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文章转载）

本博客网主的话：

隐名的博客读者X君引荐我登陆加拿大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阅读这篇《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X君认为博客文友会有兴趣。

阅读过后，我觉得虽然此文应用多方考证，但显然在出发点上，人身攻击意味浓厚，跟我写文章就事论事的原则相冲，因此礼貌地回应X君：“陈剑的一些书籍我是阅读过的，从资料的立场来说，我觉得呈现方式是中肯的。至于他是左是右，或是骑在什么背上，我觉得应该以良知来作判断。”

关于陈剑先生，我对他与卡尔·哈克（Karl Hack）主编的《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最感兴趣，觉得作为一名学术研究员，陈剑已经站在中肯的立场来反映那场在澳洲国立大学的研讨内容。对于还原历史，超越个人情绪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现阶段的新加坡虽然表面上言论自由多了，但对于历史事件，还处于成王败寇的模式中。左翼人士想要“还我清白”，政府则以一贯“只有我说，没有你说”的做法来钳制对方。更进一步，不晓得是雷同还是巧合，以李光耀先生的“合并斗争12讲”再版回应。

以旁观者的双眼来看这一出戏，大家都一样缺乏还原历史的大气，一方面说要忠于历史，另一方面却被情绪（或是悲情？）控制，跳不出锁定的框框。

X君再度告知，陈剑已经撰文《陈剑是不是左翼重要吗》回应了。阅读过后，觉得在“还原历史”的现阶段，两人交锋的内容，透露了某些内情，也让我们窥探出某些为何跳不出框框的原因。

因为有太多话不能启口，或因某些创伤，造成更多的无奈与误解，这就是左右翼对抗的年代的历史的一部分。两篇文章一起读，可以看看时代的缩影，比较中和地解读“我们的历史”。

两篇文章分别在2014年10月21日与22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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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左派”身份的考究》
作者：黄泥
原文刊登于：南洋大学校友业余网站 2014年10月10日

曾经写过几本诗集和马共历史专著而赢得一些名气的陈剑，最近在联合早报发表一篇评论5.13学生运动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网上的论战。

5.13学生运动是1954年新加坡几间华文中学学生所发动的反征兵抗议运动(因发生於5月13日﹐故被称为“5.13学生运动”)。论战的焦点是：5.13学生运动究竟是不是如陈剑所坚持的乃由“马共主导、由学生抗英同盟执行”？

虽然登在新加坡政府所全面控制的联合早报，陈剑文章所用的却和以前《阵线报》所用的“左派”语言极为相似﹐作者也似乎极力要使人相信他是站在马共的立场，用“左派”的观点和感情来写这篇评论的。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样的文章居然从左边引来了论战。

因此，这场论战使我感到十分困惑：这究竟是“左派”内部的争论(洋人所说的“茶杯里的风波”？)还是敌我之间的骂架？如果了解5.13运动的经过和前因後果又看懂两边的论点，当然就不会有我的困惑。由於我的无知和理论水平的低落，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从他们的身份着手，考究与试图证实两边的“左派”身份以脱解我的困惑。

陈剑虽然过去从未在南大站或其他论坛发表文章﹐但是他活动范围广大，出过几本关於马共的书﹐又时常见报而知名度较高，考究他也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从他做起，以後有时间再考究其他人。我花了一些时间，又通过一些朋友同学的帮忙，终於整理出下面的材料﹐以供参考。

陈剑原名陈松沾，1940年出生於新加坡(也有人说他出生於德光岛)，却在新山长大，宽柔念书(老爸当时是宽柔事务主任)，1959年特地转到中正念高中，1962年进南大，1966年地理系毕业。 

我的一些“老左”朋友，也许由於时局关系或其他方面的考量﹐一向(直到现在仍旧如此)羞於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陈剑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敢於多年前就公开宣布他自己乃“左派中人”(from the left)，也“一向支持左翼运动”、“一向支持马共”而引以为荣。他还说：“南大校友曾出版了一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我也参与其中”。〖注1〗

我也不明白我这些“老左”朋友抱的是什麽心态？如今马共已经瓦解，左翼运动对朝廷也早已不成威胁，暴露自己的左派身份能有什麽危险？反过来说﹐如今的世道似乎倾向於敬重“建国一代”，承认左派身份说不定还可以为自己提高“建国一代”身份的含金量。怪不得最近在街头巷尾﹑巴刹咖啡店里三不五时会有阿猫阿狗跳出来向我吹嘘他的左派身份与活动。也就是由於这个原因，我对那些大声自称为左派的，不能不稍微提防一下：要做点检查才敢相信。

我於是东问西问，问那些1960年代在中正和南大活动的朋友同学，却没有人能具体说出陈松沾究竟有参与过什麽“反政府”或“亲政府”的活动。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左派”身份到底是根据什麽来定位的？

根据南大历史系一位曾在报界服务过的校友的解释﹐陈剑所说的那本关於民族解放运动的书，是南大史地学会1962年出版的《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这本书原本是为了庆祝三月底举行的大学周而出版﹐结果拖到七月才面世。他质疑陈松沾与这本书的出版会有什麽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理由有二：

第一：这本书是南大史地学会活动的重头项目，从1960或1961年就已经开始准备。陈剑三月间进入南大(当时南大的开学日是3月15日)，身为一个还没摸清南大环境的地理系新生﹐在中正又不见得有什麽重要的左派关系和活动记录，很难相信人家会让他参与这本重要出版物的编辑与出版任务。

第二：1964年政府所公布的《共产主义在南大》白皮书﹐特意点名这本《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注2〗，用来套上南大已被马共控制的罪名。这本书的主要编写人之一的林廷锷(另一人为傅孙力)於1963年被公安法令所扣留。听说政治部当时的“剿共”政策是从国民党学来的“宁可错怪百人﹐不可误放一人”。如果陈剑真的和这本被政治部所密切注意的出版物有过显著与值得一提(significant)的关联，居然没有进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岂不证明政治部的无能或失职？(他毕业後不久就当公务员，显示他并没有被列入政治部的黑名单。如果他本来有被列入政治部黑名单，难道他当时已经向政治部投降而从黑名单除名？)要知道新加坡政府一向对“黑名单”毫不含糊。陈剑有个堂兄弟陈波生﹐跟陈剑同班同时毕业。陈波生曾公开讲诉他因为进入政治部黑名单而在就业和护照方面所受到的种种阻碍和刁难。陈波生在南大并没有参加什麽活动﹐为什麽名字会列入黑名单？据说是因为他和班上一些“亲共份子”有来往。〖注3〗

我後来跑去新山找到几位深知陈剑背景的宽柔朋友(其中一位是大学教授)，才从他们的表述中多多少少了解到陈剑的背景确实不简单。

陈剑的已故老爸陈锡霞(Chin Sit Har)老先生，据说早年曾参与马共“民运”活动。1951年却被英国人委任为柔佛州金巴士(Kempas)新村管理委员会成员〖注4〗。新村是在一九四八年英国人为对付马共而推动的一项庞大的“集中营”计划。为了有效箝制马共，时任作战指挥官的英国森林作战专家 Harold Briggs 中将提出了新村概念，新村因而也在当时被命名为 Briggs 计划。〖注5〗

後来听说陈锡霞和新山海南人特务兼翻译关某某(外号“白毛”﹐独立後承继红毛人成为政治部主任)来往颇密。由於这样的复杂背景﹐宽柔左派同学难免对陈剑敬而远之，陈剑自己独来独往搞自己的活动建立自己的地盘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1959年陈剑不知何故离开宽柔转去新加坡中正念高中。听说中正的左派同学因为探听到陈剑在宽柔的历史问题而对他敬而远之﹐怪不得他无法在中正参加左派活动。虽然如此，他的第一任太太(听说她毕业後在左派的“乡村住民联合会”活动)倒是在中正结识的。陈剑(那年他念高三)和1961年的中四罢考运动(根据PAP的官方说法，这跟5.13运动一样﹐都是马共在策动搞鬼的)毫无关系也就难怪了。(这是向一位当时和罢考行动委员会有关系的中正同学所证实的)。

陈剑1962年进南大﹐也许是同样的原因，使他无法随心所欲地参与南大左派学生的活动。无人可以证实他是否如他所说的参与南大史地学会《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简史》的出版任务。

听说陈剑南大毕业不久就去德明混合中学教地理，但是他在答复黄岩为自己辩护时这麽写道：“毕业后，量马路超过八个月。之后，托大选之福，受聘为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教师（但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注6〗。

他这个语焉不详的表述产生几个疑点：

1. “交通及城市规划研究员”的职位不在选举部门，不知道为什麽他会“托大选之福”而受聘？

2. 他说他“终因政治原因被开除”，这里他没有详述究竟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使他被政府开除，但从文字的连贯意思来看，却可以猜测他似乎在暗示他是因为过去“左派身份”的暴露而被开除(再次强调他的“左派身份”？)。问题是：他已经当了几年的公务员，你若明了当时(1960，7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气候，你就会觉得奇怪：对一个南大生来说﹐到底是怎样的“政治原因”会严重到使人被开除但不会严重到使人在公安法令下被捕？

陈剑接着叙述了他被政府开除後的生涯：“在社会打滚数十年，辗转当过补习老师、书局课本编辑、电影发行公司经理、五金销售经理、机械工程经理、自动化仪器产品销售工程师、石化工程生产部经理、石化项目国际部董事、跨国财团亚太副总裁等职务。暨后，自设国际会议及展览、生产自动化工程及出版业等企业为期八年。终厌倦商场，出售并结束业务，转向学术研究，先后在澳洲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等大专学府从事亚洲冷战研究至今。这十多年来，则从事中国公务员培训教学任务”〖注6〗。他却省略了下面几个透露他在行动党统治体制中地位的“发迹”事项：

1. 1987年2月6日被教育部长郑荣顺委任为 BEAC(Basic Education Advisory Council) VITB(Voca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成员。〖注7〗

2. 1980年代後期担任布菜德岭民众联络所(Community Centre)管理委员会委员。〖注8〗

3. 1995-97年被委为民意处理组(Feedback Unit, Ministry of Community and Development﹐民情联系组 REACH 的前身)成员。〖注9〗

4. 退休後担任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Civil Service College 政府机构)公务员培训课程特约教授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听说曾在理大的市长班讲课).〖注10〗 

陈剑的背景中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和一位名叫蔡裕林(时常在联合早报写评论)的亲密关系。

蔡裕林2013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新加坡刮起改革风：李光耀时代versus后李光耀时代》的新书，据说是为了配合李光耀九十华诞的庆祝活动〖注11〗。有人形容陈剑是这本书的“幕後主编”〖注12〗，不但替他写绪言还为他张罗新书发布会和标题为“《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的座谈会”〖注13〗。陈剑也在会上宣称：“今天的新加坡已经告别威权政治时代，对待言论和民主的态度更加开放，上届大选甚至出现总理向国民道歉的一幕，政府今年还举办全国对话会广开言论空间，这些都是后李光耀时代的迹象”。〖注11〗 

国大历史系黄坚立教授在评论蔡裕林的新书这麽写道： 

虽然名字没有印在书页上，陈剑其实就是此书的幕后主编。陈序在书中的第16页就透露了蔡先生“几乎每写一篇，便电邮给我，要我审阅并提意见，我也乐意为之。”蔡氏本人在第410页的最后几行结语也坦诚地写到：“初稿完成后，有赖陈老师费时费心的予以修正和重整，没有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本书将无法早日面世。”陈剑之序言称赞作者与书本的“观点独到、有理有据”，觉得书本有其“系统性、连贯性、对比性”和“积极性、建设性”。陈剑认为蔡书虽然有“一针见血之效”， 但是同时却保持了“和风细雨式”与“和谐的评论模式”。〖注12〗

从这里诸位不难察觉陈剑和蔡裕林有着如何亲密的关系。

蔡裕林究竟是谁呢？请看【大马华人网站】介绍蔡裕林身份的一段有趣文字：

“蔡裕林何许人？据‘随笔南洋网’李叶明的介绍：他年轻时积极投入社会改革运动，曾加入马来亚劳工党。65年参加马列毛小组，因被追捕而转入地下。后来他成为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发起人并担任政治局委员……1974年在新加坡被捕，隔年出狱后加入政府部门(黄注：是Research Officer, ISD)工作17年。后来从事过建筑，教育，餐饮等行业，还开过出租车，四年前退休。那17年的‘政府工作’为什么不详？其实，他原名蔡忠隆(黄注：是蔡忠龙之误)﹐俗名‘独眼龙’。当年在新加坡被捕，经不起拷打投诚，并出卖组织，出卖下属，出卖同志，‘解阵’的整条隐蔽战线全线崩溃。退休后还得‘驾出租车’过日子，比起那些吃香喝辣的操英语的同事则天渊之别。显然的，下半辈子是没有‘后李光耀’的日子那么舒适……他经常以‘保皇派’的文章投稿《早报》甚至还发明了新词句——凡是反对派”。〖注14〗 

从这份考究材料细细看来﹐虽然没有证据显示这位相当有才华有本事的陈剑在求学期间(从宽柔﹐中正到南大)曾经做过什麽“亲共”(借用李光耀和行动党政府术语)或“亲政府”的举动，但从他离校後的活动和生活状况看来，他在行动党统治的体制里，并不像是受害者而倒像是个得利者。特别是他和一个在政治部当官17年的马共叛徒之间的亲密交往，这些和他所标榜的、拼命要使人相信的“左派中人”身份实在难以配合。这里所引发的根本问题是：究竟陈剑还可不可以继续被定位为他所引以自豪的《左派中人》？

〖注〗 1. 摘自2008年陈剑访谈录﹐ 2. Communism in the Nanyang University. (1964) Kuala Lumpur: [s.n.], p. 21. (Call no.: RCLOS 335.4 MAL) P.10 3. 文献馆：华校生经历与新加坡历史 4.Straits Times June 13, 1951 p7. 5. 新村是冷战的历史见证 6. 《多做实事，少造谣生事》 7. The Business Times, Feb 7, 1987 p16

8. 《联合早报》 1988年11月4日 p38

9. 1995-97年被委为民意处理组民情联系组

10. 新加坡国际人才交流中心，专家顾问委员会

11. 座谈会：李光耀时代vs后李光耀时代

12. 黄坚立： 跨越反对浪潮和政权精英之论 《联合早报》2013年10月22日

13. 后李光耀时代

14. 德仁：弯弯山道有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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