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登于《怡和世纪》第35期，2018年4月
李国樑对本地民间文史资料素有搜集和研究，不歇的努力终于又开花结果。《大眼鸡 . 越洋人》甫出版，并获选“2017年早报书单”。以“大眼鸡”称出海远渡到南洋的帆船，并借以标示书名，凸显此书之视角乃以民间关怀为初衷，形象鲜明。李国樑期盼在新加坡大环境的迅速变化下，以广东先民之足迹为参照，切入并伸展，把“昨日”与“今日”之间的可能联系与对话平台建立起来。作者甚至远赴广东省与海南省各乡镇、福建省猪仔交易处等地搜集材料，对所关注的“人”或“事”进入细节描述，他期盼做到呈现其内在精神。
（《大眼鸡·越洋人》）
李国樑有志于重建记忆。重建过程当然涉及如何选择材料、以及重建些什么的问题。由于时空间隔，加上人为的疏远、舍弃，集体记忆往往变得斑驳而破碎。它是珍贵的。如果视日常为展示平台，那么，集体记忆就像“无形展示品”，往来者视而无睹。台湾中央研究院李有成教授在他的著作《记忆》中说到，格林柏勒特(Stephen J. Greenblatt)以“回响”(resonance)这个观念说明博物馆或美术馆中的展示品如何超越其有形的疆域而向更广大的世界伸展（页39）。“大眼鸡”的记忆所孕育的情感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价值怎么与现实步调和谐共舞？这样的“无形展示品”怎么让它在国人眼前发生“回响”的力量？记忆是不会完整的存活于日常生活里的。李教授在绪论开宗明义地说：“记忆无所不在，不过记忆又多半零碎、隐匿，乃至于行踪成谜，重建记忆的过程因此繁复而曲折。”李国樑着力所在或正担心先民的精神价值被遗忘。
《大眼鸡 . 越洋人》一书旁收博引，巨细靡留，枝节歧出，甚至有些芜杂。李国樑或有心借助于书写记忆以发现过去。他的记述、拼凑与重建，其实可能弥补历史的某个缝隙与断裂。李国樑写的并不全都是他的亲身记忆。他住在新加坡河畔，自小父亲便常带他到牛车水走动，留下深刻的印象。书中写道：“自19世纪中叶，牛车水已经成为广东人的集居地，也是新加坡保留得最完整的历史性社区。”（页55）童年的印记，听长辈的追述，加上博览群书以及采访相关人物，他怀想“昨日”并组建他的“记忆”。先民以契约华工（猪仔）与自由身的身份出海求生，那年头，清廷国力单薄，对海外的侨民其实没有能力眷顾。到1891年驻新加坡总领事黄遵宪才为民请命，仿效美国侨民护照，颁与“黄纸”，先民下南洋终得到法律认可。期间先民的境遇和心情真不是后人轻易能想象的。初始只为求生，赚钱回乡，对当地没有归属感；渐渐产生落地生根的意识，对自己的在地身份不再犹豫。李国樑在前四章列举几个重要事件来勾勒先民辗转迁徙与艰苦打拼，并综述过程中的反思与抉择。譬如更早时候马来王朝与新加坡的商贸往来、拉律事件对星马地域政治与经济发展之影响、中日战争爆发、反殖民地斗争、中国大陆政权易手以及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国人自信地以在地的视角去检视“昨日”的记忆。李国樑整理出来不少可供大家怀想、反思与传承的人文价值。笔者评述书中几个亮点以彰显此书的意义。
先是对弱势妇女给予的同情与肯定。1930年代发生全球经济萧条，英殖民政府聘用妇女员工以降低营业成本，吸引广东妇女蜂拥到新加坡谋职。来自顺德与周边城镇的女工就是大家熟知的梳起不嫁的妈姐。妈姐按时委托水客或通过银信局汇钱接济家乡。强烈的乡土观念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造就了妈姐的人格形象。妈姐在本地做家庭杂役，很有一些与主人关系和睦，甚至成为家庭中的成员，扮演管教小孩，灌输伦理的角色（李国樑著有《广东妈姐》）。来自三水、花县等地的女子，多数头戴红头巾在建筑工地工作（清远和福建的女工则包裹蓝头巾）。中峇鲁保留区、南洋大学华裔馆、文华大酒店等建筑物都有红头巾的汗水斑迹。有一群“黑头巾”（来自江门周边乡镇和东莞）到丹戎巴葛海港和岌巴船厂，蹲在密不透风的船舱洗油屎和涡轮，俗称洗“廊西”。下南洋的广东妇女中有一群“妹仔”。她们不像妈姐有薪水有自由，也不像猪仔有还清契约债款的一天。妹仔给有钱人“买断”做侍婢，身份跟奴隶一样。有一群妇女从广东和澳门来到本地当妓女，俗称“阿姑”与“琵琶女”。“琵琶女”属于高级艺人。人肉贩子、鸨母和私会党形成铁三角利用烟花女牟利营私。阿姑要供养铁三角、缴付政府税收，赎身不易，生活悲惨。琵琶女和阿姑做善事却不落人后。作者走访何桂棉（小名月小燕），她在日战期间由养父辗转从香港带到新加坡卖给鸨母。说好三年赎身，却因战后英殖民政府不承认香蕉票，她多挨两年。26岁回复自由身，决定从良。她一生经历妹仔、阿姑、琵琶女，坎坷路上泪水汪汪。何桂棉联合同船姐妹成立一个叫“菊芳”的组织，沿家挨户去卖纸花，为广惠肇留医院、南洋大学筹款。2017年年届九十六的何桂棉将当年广惠肇留医院赠礼表扬她的一对吊坠回赠给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这些本性善良的小人物占有的篇幅凸显了她们的存在。
（2017年，年届九十六的何桂棉将当年广惠肇留医院赠礼表扬她的一对吊坠回赠给广惠肇留医院文物馆。）
其次是社团组织。互助是必需，渐更转化为一种动力。初来乍到，闽、潮、粤客、琼五大方言族群为了守望相助纷纷成立宗乡会馆。创立伊始，为侨民之安顿、求职、嫁娶、经商、祈福、殓葬等事宜竭尽责任，渐而对兴学办校、创建慈善医社、辟建义山等有利于华社的事务也都以身表率。可以说，各籍贯会馆竭力完成了时代赋予的使命，同时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历程。现存的文物，譬如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台山端芬乡人士赠与宁阳会馆的铜钟（1878）、广惠肇碧山亭大庙梅氏族人捐赠的铜钟（1880）等，铸铜的年代和祈求的祝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历历反映了岁月的足迹以及来自农耕社会的纯朴愿景。台山人曹亚志在劳明达街创办的曹家馆是本地第一家血缘组织。1822年曹亚志与台山宗亲成立宁阳会馆是新加坡第一家宗亲会馆，亦是中国境外第一家会馆。这是了解新加坡社会史不应绕过的事实。若从文化交流的性质去看，1857年广东梨园子弟在新加坡创立梨园堂，其中不乏因参与反清复明运动，遭清廷追捕而避难至此。梨园堂后依据粤剧分八个堂号取名八和会馆。自1950年代省港粤剧团多次前来演出，著名演员红线女、新马仔、陈宝珠等在本地掀起看粤剧的热潮，新加坡甚至有粤剧第二故乡的美称。但是，时代是跨大步向前迈进的。新加坡社会亦在迅速变迁中，宗乡会馆为了顺应改变，自觉自发地更新形象，与时并进。首先，从领导层的交接到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都设法使其年轻化；其次，成立文化中心/文物馆以便坚守文化传承的责任。最新成立的“九龙会”（1990年）和“江苏会”（2016年），虽仍属同乡/地缘组织，但是，成立的目的已不同往日。前者移民自香港九龙，强调“取之于新，用之于新”的责任与义务；后者本于更好地回馈社会的初衷，着力于会员与本地的交流与融合，同时推动江苏与新加坡两地各领域的交往与合作。社会进程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促使“同乡会”肩负不一样的任务，自信地继承其传统精神。
依然在积极地扮演惠民角色的有广惠肇留医院。1910年着手筹办一座民办的、规模庞大的留医院是本地救贫济困的典范。李国樑这样写：“留医院的院址本身就是新加坡民间慈善医疗史上不可磨灭的印记。正因为它有历史、有回忆，在‘十字路’这块土地上扎根，因此更重视留在原地体现根文化，让它继续发扬广施惠民的精神。”梁介福、谢永褀、李国基等人都是三代人竭诚为广惠肇留医院服务，出钱出力，令人感佩。同时，留医院有赖于许多义工的热心支持，前面提到何桂棉无私的奉献就是例子。另外，笔者以为，还有一件必须慎重点出：南来的侨民“聚萍踪于石叻，有人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异地溘然长逝”。于是，各籍贯族群各有坟山殓葬逝者，入土为安。广东先贤买地辟建碧山坟地，其初始即体现一种互助相体恤的精神。1943年碧山亭举办万缘胜会，为五万日战时华裔殉难者超度。1978年史拜罗斯号(Spyros)油槽船爆炸，碧山亭举办法会为七十六位不幸死亡的各族人士超度。对生者、对死者这都是值得一书的恩德。后来许多坟山因国家发展的需要而清山让出土地，现代人亦都改变殡葬观念，但是“坟山”的曾经存在对新加坡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若从1727年起航开始计时，至今将三百年。李国樑为“大眼鸡”著书立言。船帆远去矣。仿佛有鼓点咚轰咚轰随波激荡。笔者读其书略抒感想，键盘犹有余温。回声是需要的。《大眼鸡 . 越洋人》虽以广东人为书写对象，其中包含的精神价值却不局限于广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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