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榜情

周润发主演的《铜雀台》中，安排了汉献帝（苏有朋）吟唱《蒹葭》，曲高和寡，新加坡的观众没多少人听的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国风·秦风·蒹葭》源自于诗经，曾被认为是用来讥讽秦襄公不能用周礼来巩固他的国家，或惋惜招引隐居的贤士却不可得。有人则认为象由心生，诗中所描述的是一种意境，此意境在无奈中带着渴望，它可能存在，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曾经存在却已经失去，再也找不回来。这种心象，是由许多类似事件、类似感受凝聚而成的，简称心情，由心情延伸的是追寻曾经出现在某段生活中的“精神”。今天我们已经很少使用，甚至可能已经淡忘“精神”这个名词。

关于“精神”，2012年8月26日，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语重深长地说，我们渐渐失去甘榜精神，变得更为自我；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趋势蔓延。

我相信不论是执政党、反对党还是无党派人士，只要曾经经历过旧时代，对于逐渐消失中的甘榜精神都应该不会不认同。

什么是甘榜精神？甘榜精神是否存在？

2012年6月4日，博客“千字文”在“想变与不想变”中写道：

“当全新加坡都在为时代的改变而适应得晕头转向时，后港人选择了让时代的脚步慢了下来。在这里当议员，其实就等于当甘榜村长，后港人要的，也许就是对甘榜情的眷念，新加坡人在他们身上投射着所谓民主，自由，第一世界国会等等的期许，是不是一场美丽的误会？同样的，当朱倍庆败选后说他已经看到改变时，我想这也许是Y时代（也是以 i 为中心时代）候选人对后港人的误判。

 一些执政党议员常把甘榜精神挂在嘴边，曾住过甘榜的人都知道，甘榜精神的精髓，就是不能斤斤计较，大家都能悠然自得的过日子。当越来越多人不愿意住家附近建设符合公众利益的设施时，我们所谓的甘榜精神，已经离我们很远。”

2011年8月6日The Straits Times, Nurul Munirah Abdul Samad 在她的文章“Idyllic childhood at Kampung Lorong Fatimah”开篇写道：

“My father has this saying:”A kampong is a society – but living in an HDB flat made us become individuals.”

As my family and I look back on our idyllic kampong days, we miss this strong neighbourly spirit that my father loved.”

Kampung Lorong Fatimah 是1990年代扩建后的兀兰关卡的所在地，当年是个座落在新柔长堤旁的浮脚楼人家。

（Kampung Lorong Fatimah 的居民在1989年搬走。NAS 1980s）

2010年5月4日 新明非常话题之播音人语，安娜写道：

“两三年前我带团到了台湾金门，那里民风淳朴，社会风貌就像七十年代的新加坡。那里路人都在彼此打招呼，像是亲友一般。当地朋友说：“我们的田地如果不种，邻居想要种，我们都会把地借出来！”他还告诉我：“有时我们早上睡醒，看见门口怎么有一颗菜？也不知道是哪家送的！反正自己吃不完，就跟邻居分享咯！”

回来之后，我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那股浓浓的人情味，那是我们的社会失去的，正想方设法的找回来的一种人际关系。”

2009年12月18日，国家博物馆的导览义工史立道在他的博客文章“感冒和甘榜精神”写道：

“在那鸡犬相闻夜不闭户的甘榜里，一人有事，大家奔走相告，有人患病，人人慰问，人人提供药方，甚至有人提供自己服过痊愈的药品，当然也有食疗处方，或者煮好的食疗药物，其实那就是美味可口的食物。整个甘榜就像是一个家庭。”

2008年10月15日，联合早报副刊《四方八面》专栏中，翁燕萍写道：

“有人问甘榜精神还在不在，我都说不在。因为‘甘榜精神’这四个字是一体的。甘榜都不在了，哪来的甘榜精神？把甘榜这两个字除去，剩下来的就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没有精神了。但一个地方的灵魂从哪来？当然来自社群。没有了社群，一个地方也同样没有了灵魂。 ………

什么是甘榜精神？就只是凝聚力强的社群精神而已吗？不好意思，还差一点。这么一点，就已经差得远了！甘榜精神除了是早期生活在乡村地区的社群中，人们互助互利的精神的简称以外，甘榜精神洋溢在空气中的还有一股浓浓的人情味。大家自我奉献和互相帮忙的基础，建立在人的感情上，而并非古铜味上。不明白的人，因为抓不到重点。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林厝港典型的乡村亚答屋。NAS 1970s）

2012年8月26日，小兵在他的博客文章“笑谈群众大会”写道：

黄循财说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恢复甘榜精神！他也说，我国华社向来重视华族文化，也希望年轻一代能继承传统文化，我们必须坚持保留华族文化的根。

重视华族文化，就要解禁方言‘！文化的根就在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客家等乡土。过去用华语弃方言，用英语弃华语，最后华语不行，英语也是新加坡品牌！方言是文化宝贵遗产！这里没有传承，还要空降！悲哀！

当丽的呼声要关门，方言就死了！（民间有人要救是好事，但愿会死里复活！）如果方言死了，甘榜精神也就没了，只有组屋神经！

老中青的写作人说出了多数新加坡土生土长的国人的心声，认为甘榜精神是个过去式的新加坡词汇，至于是否真能在城市生活中重新建立起甘榜情？重点在于人情，而人情是自愿的付出，那种味觉是无法通过斤斤计较的物质主义市侩模式建立起来的。有些失去的往事无法还原，人生总是带点遗憾的，李显龙先生是否也有类似的感触？

最近接受写意工作室的邀请，参与拍摄短片Places in Our Hearts。当时我脑子里的问号是“城市是否存在着甘榜情”？它促使我重新回忆过去的生活，重新思考找寻答案。

我在水仙门出生，在水仙门成长，水仙门是新加坡河、Hill Street、High Street 和 North Bridge Road 环绕着的一片小土地，是当年繁忙的市区。今天如果还有地标来纪念水仙门这个曾经在新加坡出现过的地方，就是High Street Centre，当时它还有个“水仙门大厦”的中文译名。我的住家水仙门 Hill Street 有一列三层楼的店屋，楼下有印刷馆（钜盛、华商、德盛）、唱片公司（东南亚、海棠）、客栈（华商）、商店（大路摄影室、春城、华侨烟草等）、药房（仰康，保龄）、咖啡店（芳园、大华），楼上是住家。一层楼用木板分割成多户人家，同屋共住，共用一个小厨房，以及一个厕所和冲凉房相连的小小的隐私空间。

（童年的新加坡河，Coleman Bridge衔接新桥路（New Bridge Road）和禧街（Hill Street），河畔还有起重机卸货。何子平画）

（Hill Street Police Station是水仙门当年著名的地标。2012）

（水仙门大厦High Street Centre是仅存的以水仙门命名的建筑物。2012）

自己一家人同在屋檐下已经免不了口角之争了，更何况跟其他生活习惯观念各异的邻居同屋共住？互相帮忙彼此忍让之余还是少不了各种磨擦，但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心结不带过年，除夕夜漫步到四马路观音庙，谈笑风生中就把过去一年的恩恩怨怨一笔勾销了。

同屋共住最要命的还是争厕所，尤其是一旦被隔壁房的九哥霸占，屎尿至少得忍上半小时，还得听着他唱一句“送你送到小村外...”，跟着一勺水哗啦啦冲在身体上，“...有句话儿要交代”，再来哗啦啦一勺水，满膀胱的尿意几乎夺“门”而出，好不狼狈！

（1970年代的水仙门）

（同屋共住，一起过节。c.1960s）

1980年代初第一次搬到新世界附近 Maude Road 的租赁组屋，最开心的就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一家子的厕所，但我们也意识到所失去的是同屋共住的甘榜情，这也是搬离水仙门30多年来找不回来的感觉。

也曾尝试回去成长的地方，找回当年的同屋共住的精神，但是老家已经成为一条马路，周围的景观不再，人事全非，往事只能回味。跟好些人谈起，发觉改变更多的是心态，就如翁燕萍所写的，“明白的人是幸运的人，因为他们心中可能都曾有过某种类似的乡情。”

明白的人毕竟不多。

后记
2014年8月6日：
跟作家辛羽谈起他从前住过裕廊的村落，他说叫“山顶”，不叫甘榜。山顶是潮福人叫的，甘榜是马来人叫的，出处不同。

想想确实如此，不同族群有不同的口语，一方文化一方情，马来人的甘榜，潮福人的山顶，广东人的乡下，指的都是城市以外的郊区，有土地有耕种的地方。

从前住在山顶的人要出城，叫做落坡；住在乡下的人要落坡，叫做乡下佬出城。当年新加坡的市区是大坡和小坡，落坡路途遥远，是颇费周章，也是颇开心的事。

甘榜情应该有个新词，叫做“山顶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