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re have all the children gone

2012年8月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中，李显龙先生谈到挑战生育率（1.3）的课题，表示政府会继续调整现有政策，鼓励国人多生育。

配合总理的演说，2012年9月间，电台UFM100.3策划一系列时事开讲节目， 由财政部兼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与电台DJ黄文鸿携手主持的“众议院”，邀请部长级嘉宾上阵。最后一场讨论会请来总理公署部长兼环境与水源部第二部长，及外交部第二部长傅海燕，讨论生育课题。对于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傅海燕希望国人除了有事业上的人生目标，也不要忘记追求爱情和亲情。 提到生育和养育的压力，杨莉明与傅海燕双双分享说，许多人在度假时怀孕，建议大家不妨花点时间与心思去罗曼蒂克一下。一位现场观众即刻笑问政府可否给于度假津贴，虽然是即席打趣开心一下，但背后的生育要钱，度假也要钱的信息，似乎已经在笑声中带过。

（电台UFM100.3“众议院”。取自news.omy.sg 14/9/2012）

2012年11月26日，李显龙总理接受彭博社专访，再次谈到新加坡人口老化的问题。人口成长和移民政策以及经济成长息息相关，新加坡政府近年來引进大量外來人力和移民，以保持生产力，却因此引起新加坡人对外来移民的反弹。这是一个无法在一时之间解决的问题。相反地，新加坡未来十年必須面对，政府必须在生育率下降以及引进移民之间求取一个平衡点。 

生儿育女从民间男欢女爱、个人选择之事提升为国家大事并非现在才有的事，追溯新加坡近代史，自脱离英国殖民地，从自治（1959）到独立（1965）以来，生儿育女一路来都是国家级的大课题。

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时代，PAP以“一夫一妻”作为竞选的标语，赢得第一届自治政府的执政权。1961年国会立法通过妇女宪章，落实一夫一妻制来保障妇女与儿童的权益，一夫一妻制也遏制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为了进一步控制人口膨胀，1966年成立“家庭计划与人口委员会”，在1970年代全面通过強大的政府机制，印发大量宣传海报，鼓吹“两个就够了”（Stop at two）的小家庭政策，并鼓励妇女进行结扎手术，避免因为“好玩”而给国家制造更多混淆。

（生儿或生女，两个就够了。c.1970s，宣传海报）

经济发达的国家有一个明显的趋势，高学历高收入的女性不愿意太早结婚，婚后也不愿意多生小孩。到了1982年，经济发达的新加坡已经与韩国、香港和台湾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生育率从1950年代中期每名妇女生育6名子女逐年下降， 1973年4.3，1975年2.1，至1982年1.7，“两个就够了”才匆匆喊停。当时的政策忽略了整个大环境，一般家庭早已走向小家庭路线，“Stop at two”矫枉过正，人口追不上经济指标。是小家庭计划太过成功还是跟不上大势？

为了提高生育率，政府有选择性地鼓励生育，在1980年代通过金钱及入学优先的诱惑，以“七分靠先天，三分靠努力”的优生学论来加强精英主义论据，鼓励受过大专教育的妇女多生育，并由社会发展部（Ministr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举办未婚高级公务员与大学毕业生等联谊活动；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国人，政府实施“一万元节育奖励计划”，希望通过人口素质的控制来提升人力资源的水平。

（第二个可以等 The Second Can Wait。第二个真的可以等吗？c.1970s，宣传海报）

1983年8月14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说道：“我们的生育库如果不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而是让她们置身事外，那么社会的智商水准就会愈来愈低……下一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聪明人口……这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李光耀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坚持“下娶”。李光耀甚至打趣说，如果时间可以重来，可能不会遏制Polygamy（一夫多妻）。

（Polygamy，多子多福的年代。c.1930s）

这一场精英与庶民之战使PAP在隔年的大选中流失了12% 选票，还引来独立以来第一位执政党员，也是前副总理的开国元勋杜进才在国会投不赞成票，受党鞭谴责。

为了撮合男女大学毕业生，当时还设立了SDU来经营配对的工作。SDU原为Social Development Unit的英文缩写，却被戏虐为Single Desperately Unwanted。为了表示一视同仁，政府的另一个运作机制人民协会（People  Association, PA）也搞了个SDS（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为成年男女缔造浪漫，提高结婚生子的机会，用心良苦。

（SDU, now known as SDN，Social Development Network）

除了SDU和SDS外，新加坡广播局也配合了政府的步伐，推出了娱乐与相亲兼容的配对活动如“天生一对龙凤配”、“金童玉女一线牵”等，缔造了一对非常活泼的金牌司仪丘胜扬和黄毓玲。广播出身的丘胜扬还活跃于958，黄毓玲则告别了水银灯下的生活。

进入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先生的时代， 在2000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吴作栋宣布推出“婴孩花红”计划，以扭转生育率不断下滑的趋势。政府随后修改了雇佣法令，让妇女在生育第三个孩子时享有八个星期的有薪产假，费用由政府承担，彻底告别上世纪70年代施行的“两个就够了”的小家庭政策。

婴孩花红计划初推出时，只有生育第二和第三胎的夫妇才能领取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与“一元对一元”的填补。夫妇在生育第一、第四胎或更多胎时则无法得到这笔钱。那时候，新加坡的托婴设施也不多，全岛只有三家提供这项服务。不论是将子女送到托婴所或托儿所，政府给予每月150元的津贴。

到了2004年，政府承认第一胎对人口增长的“贡献”，让夫妇生育第一胎时也能享有婴儿花红现金部分，第四胎则可得到婴儿花红现金部分以及户头填补。妇女的产假增至三个月，而托婴所津贴也增至400元。

进入第三任总理李显龙先生的时代，2008年妇女的产假增加到目前的四个月。 2008年8月，李显龙的国庆演说中表示自己身体力行，已经实践了全国同胞都应一致落实的生活，他身为四个孩子的爸爸，对換尿布这一类新好男人的角色早已驾轻就熟，而且非常享受为孩子换尿布所带来的乐趣。“丈夫如果将一切工作都丟给妻子，或是强迫女性在工作与生孩子间做出选择，那么，她们就会展开生育罢工。”

据说当时李显龙曾建议国家应向新一代的父亲伸出援手，落实男性育婴假，但是雇主并不赞同，认为育婴这项国家大事会对经济这另一项国家大事造成极大的破坏。

政府苦口婆心相劝利诱多年，新加坡人的生育率还是无法达到替代水平，讲到底就是价值观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不只是部分年轻夫妇的价值观出现转变，视个人事业发展与追求财富为人生的一大成就，并认为此成就远远高于生育孩子。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成家立业”，先成家再一起打拼的观念已经彻底崩溃。至于年长一代也对“子孙满堂”的观念立下新的定义，一些祖父母辛苦打拼了一辈子，老来乐得清闲，抱抱孙子可以，协助照顾孙子则比较困难，这使得他们的孩子在考虑生儿育女时，多了一层心理障碍。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two is enough 会不会重现？c.1970s，宣传海报）

2012年，政府宣布明年将推出更多物质性鼓励措施来鼓励国人结婚生育，民间质疑这是否在变相打造向钱看的生育文化，傅海燕驳斥这个说法，强调政府提供鼓励措施，是要帮助人民减轻生儿育女的生活费。 从她过去出席的对话会，许多年轻夫妇都告诉她，他们不会为了奖励而生孩子，但政府的措施能帮助他们减轻费用。她强调政府一贯的说法：“正是因为我们听到人们面对生活费问题，所以每年拨款约16亿元帮助年轻夫妇减轻经济负担。我们的许多措施主要是减低费用，而不是奖励或奖品。”

我们由衷希望生儿育女这分曾经是理所当然，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会被商业化，变成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否则所带来的人文精神的冲击真的是无可斗量！

附记（1）6 Aug 2013：

2013年8月5日，Straits Time为李光耀发表新书《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引用李光耀说他要派发两年薪金的婴儿花红，为了证明金钱不能鼓励年轻夫妇多生育。他说：“I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 and I have given up. I have given the job to another generation of leaders. Hopefully, they or their successors will eventually find a way out.”

听君一席话，使到我有点飘飘然，因为李光耀证明了草根如我的观点，传宗接代的“传统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政府与民间的金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