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年代：新加坡与长凤新 （二之一）

长凤新与银星艺术团

从小就喜欢看“廉价”电影，在大世界的广东戏院看戏，常有五毛钱连看两场猛片的优惠。也曾经在星期天下午跟父亲从住家走半小时路，去到小坡柔佛路咖啡店，对着悬在柱梁上的声宝牌黑白电视，一杯咖啡看完一部粤语片。后来才逐渐明白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所喜欢的就如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样，从无到有的艺术创作结晶。

1970年代新加坡放映了好些长凤新的电影，长凤新出品都被视为正派电影，以申诉社会不平等为主，深受文艺青年爱戴。长凤新的演员也是1960-70年代赫赫有名的“银星艺术团”的骨干。关于长凤新的成立背景以及走到1960年代之路，叶舒瑜在她的论文《冷战与香港的长城、凤凰、新联—以1945-1967年为考察时段》中有详细的分析。

（《长城》是正派电影的代名词）

长凤新的演员如合称长城三公主的夏梦、石慧和陈思思，其他演员如朱虹、陈娟娟、鲍方、方平、傅奇、鲍起静、王葆真、王小燕、张铮、江汉、白茵等，新加坡老一辈的文艺界人士还会有印象。1959 年长城电影公司接受星洲报业联会邀请到新加坡演出，为兴建国家剧场筹款，这是长凤新首次踏出香港。

1963年8月8日，长凤新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出席首届东南亚文化节兼国家剧场开幕礼，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先生还亲自迎接他们。

1966年银星艺术团正式成立，应国家剧场的邀请，前来访问演出，票价从$2至$10。

1977年11月，银星艺术团再次应国家剧场信托委员会邀请到新加坡访问，1978年在国家剧场为新加坡乓乒总会筹募经费演出。

（当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亲自接见参与东南亚文化节的香港演员。

图片来源：文汇报，1963）

（参与首届东南亚文化节的各国代表。NAS 1963）

对于1977年那场演出，我的记忆犹新，当时受到长凤新的电影如《三个十七岁》、《小当家》、《侠骨丹心》、《我又来也》、《红缨枪》等所影响，喜欢上这些标榜着中华文化、为被打压的低下层人民打抱不平的正派演出，很想去捧场，推动健康文化，可是被贵族般的票价吓坏，只好望门兴叹。

（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小当家》。1973）

（歌颂劳动人民一家亲的《小当家》。1973）

所谓的“贵族般的票价”到底是多少钱呢？票价分$2，$3，$5，$10，$15，$50，共六种。两块钱和三块钱的门票不多，而且老早就被扫光，以我当时打假期工筹学费，一天$7.60的日薪，还得付上$1来回裕廊工业区的巴士车资外加食用费，$3的门票已经很心痛了，$5的门票是绝对不敢去碰的。

（银星艺术团的演出宣传海报。NAS 1977）

（银星艺术团团员。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长凤新是三家左倾的香港影业公司的统称，分别为长城电影制片公司、凤凰影业公司和新联影业公司，它们与较晚成立的邵氏与电懋（国泰）等“右派”电影公司相抗衡。随着日后观众被邵氏、嘉禾等电影吸引过去，长凤新必须重新整顿，寻找出路，如风景片《万紫千红》，摆脱文革影子的喜剧片《巴士奇遇结良缘》、《三凤求凰》、《错有错着》、《光棍·神偷·双彩凤》，以及写实片《父子情》、《半边人》等。

1982年长城和新联组成中原公司，拍摄功夫影片《少林寺》，李连杰一炮而红，女主角丁岚在1990年代加盟新加坡电视台新传媒，但没有什么发挥的机会，后来回到中国，开设了多家精品店。

（长凤新转型期间的作品。资料来源：银星艺术团演出特刊，1977）

1982年11月 ，长城、新联和凤凰集资成立了银都机构。在2005年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中，银都共有五部影片跻身百大：《中秋月》（凤凰，1953）、《红楼梦》（鳯凰，1962）、《父子情》（凤凰，1981）、《半边人》（凤凰，1983）、《秋菊打官司》（银都，1992）。

对于长凤新转型后的电影，我对《半边人》始终念念不忘。大概是1984年吧，到放映主题健康的影片起家的黄金戏院看了《半边人》，深深为半理想半现实的社会平民所感动。人的一生不断的在茫茫人海中寻找失去的另一半人与事，让自身重新获得圆满。生活中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抉择，在平衡中徘徊，在矛盾的处境中遗憾。这是1980年代涌起的新浪潮电影所带来的冲击。

（《父子情》电影海报。图片来源：Wiki）

（《半边人》电影海报。图片来源：浮世鸿云）

电影离不开政治

1949 年成立的长城电影公司是由商人出资成立的（袁仰安、吕建康、张善琨），初成立时长城是一个独立的商业机构，两年后随着张善琨退出，长城进行改组，由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直接领导，成为政治立场鲜明的 “左派”电影公司。

长城招揽各路演员，李丽华、红线女等都为长城拍过电影，乐蒂因专演配角而跳槽，萧芳芳签了合约但没有什么童星的影片可以让她上场，林黛也没上场的机会，后来加盟永华的严俊带着她离开长城，为永华拍摄《翠翠》，从此红透半边天。

从《长城画报》的创刊词中的自我定位，长城左倾的政治立场是相当鲜明的：

电影的制作是少数人的事，而电影的欣赏则有无数人的份儿。电影事业的进步是少数人的职责，而促进电影事业的进步者，是无数人的力量—包括所有的电影观众。本刊便是一座桥梁，奉献给电影工作者，同时也属所有的电影观众。 “第八艺术”是综合的艺术，同时是人民大众的艺术。从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在建设的高潮中，电影当然不甘落后。因此这样一本合于摄影厂，银幕，与观众之间的刊物是需要的。 这本册子将经常介绍电影知识，研究电影技巧，报导电影界动向，批评电影的内容与形式，与电影工作者共同求取进步，与观众共同追寻新生。在电影领域上，“筑起我们新的长城”！套用这句光荣的句子，本刊愿在艰巨的工程中，担任一名搬运夫；愿在艺术的队伍中，担任一名传令兵；愿在无止境的进步中，担任一名鼓手。 ---《长城画报》，1950 年8 月，第一期

（《长城画报》创刊词）

凤凰影业公司在1953 年由韩雄飞、朱石麟等电影同人一起创办，经营手法上，凤凰采取的是与人合资拍摄的方式。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和新中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编剧、导演、演员、剧本等，幕前幕后的人员是可以相互调动的。凤凰到蒙古取景的《金鹰》，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打破香港的票房纪录，成为第一部破百万港元票房的猛片，在新马院线也十分轰动。

（凤凰的当家花旦朱虹竟然出现在《长城画报》封面，印证了长城和凤凰两家电影公司一家亲的说法。）

1952年成立的新联更摆明是个左翼电影组织，由新中国直接投资，负责领导的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后来交给陈毅、廖承志等人管理 。1956 年，当时身为香港《文汇报》编辑部主任的廖一原，也出任新联的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甚至以“中间人”的身份申请调动总理处的资金到香港，买下南华和银都两间戏院来播映“正派”电影。1960 年代的《七十二家房客》是新联最成功的制作之一，将上海和香港两地的住屋问题“相提并论”，成功地获得了香港观众的共鸣。

1960年代末香港电影逐步走入低潮，1973年邵氏委任楚原导演重新拍摄《七十二家房客》，使开始衰退的港片重获新生。《七十二家房客》在新加坡同样深受欢迎，是当时社会的写实版。

（《七十二家房客》，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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