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华校生学英文就像现在的学生学中文一样“难”
我念小学的时候处于1960-1970年代，在传统华校受教育，只有英文一科使用的是英文书，其他科目都是中文课本，就这样通过耳濡目染学习中文与传统文化，通过中文来思考。由于缺乏学习英文的环境，学英文讲英语可真是苦差，在英文课本上除了密密麻麻的注解外还少不了中文注音。例如书上写着“I went to museum with my grandfather over the weekend”，意思是“上个周末我跟着爷爷去博物馆”，照着中文注音读出来就成了“I 问to母生with my 割让father over the 慰安”。六年的小学生涯只有小五的英文老师坚持全程用英文教学，其他都用潮州话，偶尔用华语来教英文，这种以母语来教英文的方式是当年传统华文小学的常态。
在传统华文中学念书，虽然数学和理化课本都是英文版，但以中文授课。剑桥“O”水准考题是英文的，但可以自由选择以中文或英文来作答。虽然老师说我们理工科生的英文比文科班强多了，其实是马马虎虎，不三不四，就这样度过了十年寒窗岁月。严格说起来“十年寒窗”也不正确，学校生活多姿多彩，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更着重的是价值教育，并不像今天的学校那么注重知识教育，并通过学术成绩来排名，除了啃书还是啃书。当时许多学生因家境问题而辍学，顶多勉勉强强完成中学教育就投身社会大学，因此教会学生如何好好做人就成为许多华校的教育目标。
功夫下得深，铁棒磨成针
现在风水轮流转，什么是新加坡人的母语，是否该用英语来教华文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激荡一阵子后就不了了之。不过听了前报人区如柏女士分享在1980年代访问前新加坡市议会主席麦尼斯爵士（Sir Percy McNeice ，Singapore’s first president of the City Council）的趣事，不觉为前殖民地政府官员认真学习外语的态度所动容。麦尼斯在1950年代初掌管市议会，职能包括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
战前，麦尼斯曾经受委在新加坡华民护卫司服务，主要负责华族女子和保良局相关的工作，走马上任前先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广东话，以便通过当地语言来深入新马华人的生活圈子，解决华人问题。他首先到粤语的发源地广州去，但当时中国正处于变天之际，广州到处是俄罗斯人，人们看到他这个金发白皮肤的鬼佬，都跟他讲听不懂的俄语，只好退而求其次，跑到香港去。香港的形势也好不了多少，人们见到鬼佬就说英语，只好过海到澳门。澳门的老师上课时用纯中文课本讲纯粤语，麦尼斯在一头雾水的情况下花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才慢慢学上口，三年下来满嘴流利的广东话。有了方言底，来到新加坡后举一反三，潮州福建话也朗朗上口了。
麦尼斯这个英国人几乎是入赘新加坡，他在二战时跟其他战俘一起从市政厅走到樟宜扣留营，后来被派到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战争结束后，他设立了社会福利部（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并娶了当年国泰机构影业鉅子陆运涛的妹妹（Loke
Yuen Peng）为妻。陆运涛在1964年出席亚太影展，前往台中时飞机失事身亡，过后国泰放弃电影制作，电影王国完全落入邵氏手中。
麦尼斯在社会福利部期间，其中一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在市区设立了民众餐室（People's Restaurants），第一家在直落亚逸的旧货仓开业，在殖民地政府印发给有意到新加坡过境或谋生的香港与中国华人的《入境须知》中有扼要的介绍。虽然民众餐室只有短短两年的寿命（1946年6月至1948年8月），但是对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
当时战后物资短缺，商人刻意提高食物的价格，促使社会福利部设立民众餐室，为贫穷的百姓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确保人民每天至少有一顿有饭有肉有菜有咖啡茶的营养餐，收费三毛半。在1946年10月的高峰期，每天提供4万分餐食。在社会福利部的努力下，民众餐室拉下帷幕的最后一天，市面上的咖哩饭早已从两年前的$1.50下降至五毛钱，民众餐室的使命已经达成。事实证明，衣食住行其实是可以由政府掌控的，如果政府说无法控制市场，我们必须提问的是，到底是不能、是不为、还是视而不见，无法感同身受。
麦尼斯在社会福利部期间，其中一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在市区设立了民众餐室（People's Restaurants），第一家在直落亚逸的旧货仓开业，在殖民地政府印发给有意到新加坡过境或谋生的香港与中国华人的《入境须知》中有扼要的介绍。虽然民众餐室只有短短两年的寿命（1946年6月至1948年8月），但是对新加坡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
当时战后物资短缺，商人刻意提高食物的价格，促使社会福利部设立民众餐室，为贫穷的百姓提供营养均衡的饮食，确保人民每天至少有一顿有饭有肉有菜有咖啡茶的营养餐，收费三毛半。在1946年10月的高峰期，每天提供4万分餐食。在社会福利部的努力下，民众餐室拉下帷幕的最后一天，市面上的咖哩饭早已从两年前的$1.50下降至五毛钱，民众餐室的使命已经达成。事实证明，衣食住行其实是可以由政府掌控的，如果政府说无法控制市场，我们必须提问的是，到底是不能、是不为、还是视而不见，无法感同身受。
（写实派画家朱庆光笔下的民众餐室）
麦尼斯从政府部门引退后，在1959年设立家庭计划协会（Singapor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这是新加坡第一个鼓励国人实行家庭计划，避免过度生育的民间组织，直到1966年才由人民行动党政府接管。
市长与权杖
麦尼斯出任新加坡市议会主席时，有一根象征市议会主席权威的权杖（mace of city council），它类似英国的权杖。这根辗转多年后无意中被重新发现的权杖由新加坡国家博物馆接管，并对外展示。它是1951年新加坡这个英国殖民地达到100万人口而升格为市时，陆运涛以新加坡市民的身份赠送给市议会主席以及后来的市长，作为纪念新加坡市的标志性礼物。
1953年新加坡市议会通过了市议员陈才清的建议，决定铸造一支权杖赠送给当年的新加坡市议会主席，于是成立了一个权杖设计咨询委员会，成员包括市议会主席麦尼斯、陆运涛、大学教授和莱佛士博物馆研究员等人，并委任英国设计师和爱丁堡工匠进行设计和铸造事宜。莱佛士博物馆是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前身。
（当年的新加坡市长权杖）
新加坡市长权杖是用363块大小不一的金、银、玉和金刚钻用手工缀合而成。权杖长度约128厘米，重3.1公斤（110安士），刻有人像、徽章、狮子、椰林、马来亚土产、交通工具、和六只海鹰等雕像。当年的市价为$15,000。
权杖费时近一年完工，1954年初在爱丁堡和伦敦公开展览，同年3月31日由陆运涛亲自赠送给麦尼斯，出席贵宾约四百人。从此，权杖便成为市议会开会时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每逢市议会开会时，西装笔挺，戴上白手套的工作人员，举着金碧辉煌的权杖引领市议会主席进入会议厅，高喊“女士们、先生们、市主席”，宣布主席的莅临。会议厅内的人士必须全体起立致敬，直到权杖被安放在主席台前的长桌上，主席坐定后大家才可以坐下。会后，权杖也随主席的离开立刻被移出会议厅。
这么手工精致、金碧辉煌的权杖竟然在使用了约三年八个月后被继任的新加坡市长摒弃，打入冷宫，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这么手工精致、金碧辉煌的权杖竟然在使用了约三年八个月后被继任的新加坡市长摒弃，打入冷宫，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
轰动的废除权杖事件
1957年12月21日市议会选举，在32个议席中，人民行动党派候选人争夺其中14席并赢得13席，成为市议会最大党，获得了执政权。
1957年12月24日，在王邦文提议，陈翠嫦附议下，王永元先生（Ong Eng Guan，1925-2008）被市议会推选为新加坡第一任民选市长，获得在场市民的踊跃欢呼。王永元在市政厅中央宣誓就职，签署宣誓书。随后，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就职演说，华语和马来语第一次在市议会被采用为官方语言，享有跟英文同等的合法地位。王邦文是当时的副议长，陈翠嫦后来嫁了给王邦文。
1957年12月25日的《南洋商报》报道：“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注：《南洋商报》报道中的“国语”，指的是华语。 |
王永元的就职演说中特别提到在市议会用母语的意义：“这是第一次全民普选所选出来的市议会，也是第一次每个人民的代表有机会用他的母语讲出人民心里所要说的话……。”
接着，在其他市议员各自发表演说之后，王永元认为市长权杖具有殖民地统治的色彩与象征，动议废除市长权杖，获得了众市议员的支持，以26票赞成6票弃权，通过废除使用权杖。
国家博物馆导览义工黄国全数次跟我们分享他当年的经验。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学生，到市政厅观礼时，最记得书记喊道：“Ladies and Gentlemen, Sir McNiece.” 当王永元宣布废除权杖时，全场轰动，拍烂手掌。
除了金碧辉煌的权杖之外，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打造了一套手工细腻精致的黄金盾牌和项链，准备献给市长作为贺礼，当市长开会时，除了手执权杖外还戴上项链盾牌，就像教宗那样。不过由于打造这套金饰不容易，1958年完工时也不可能赠送给废除权杖的王永元，自讨没趣。后来这套由公用事业局（PUB）代管的金饰也交到博物馆手中。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打造了一套手工细腻精致的黄金盾牌和项链，准备献给市长作为贺礼，不过派不上用场。注意盾牌上方的“city of Singapore”）
王永元与白衣人的往事
人民行动党的老臣如陈志成、邝摄治、王邦文、杜进才、何佩珠、李炯才等人都认为王永元在职期间成功塑造了人民行动党的廉洁与高效率的形象，他打击贪污，亲民、每个星期定期接见居民、要公务员放下身段，以礼待人、发出小贩执照来解决高失业问题等，这番业绩为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邦全国大选（立法议院选举）的胜利及今后的施政作风奠下了稳固的基础（《白衣人》（Men in white）,“Out with the Mace, In with the Broom”）。
（维多利亚纪念堂坐满小贩，王永元吁请各位小贩参与不随地吐痰运动。NAS 1958）
王永元在马六甲出生，柔佛峇株吧辖（Batu Pahat）长大，澳洲墨尔本大学读商科，1954年来到新加坡当会计师，在出任市长期间为他个人在行动党中央建立了威信，成为秘书长李光耀的政治对手。在1959年全国大选胜利后召开的党中委会议中，王永元和李光耀各获6票，被提名为新加坡自治邦总理人选。根据党规，在对峙的局面下，主持会议的党主席可以行使最后决定权投第二张票，当时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将决定性的特权票投给李光耀，王永元就这样跟总理职位擦肩而过。
（王永元、杜进才、李绍祖。后来三人分道扬镳，王永元脱离人民行动党，李绍祖和林清祥等人成立社阵。此情只待成追忆。The Straits Times, August 3, 1959）
《白衣人》重新提起这宗可能改写新加坡历史的大事件，李光耀表示对此毫无印象。李光耀认为王永元只不过是个平庸的党财政秘书，他之所以成为市长并不是靠本身的实力，而是行动党觉得他能讲流利的福建话，能够跟广大民众沟通以进一步巩固党的地位，才决定把这颗棋子推上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问一些老人家，他们对王永元废除象征殖民地政府的权杖那一幕深深感动，记忆犹新。在普罗大众眼中，王永元是个富有魅力的政治家，他的演说深入民心，并使每个老百姓觉得他们受到尊重，比如对比英国巴士督察（bus
inspector）的高薪与本地司机微薄的收入，启发人们思考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他的每场演说都以“Ah
Pek, Ah Mm, Ah Chek, Ah So, Ah Hia, Ah Tee…”来开场，伯伯、婶婶、叔叔、嫂嫂、哥哥、弟弟都称呼到了。（《Men
in white》,
p135）。
（王永元率领2000名公务员扫街，Operation Big Sweep. NAS 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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