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提供：海凡
（六）物换星移，人屋皆老
一条道路从马共方生活区当中穿过，坡度平缓向上。两旁林木茂密，在葱郁枝叶的掩映下，那些仿佛是隐匿历史一隅的古旧建筑，在午后阳光下，斑驳迷离，显得不太真实。
左边山坡上，分布着女宿舍、大会议室、领导人陈平和李凡独立的庭院，以及医务室和幼儿园。陈平和李凡独立的庭院是较后才建的，似有授意打扫保护，在所有建筑中，除了幼儿园还有人使用外，在所有废置的691建筑中，它保存的最完好。红砖灰墙，石阶廊道，都少见落叶。网络上有文章把这个小庭院称为“总统府”，纯为吸睛宣传，当年完全没有这样的叫法。
（陈平和李凡独立的庭院，当年并没有“总统府”的称呼）
道路右边是一大片旷地，家属宿舍、男宿舍、小会议室、大食堂、厨房、澡房、库房、煤房、锅炉房、理发室，小卖部和医务所等都散布在这里。
还有两个分别属于马共方和中方人员的篮球场，以及一个羽毛球场。可以想见当年在这里的一两百人，各种基本设施齐备，生活井然有序，他们能得以安心工作。
那个空旷的大食堂，双方人员共用，但分开用餐。马共方人员每日三餐都由中方包办供应，一年365天，钟点一到，桌上已摆妥餐食。在那物资远非丰裕的七十年代，他们的午餐还有三菜一汤。每餐都有猪、牛、鸡肉，鸡蛋。淡水鱼也少不了。据说当时中国职工干部伙食标准一天菜钱才几毛钱。而中方给他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一天两块钱。
往事定格在四十年前的青春里
当年的故人引领着我们参观，建筑物的红砖外墙，光阴处处留下灰褐的足迹，墙角青苔悄悄侵入；被风和鸟儿带来的种子，紧抠着砖洞墙隙，挣扎出几痕绿意。
我们踟蹰张望，脚踩的落叶“窸窣”作响。我们并没有每一所房子都进入。但到了他们当年的住处，万水和陈英，都不禁跑到门口，扬声道：“这就是我的房间！”
除了门洞、窗洞、墙和柱子，其实那里已经一无所有。物换星移，人屋皆老，只有被讲述的往事，还定格在四十年前焕发的青春里！
（航拍691旧建筑，青春曾经在这里定格。赵思毅拍摄）
有好些屋瓦坍塌了，梁板像块破布似地悬挂着。屋瓦破漏之处，阳光雨水浇洒，在墙面流淌着参差的惨绿，像是热血溅染留下的污渍。每一所破房子都飘荡着旧时光淤积的气息。我觉得心里也有块地方坍塌成了一个窟窿，被无边的风雨冲刷，感觉阵阵抽痛。
这些几乎和树丛混融的残破的建筑，迷茫间竟与我曾生活十余载的游击山头的营盘重叠在一起。当我骤然见到四方山的植被，确实感到诧异。浓郁的树冠，绵密的林丛，除了枝干挺拔的乔木，地上也散布灌木矮青；还能看到雨林里常见的蕨类，棕葵类植物，以及那些在石壁、墙角、栏杆甚至树干上攀爬蔓生的植株，和野性勃发的雨林真有几分神似。
是的，当年生活在这里的，都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是和我们相隔千里，却并肩作战的战友！
（坍塌破陋的当年旧建筑，飘荡着旧时光淤积的气息）
有人形容八十年代仍坚持奋战在森林前线的第六突击队是一支“孤军”，既和北马局领导若断若续，与当地群众也难以建立联系，丛林里再没有其他可以支援的部队，处境确实孤立无援。而在边区的几支大部队，奋斗在深山密林里，由于地下战线屡遭破坏，和国内群众无法紧密联系。
回头检视那十几年，队伍大部分的精神力气，也就在为维持生存而斗争。边区的民运工作，除了情报，主要是为取得粮食物资供应。那时在部队听革命之声，观赏中国影片，阅读中国的书报杂志，觉得在那个悬置的、坚守的阵地里，中国、北京离得比自己的乡土还要靠近！我们没有多少活生生的资料去了解自己国家的变化发展，我们用上队前的生活见闻，去勾勒，去拼凑当前新马社会的图像。
而在这里，在这个得到中国大力支援的691基地，是这批同志们给我们提供了精神食粮。然而，他们看似另一种形式的与世隔绝，坐落于县城几十里外的山谷中，既抽离了中国的火热斗争，“极少和围栏外的当地居民往来”，也远离马来亚本土的生活实际，依靠一摞摞迟到的书报提供的资讯，信息，为我们整理，编撰，描绘现实的图景，指引前进的路径。在这样的境况下，如何把革命理论和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实际相结合，实现本土化，争取到国内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成为一个至为关键，却又显得鞭长莫及的难题。
我不知道身边几位当年的热血青年，当他们脚踩中国的土地，吃着益阳农民栽种的米粮，门口守卫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治病给药的是中国医生……当他们行走在田间小径，弯身采撷一把映山红之际，他们对手上的工作和将来的愿景，对真实和想象的距离，是否曾有过瞬间的恍惚?!
革命之声停止播音
进入七十年代，取得独立的东南亚各国将目光投向国内，谋求发展、摆脱贫困成为各国的共识。恰逢国际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浪潮，东南亚各国经济先后起步。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凝聚共识、重塑社会，致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赖以发展壮大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而在马来亚多元民族的社会背景下，革命更是遭遇了种族主义。鉴于马共的前身，曾是成立于1926年的中国共产党海外南洋临时委员会的历史渊源，党的先驱主要来自华族。党领导层曾经努力淡化华族色彩，尝试发展本土马来族党员，但收效有限，也未能形成一个跨民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六十年代后，党的主要领导干部集中到北京后，得到中共的财政支援，连电台也在湖南播音。在执政当局大力推行种族政治的蛊惑下，党的事业，武装部队的发展，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更加举步维艰。
中国也来到了改革开放的阶段，调整了外交政策。1980年李光耀在与邓小平会面时，自称代表东盟四国，要求中国政府关闭革命之声电台，以获得东盟国家游说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支持红高棉保住在联合国的席位。当年12月邓小平召陈平一席谈，革命之声不得不在半年后，1981年6月30日停止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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