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
涛伯是清末秀才，学问渊博，由涛伯教我以广东话朗读似乎最恰当不过。当时我上过幼稚园，只学会人、手、爸爸、妈妈等几个汉字，那些莫名其妙的生字词汇，怎么努力都是枉然。涛伯念一句，我跟一句，一个星期下来，生搬死记，勉强停留在第一页，小脑袋不晓得挨了多少巴掌；由秀才来教我都毫无进展，简直是死鱼一条。活了几十年后的今天，依旧只记得第一页：
《三字经》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苟不教 性乃迁 教之道 贵以专
《千字文》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寒来暑往 秋收冬藏 闰馀成岁 律吕调阳
《训蒙幼学诗》
天子重贤豪 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
幼小须勤学 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子贵 尽是读书人
幸亏进入小学后学习并非如此乏味。从小学到中学十年流逝，教科书没有三字经千字文，也没有四书五经。问老师何谓四书五经，其实也没有答案。后来才辗转明了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多年以后，我怀着几分好奇，如果在1960年代，涛伯还秉持着旧时代观念，以为学校跟清朝年代一样，通过教导《三字经》，《千字文》，《训蒙幼学诗》来达到启蒙的作用，在更早的年代，新加坡的华校是否真的专学四书五经，准备有朝一日状元登科？
（1930年的学校课程）
19世纪的私塾与学堂沿袭着科举制度，士农工商，以学士为上，教导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百家姓和珠算。20世纪的新加坡华校则在蜕变中，以中文教导现代学科知识。早期民办华校设立于1905-1910年间，如养正、启发、道南、端蒙、育英。华校发展最蓬勃的年代是在1930-1949年间，200余间庙宇学校、会馆学校、乡村学校等相继成立。
1880-1909：10所新华校
1911-1919：14
1920-1929：30
1930-1940：76
1941-1944：5 (日战时期)
1945-1949：117
创校日期不明： 101
（1930年所使用的教材）
1931年的端蒙校刊详细记载了所使用的教科书与课程的编排，大量采纳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新式教材，告别八股文的年代。至于英文教学，比重约占20%。传统华校提倡德智体群美五育，由此推断，不难理解那个时代也有课外活动，以篮球、乒乓与排球为主导，还主办校际交流赛呢！
（1930年的华校课外活动）
（1930年校际交流赛）
2 comments:
从上世纪的四十年代过渡到本世纪初这风起云涌的数十年间，
新加坡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华文教育盛极而衰，新加坡的
华语也沦落成一种不入流的市井土话。
也许这也不一定是件坏事，也许这也是华校本身的制度
‘自作孽所造成的。
我还清楚记得当年英校以50分为及格，但华文中小学却以60
分为及格，年终总平均也必须达60分方能 ‘升级’，我永远不会
忘记当年我因总平均58.2而 ’留级‘ ？我会甘心吗 ？
当年，英校生不须要读中文，也不须要懂中文，华校生则被要
求 ‘ 精通双语，中英并重 ’这公平吗？
当然了，尽人皆知，英校的校舍‘美轮美奂’，交通方便，反观
华校多是位于‘穷乡僻壤’ 的 ’破落户’，.....
真诚的说句真心话，一个尽责，一个有爱心负责任的父母敢把
孩子推向 ‘华校’ 吗 ？
根据日前澳洲 Macquarie University 以 “多语种的悉尼 Multilingual Sydney ” 的统计报告指出：
（ www.sbs.com.au/news/mandarin-now-the-most-common-language-on-sydney-streets-after-English）
普通话已经取代阿拉伯语成为悉尼地区除英语外人们最常用的语言。
从2011到2016年间，悉尼说普通话的人数增长了71%.
除了说英语的占了绝大多数，说普通话的占4.7%，粤语的占2.9%，阿拉伯话的占4%，越南话的占2.1%，等等
报告显示，35.8%的悉尼居民在家不说英语，这一数字高于墨尔本（32.3%）及 全澳（20.8%）
报告指出全球各地的研究都表明学习第二语言等对人产生巨大的认知益处，从事全球贸易，政治或经济领域工作者，
第二语文的学习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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