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KK印象最深刻的情景有三，都发生在旧址Kampong Java Road的KK：第一次是四弟国文在KK出生后，父亲和我去医院跑了几趟。后来母亲先出院，一个星期后护士把国文送回家，还细心指导母亲育婴时该注意的一些细节。第二次是22年后，表姐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外甥女，问我们慧玲长得好不好看。转眼间慧玲已经21岁，投入社会大学。第三次是我自己的女儿出生，半夜三点提起行装，把妻子载到KK产房。早晨九时许，把嘉媛挤出来那几分钟，我的手也被捏得黑青，那时才真正领教过女人生产的那一刻，力气无穷大。经过一番彻骨寒，母子连心，难怪母爱也是最伟大、最广为传颂的。
（1950年代，旧KK的产妇, can you imagine how did the labour system work? NAS c.1950s）
嘉媛出生的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到私人医院生产，还有各种生产配套，甚至根据生辰八字来开刀，任君选择。我和兄弟姐妹们都在KK出世，妻子和她的姐妹们也在KK出世，KK已经烙印在额头上了，选择KK多少维系着多年的感情因素和品牌效应。
KK的全名Kandang Kerbau是牛棚的意思（Kerbau=buffalo, Kandang=shed or
pen ），由此可以推断早期的新加坡，竹脚这个地方也是印度人养牛挤奶的地方。其实早在20世纪初期，竹脚已经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印度”。
(Kandang Kerbau. NAS c.1900s)
（近KK梧槽河Rochor Canal里的水牛。NAS c.1900s）
在20世纪六十年代，KK是世界上最大最繁忙的妇产科医院。1975年版本的世界健力士记录显示，在1966年的巅峰期，KK共迎接了39，856条小生命，平均每天有109个新生婴在KK诞生。当时一间病房有数十个待产或在休养的产妇，每13分钟就有一个新生儿呱呱落地。现代产妇或许难以想像自己在这样的产房，一人挨着另一人待产生产，热闹一片的情景。在接下来的十余年间，新加坡有超过85%的新生儿在KK诞生。
KK的前身是一家综合医院，1858年成立。当时医院一分为二，“Seaman's Hospital”为欧洲人服务，“Police
Hospital”为欧籍以外的人士服务，以不幸患上性病到医院求医的妓女居多，1905年开始接收从陈笃生医院转过来的女麻风病人和儿童。
（
Little india map c1844.）
（Buffalo Road, old KK (today's LTA) and new KK）
1924年10月1日，KK正式“转型”为公共妇产科医院，是许多经济拮据的产妇寻求免费接生服务的地方。公共妇产科医院的成立，也逐渐改变人们过去对“接生婆”的依赖，进展到先进的妇产科手术。
有“妇产科之父”美称的已故第二任总统薛尔思教授（Benjamin Sheares），就在KK付出不少辛劳，甚至彻夜不归，把医院当作第二个家。日战时期，KK的医药总监是日本人，薛尔思则是副医药总监。1960年代，薛尔思领导医疗科研小组，成功的为出生时没有阴道的女婴动手术，将阴道植入体内。KK的名声由此进入国际平台。
（Benjamin Sheares and nurses, NAS c.1950）
也就因为有像薛尔思总统这样为病人鞠躬尽瘁的妇产科医生在默默耕耘，才能使原本简陋的KK保持一定的医疗水准。KK的孕产妇死亡率，从1932年的每10万人有750人难产而死，降低到1987年每10万人只有7人。
“生育愈多，分享愈少。两个刚刚好。”1970年初，新加坡为了控制人口所推出的家庭计划太过成功，甚至发展到生育率低于替代水平。1970年代，每年在KK出生的婴儿少过三万名；到了1980年代，甚至少过两万名。矫枉过正的结果，政府必须通过移民和金钱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国人多生育。
1997年，KK搬迁到对面的Kampong Java Park。
（将早产儿从旧KK载去新KK。NAS 1997）
(KK Hospital. c.1970s)
('New' KK Hospital. c.2000 )
KK第一天当“接生妇”，总共迎接了五个新生命：三个马来人，一个日本人和一个华人。当时还有三间医院提供接生服务，包括中央医院（Singapore
General Hospital）、圣安德烈医院（St. Andrew’s Mission Hospital）和广惠肇留医院（Kwong
Wai Shiu Hospital）。
广惠肇留医院从1910年创院起便为广惠肇三属提供接生服务，那时候产妇必须自备草纸、肥皂等用品，缴付五元手续费，膳食则由医院供应，住到婴儿的脐带脱落才回家。到了1965年，每个月只有十多个产妇入院，留医院在同年结束55年的接生服务。
（留医院的接生楼。c.1960s.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他们都在留医院出生。c.2010. 取自《广惠肇留医院100周年》）
6 comments:
我在竹脚医院出生，也在竹脚医院生出四个孩子。
原来红菇一家子和我一家人是“院友”呢！
多年后能够“重逢”，为国友院友们干杯！
I was born in the old KK hospital in 1963. My son was born in the state of art new KK hospital just across the site of old KK hospital. I insisted that my son shld be born there in 1999. As such, I'm proud to be a true locally born Singaporean. I hope my son will also feel the sane when he grows up. This for the excellent article.
1980s 年代初期长子出生于‘竹脚医院’ C等病房，医院收了S$98.
数年后，次子出生于同一间医院 B2级病房，医院收费约S$300.
从网上了解，今天新加坡的医院收费可是‘第一世界’级。
年前，我的孙子出生于另一个国家的妇产科医院，无分等级（都
是一房一产妇），孩子的父亲已是该国公民，母亲则是该国的永
久居民，最后医院收费为$0.
当我听说移民是’二等公民‘的时候，我想到了当年印尼排华的时候，
当地华人“刻骨铭心”的一句话：“宁为ＸＸ狗，不为XX人”！
当我听说移民是“妾” 的时候，我只得感慨万千，果真‘妻不如妾’呀！
文中：“ ….. 出生的年代已经开始流行到私人医院生产，还有各种生产配套，甚至根据生辰八字来开刀，任君选择 ….. ”
遥记上世纪80/90年代我的两个孩子分别在Kandang Kerbau医院的C级和B2级病房出生，我当时住在 ‘白桥’ 政府组屋
区的高楼层组屋离开KK医院仅 ‘壹箭之遥’，老婆大人告诉我有时她在 ‘病床’ 可以看到我们的家，她从灯光可以知道我何
时吃完晚餐返抵家门及几点上床休息。当时我们不被允许要求在孩子出生之前预先知道胎儿的性别。
我的某一位 ‘高级’ 亲戚‘，他不但选择让孩子在 ’康生医院‘ 出世，她的三个孩子都预订了 ’良辰吉日‘ 由指定医生通过手术
‘剖腹生產’，据说如此 ‘吉时’ 出生的孩子，将来必将 ’飞黄腾达‘ 可期成为 ’人中龍鳳‘。据说医生也应父母的 ’要求‘ 私下预
先告诉了他们胎儿的 ’性别‘。更令我和老婆大人 ‘脸上无光’ 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一再在孩子面前 ‘夸耀’ 有意无意之
间，将 ‘康生’ 与 ‘竹脚’ 挂在嘴边作 ‘比较’，他们的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优越感 ‘爆棚’，而我的孩子却似感到壹丝的 ‘自卑’ ！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孩子在新加坡没念大学平庸无奇，而我们的 ‘顽皮’ 却在移居国外后在异国他乡完成大学专业
事业上 ‘大放异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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