗瑟勒姆闸门是军港西部的入口,另外两个闸门位于军港东部的三巴旺(Sembawang Gate)和坎贝拉(Canberra Gate),靠近三巴旺公园和船厂。军港沿着柔佛海峡海岸线兴建,全长约6.5公里。

1960年代的罗瑟勒姆门柱(Rotherham Gate)。Credit: Deret Tait

2021年的罗瑟勒姆门柱(Rotherham Gate)被榕树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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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May 06, 2025

我的“芳华”—— 一段青春记忆(五之一)

作者:怀树,前生活剧社社员。原文分五期刊登。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冒出好多个文艺团体,大大小小信手拈来就有南方生活海洋春雷葵花长堤实验向阳大路星海等等。

生活剧社成立于1971101日,这日子是不是很,也有人说是我国的儿童节(那年代的儿童节在101)

我不是生活剧社的创社社员,也不是很早就加入的,写剧社的历史我是没这个资格的。写这篇文章只是想回顾和反思这十年的团体生活,若有任何不符合事实的描述,欢迎老社员多多指教纠正,也欢迎老社员提出自己的观点。

生活剧社的社徽。

1972年12月出版的《生活之歌》歌集,每本售价6角钱。

 

加入生活剧社

197510月我加入了生活剧社,距今已有五十年了。我是如何加入生活剧社的呢?中学时期曾经参加亚历山大联络所口琴小组,小组的成员有几位是我中学的同学,其中一位王姓学长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生活剧社的口琴队,他说可以随他去看看再决定。

1976年口琴队的对内演出,作者是其中一员。

在一个星期六傍晚,王学长带着我前往剧社的会所,那是位于黄埔区的一间幼稚园楼上的空课室。过了不久,19761月剧社就搬迁到了位于香港街的新会所。首次踏入会所,迎面与我打招呼的是郑社员,穿着白色连身裙,谈吐斯文,一口华语与学校的老师似有不同,后来才知道这是标准发音的华语。我们将长木凳按位置排好,接着陆陆续续有其他的队员到来。队员们相处融洽,互相关心,也很热情的接待我这个新队员。我这个十八岁的华校生自离校后没交几个朋友,有机会在这样一个讲华语的团体里认识了好些朋友,心里感到兴奋;自此剧社的活动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位于香港街的会所。

 

热火朝天搞演出

鼎盛时期,剧社有戏剧组、歌咏队、舞蹈组、口琴队、手风琴组、还有与“海洋”和“春雷”合组的华乐队。戏剧组和歌咏队的实力是比较强的。

1976年内部演出,“海洋”、“春雷”和“生活”联合华乐队呈现节目。

剧社的演出分内部汇演和公开演出,从1971年至1985年,剧社前后搞的大小演出大约有七、八个左右。这还不包括个别组参与友团的演出,譬如口琴队的一些队员就有参加“星海”的演出,舞蹈组参与“南方”的演出。

1978年生活剧社文艺晚会的节目内容。

当年搞公开演出,所有的剧本和歌词都要呈交给有关部门审查;有时为了确保能通过审查,歌曲的歌词会作出修改,剧本的内容也尽量避免反映人民对社会的不满。音乐节目问题不大,只要曲名不那么“红”就可以过关。舞蹈方面,只配上舞蹈音乐问题不大,但如《草原女民兵》和《洗衣歌》这类舞蹈歌曲的内容,少不了歌颂红太阳毛主席,这哪能公演,只能在内部演出。

197610月原本是要搞公开演出的,最后演出不获批准,所以改成内部汇演。我相信演出不获批准的主要原因,应该是那四幕剧《醒悟》,该剧的内容描述工人与日本船厂的斗争,有点像郭宝崑先生的戏剧《挣扎》(该剧也被禁演)  那个内部汇演是借友团的场所,搭一个像现在中元节歌台的木棚舞台来搞演出,前来的观众都是社员的朋友和友团伙伴。

1976年对内演出之四幕剧《觉悟》。

戏剧要制作布景和道具,除了需要木工也需要美术人材,还有演员和舞蹈员的服装以及制作幻灯片等,这一切全靠剧社伙伴们和剧社的朋友亲手制作,伙伴们为了搞演出都献出了工余时间。在演出的日子,有工作的伙伴们尽量申请年假,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的伙伴索性不去工作了。

为1978年的演出制作道具。

从剧社搬布景道具和乐器前往剧院,到了剧院把布景放在舞台上,按导演的要求摆放好位置然后做记号。调灯光,测音效,安排膳食、交通、医药和各组的休息室等等,每个人各司其职,大伙紧张和忙碌地工作以确保演出顺利。当时演出负责人最喜欢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来要求演员和后台工作人员;这八个字大有来头,有兴趣的话可上网搜索。社员们除了上台表演,有些还要兼负后台的工作,如搬动布景和大道具。我就兼任过催场工作,负责到休息室召集下一个表演节目的人员,并安排他们到后台等候。那时候,步话机(walkie talkie)还不普遍,舞台监督要与后台工作人员联络,都要靠联络员传递讯息。

那个时候的维多利亚剧院的隔音效果不是很好,演出负责人要求我们在作为休息室的化妆室里,开始演出后讲话须小声,没必要尽量别说话,连上厕所也别抽水。工作人员都穿着胶底鞋,在后台走路时要放轻脚步。因为在宁静的剧院,坐在前几排的观众能够听到这些噪声,尤其是在戏剧、相声等节目在演出时。这看上去有点苛求,但是我们做到了。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当催场时经过这些休息室,觉得室内静悄悄的,以为里面没人,轻手轻脚打开房门却看到十多二十个人坐在地上等上台演出,没有一个人在说话。社员们除了自律,较资深的社员也会起着监督和带头作用。对比80年代初进来的社员,有几个作风自由散漫,演出时在休息室大声喧哗,进去制止他们时就暂时停止说话,一关上房门嘈声又起。唉!这个社会的变化也太快了,只不过几年的时间,这些年轻人怎么就跟我那时的年轻人不同。

时间过了四、五十年,那几次的演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就是我们那一代伙伴们的齐心合力、无私的付出和守纪律的精神。

 

左倾的意识形态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左翼文团在70年代初冒出来呢?我曾经在一个导读会上问陈剑先生,他只是简单的说70年代左派势力已经式微,文团的冒起就像放烟花一样,灿烂但短暂。

我在一篇文章上看到一个说法,我认为比较可取。文章说当年政府封禁了很多校友会和工会,这些组织里好多都有文艺表演团队,组织被封禁后这些文艺表演团队便出来组建文团,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斗争。所以,这就能说明为什么这些文团大多左倾。

在我社的骨干成员中,有一位王社员受到内政部特别“关照”,嘱咐他只可以在剧社活动,不可以当执委,如不遵从指示,那就去和谢太宝当邻居。还有一位邹社员,一直到好几年前,从他在报章写的文章中才知道他是社会主义阵线党员。难怪他这么能干又有权威但从不当负责人,而且不是很积极的参与社的活动,很显然他是不想引起政府的注意。我相信当时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社阵党员,多数人并不知晓。

剧社会开办一些学习班,有学习汉语拼音,有学习哲学(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舞台灯光班。记得有一次上哲学课时,讲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人问起中共元老刘少奇,一个那么资深的党员怎会变成走资派和工贼时,讲课的伙伴说这就证明资产阶级分子无处不在,甚至躲在共产党里,所以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现在想起来真好笑,一个资产阶级特务长期潜伏在共产党里,最后还当上了国家主席。

那时大伙除了唱本地创作的歌曲之外,其他大多是中国歌曲,如《夜航之歌》《英姿飒爽女电工》《我爱祖国的蓝天》《铁路工人志在四方》等。不过,我社从来不唱毛泽东诗词的歌,剧社也不学习毛语录,因为这会给剧社带来麻烦,一些社员也不会接受。一些中国歌曲太左便把歌名或内容改一改,如《社会主义好》改成《集体主义好》;另一首华乐合奏曲《草原新曲》就改编自文革歌曲《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

1976年歌咏队的对内演出。

文革时期有一套文艺创作理论“三突出”,它规定文艺作品中,“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算我愚钝,我还找不出哪一部作品是按“三突出”理论创作的,可能是《红色娘子军》吧!不过如用在拍摄广告片上,这个理论可能用得上,譬如,“在众多商品中突出品质上乘的商品,在品质上乘的商品中要突出畅销商品,在畅销商品中突出最畅销商品”。如何?还套用得上吧!

在那个时候,文艺团体有一个大家都爱歌颂和学习的人物——鲁迅,鼎鼎大名的五四运动时期作家,华校生哪个不知晓。前记者兼文史工作者韩山元说,因为环境不允许摆出毛泽东,于是文团便推出鲁迅来取代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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