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early 20th century, Toa Payoh was a squatter district, with a promine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in the area. In the 1960s, it managed to catch the 2nd five-year building program rolled out by HDB and developed into Toa Payoh New Town.
According to Mr Quah, a grass root leader in the 1960s, the resettlement had never been smooth. There were various kampongs scattered around Toa Payoh while pigs and chickens were found all around. The pigs and poultry were reared for sale and for eggs. The poor villagers would only get to eat meat during festive occasions.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as not pleasant by today’s standard. One would probably step on all kinds of dung and droppings in the morning. The night soil buckets would be full of worms and smelly but residents used to all these. The attractiveness of kampong life style is none more than open spaces and freedom.
Because of that, residents felt extremely uncomfortable when they found out that the new HDB flats were much smaller and they had to confine themselves within the four walls. They could not even plant vegetables and rear chicken. They could not accept such life style changes.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Lee Kuan Yew visited Toa Payoh villages in 1964 and heard all the voices. Eventually the residents struck a deal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oved on.
What does Toa Payoh mean to you?
大巴窑（Toa Payoh）原本是个比目前的幅员要广阔得多，J. T. Thomson 1846年制作的新加坡海峡地图上已经标志了大巴窑（Toah Pyoh，大片沼泽地）和大巴窑内（Toah Pyoh Lye，大片沼泽地的深处），延伸到武吉知马路。
对比了地形，大巴窑内就是现在的咖啡山。上世纪60年代大巴窑初建，中心一带有座 “安祥山”，跟牛车水的安祥山（谢安祥）同名，原因是谢安祥家族安葬在大巴窑的坟山上。可见早年的新加坡，坟场无处不在。
大巴窑是继女皇镇后所兴建的第二个卫星镇，有设施完善的镇中心和邻里社区，每个邻区都有商店、巴刹、工厂和学校，足不出镇便可安居乐业。
20世纪末，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会所搬迁至民间创建的兴亚启蒙学校的原址。21世纪初，建屋局总部从红山搬到大巴窑的新大楼安家落户，使到这个地方别具历史层次感。
（宗乡总会迁入原兴亚启蒙校舍，使到大巴窑更具历史层次感）
发展初期一波三折
如今的大巴窑有3万6千多户组屋单位，约11万组屋居民，早已从新镇转型为成熟市镇了。
柯位河在大巴窑基层服务多年，他的口述历史追述了大巴窑初建的经过。当时政府决定发展大巴窑新镇来解决住屋不足的问题，但甘榜居民不愿搬迁，执意守护家园。有些居民出于对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养鸡养鸭，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感到十分愤懑。
196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居民的要求都交到政府手里，总理公署和国家发展部联手，终于跟乡村住户达成共识。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1970年已经发展成为10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约六成的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其余多数是三房式单位。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俗称红头巾的三水女工，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
如今大巴窑经历过另一轮重建，只剩约一成的小型单位。从前居民从平地迁入十楼，从窗口望出去不免战战兢兢。乔迁至30楼的新居，虽然日穷千里目，但必须克服更具挑战性的惧高症。至于生活素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旧交替的大巴窑组屋）
“新加坡的芝加哥”
叫人难以想象的是，新镇落成时竟然连个警岗都没有。私会党徒继续在老巢出没，九个月内就涉及两百多起罪案，犯罪率在本地首屈一指。大巴窑没有芝加哥的繁华气派，倒像芝加哥那样血腥暴力，被贬为“新加坡的芝加哥”。
根据老居民反馈，从前双林寺后面金吉道（Kim Keat Avenue）的咖啡店和旁边的草丛，是私会党最猖獗的地方。谈判一旦破裂，遭殃的是咖啡店，家具雪柜都被捣毁了，晚上德士司机都不敢载客到此处。
该区的国会议员张润志和内政部联手，执行一系列打击罪案的计划。警方加强力度扫荡区内的私会党，居民组织自卫队来弥补警方人手的不足，并加快公共设施的建设来遏制反社会的情绪。
关于自卫队，参与的居民接受培训后，分组轮班四处巡逻。这只70年代中叶才解散的民间组织运作了十多年，1964年成立时是为了马印对抗。当时印尼反对新马合并，派遣特工进行恐怖活动，巡逻是为了及早发现可疑人物。
老街坊的成长岁月
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谢丽平在大巴窑度过成长的岁月。母亲买下大巴窑五巷的转售三房式单位，入伙前看到铝制的折合窗和大门都有被撬过的痕迹，吓得赶紧将锁头换掉，装上铁花窗。
虽然私会党早已受到控制，但路过邻里咖啡店，总觉得被许多双眼睛紧紧盯着，因此总是来去匆匆。附近大牌12座发生过两起轰动社会的“大巴窑杀童案”（1981年），使她们更加心慌。当时林宝龙连同妻子和情妇将两名儿童诱拐上门，以他们的血液祭神，再将他们杀害。后来三人全都被判处死刑。新闻登上头条后，孩童失踪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见到孩童的头颅吊在桥头等，警方还必须忙着辟谣。
对丽平来说，在培道中学念书是最快乐的时光。培道每班只有20多人，同学们的关系格外密切。每当有校际排球比赛，全校师生都到大巴窑体育场为校队打气。那个时候华校已经过度到国民型学校，星期一、三、五升旗礼后，同学们以英语念信约，星期二和星期四则用华语。学校的老师过去惯用华语，虽然改用英语教学，下课后还是以母语跟同学们交谈，缔造了名符其实的双语环境。
（培道中学学生跟老师合照。穿便装的老师为现国会任期最长的工人党议员刘程强。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校舍旁那一大片草丛就是早期私会党相约格斗之处，蛇虫鼠蚁特别多。有一回上课时，有条小蟒蛇闯入课室，卷着丽平的小腿，她张大嘴巴却喊不出口。反而是同学见到是蛇，惊吓得大喊大叫。老师同学各出法宝，才将小蛇赶回草丛去。
在培道念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校舍旁就是双林寺，考试前同学们纷纷到双林寺拜佛，考试过后就将烧香还神给忘了，到附近的“石灰龙”游乐场、大巴窑公园等地留下倩影，不然就到中心的大巴窑戏院和光前戏院看电影。这些大型的电影院都一度风光过，90年代面对录影带光碟等竞争，业绩一落千丈。如今大巴窑甚至没有电影院了。
退休人士安东尼小时候住在双林寺旁的村落，村前的惹兰大巴窑（Jalan Toa Payoh）是他和其他小居民赚外快的好地方。惹兰大巴窑老是淹水，豪雨来的时候，许多汽车都在“汪洋”中抛锚了。他们帮忙推车，一辆一块钱，后来水涨船高，一辆两块钱，由伙伴们对分。车主碰到淹水都十分无奈，不介意支付这笔推车费。
乒乓好手杨赐福十岁时搬到大巴窑四巷。赐福表示第一批大巴窑组屋于1966年完工，最先从五巷、七巷和四巷发展起来。大巴窑的一切对他这名原本住在芽笼的山芭佬都十分神奇，譬如家家户户都有厕所和冲凉房，告别了抢公共水喉和公厕的日子；电梯门竟然会自行开关，开门后仿佛进入另一个世界等。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瞭望塔很高，叫人乐不思蜀。
（杨赐福：当时年纪小，总觉得大巴窑公园很大）
至于同样“大得不得了”，设有喷水池的大巴窑中心，民间有份参与建设。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政府通过民间力量来筹建公共项目，多名艺人在国家剧场演出，为兴建大巴窑中心筹款。
飞利浦 – 大巴窑的制造业标志
大巴窑居民的生活片段，我也曾经拥有过。30多年前我在大巴窑一巷的飞利浦（Philips）工作，大巴窑中心是跟年轻工友们流连的好地方，大巴窑体育场则让我们挥洒了无敌青春。飞利浦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企业，早在1951年已经进军新加坡，1970年代在大巴窑兴建大型收音机和电视机制造厂。公司设计了几套工作制服让员工挑选后，附近街道出现一片蓝海，工厂女工所展露的友爱与自信，打造了靓丽的风景线。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飞利浦于五年前将这些娱乐业务全盘转售给日本公司后，女工打造的蓝海也跟着消失了）
我在那儿上班的时候，飞利浦电视仍属新加坡的第一品牌。上司还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公司“hire and fire”，随时炒鱿鱼，我可以放心准备养老。事实上形势比人强，这一切言犹在耳，两年间飞利浦电视机销售量从老大变成老三。公司大幅度节省成本，优厚的花红没了，还在一年内进行了两轮裁员行动。虽然我没被裁，但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还是决定转业，向大巴窑告别。
大巴窑公园
早期的大巴窑公园最受欢迎的就是瞭望塔了，1973年落成的时候，刚好赶上新加坡第一次主办的东南亚半岛运动会（东南亚运动会的前身）。公园对面的四座点式组屋所组成的选手村，屹立在中心的四个角落。各国选手纷纷在瞭望塔留下人生风光的一页。
（1973年的大巴窑中心，高耸的组屋为东运会选手村。图片来源：互联网）
大巴窑公园属于那个年代的旅游胜地，游客和居民都喜爱到这里散步，年轻人结婚也到这里取景。摄影人士散布在公园的各个角落，漂亮的新娘子自然落入镜头中。当时摄影用的是菲林，一卷36张，拍了之后送去冲洗，对照片出炉充满期待。21世纪的数码相机和智能手机完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冲洗照片那种忐忑的心情。
（谢丽平在大巴窑公园的瞭望塔旁留下童年的记忆。图片由谢丽平提供）
至于大巴窑公园旁的体育场和游泳池，曾经是东运会选手们努力冲刺的地方。通过电视台直播赛项，居民见证了追逐体育梦想的过程。当时新加坡的奖牌一路领先，直到最后一天才在拳击赛被泰国超越。我们也见识了“友谊万岁”声中，圣火徐徐熄灭，曲终人散的一幕。有人说两年后将卷土重来，实际上竞技场上新人换旧人，很多体育健儿都无法在同样的场合再见。新加坡的游泳选手如陈丽燕、孙宝玲、杨玮玲、洪秉祥等在劈波斩浪中迎来许多掌声，多年以后，只有洪秉祥以教练身份继续活跃于泳池中。
（大巴窑游泳池与体育场，承载着几许拼搏精神与梦想）
莲山双林寺
大巴窑体育场不远处，就是繁忙的惹兰大巴窑公路旁宁静的莲山双林寺了，墙内墙外是世俗和脱俗的两个世界。
于19世纪末落成的双林寺由刘金榜出资献地，是中国以外规模最大，格局最完整的佛教禅宗丛林建筑群之一。刘金榜21岁离开福建农村下南洋，经营药材起家，后来在福南街（福南中心所在地）创立“福南银号”，提供贷款给华侨。清末国库虚空，清朝政府通过鬻官来争取外汇，刘金榜当上了二品官。中峇鲁的金榜路（Kim Pong Road）便是以他命名。
（莲山双林寺建筑群）
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的热血青年响应号召，成立了“南侨机工”，负责在滇缅公路上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双林寺就是训练这些机工的大本营。当时的住持普亮法师除了提供场地外，亦在双林寺办斋筵，为星华筹赈会募得大笔款项。
普亮法师成为日军检证的对象，英军战俘曾在樟宜海边目睹三名和尚被日军处死的一幕，他们可能就是双林寺住持和弟子。
“龙的传人”
若说早期在大巴窑长大的孩子乃“龙的传人”，应该不以为过。大巴窑以龙为主题的儿童游乐场少说也有四五处，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名气最响亮，纽约的Flavorwire文化杂志将它列为全球15大最具特色的儿童游乐场之一。
（大巴窑六巷第28座组屋旁的“石灰龙”游乐场）
1970年代初期，建屋局推出本地设计的游乐场，许延义是这些以龙为主题的游乐场设计师。到了90年代，建屋局通过海外供应商进口游乐设施，游乐场都铺上现代化胶垫。石灰龙则仍然屹立在沙地上，让大家记得以前的孩子就是滚泥沙长大的。
滚泥沙长大的孩子不会忘记飞利浦工厂附近的大巴窑医院旁，有间被篱笆隔离着的少女收容所。收容所的前身为保良局，1965年从约克山迁至大巴窑，运作了40年后再度搬迁。这些少年儿童或被遗弃，或误入歧途，或来自破碎家庭，或处于叛逆年龄，在导师的爱心感化下，重新融入社会。
大巴窑就是这样见证着社会的变化，过去的孩子成家立业，误入歧途的人士重返社会。从前的地标红颜依旧，只是新一代的眼光改变了，地标变得落寞。今天的大巴窑只剩少过百分之十的原居民，他们偶尔还会坐在中心的有盖梯阶，孤独地缅怀着老时光。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志发 ，“百年古刹修行之路 莲山双林寺新气象”，《联合晚报》2016年11月28日。
2. 李静仪，“大巴窑 老镇披新装情难舍”，《联合早报》2015年9月28日。
3. 林志强，“安祥山”，咖啡山文史研究——武吉布朗墓碑，http://bukitbrowntomb.blogspot.sg/2013/01/normal-0-0-2-false-false-false-en-us-ja.html，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4. 吴庆辉，“‘芭 ’字怎解？”，新加坡文史达人，http://blog.omy.sg/sgstory/archives/1435, Accessed 2017年11月27日。
5. 谢丽平口述，2017年11月25日
6. 谢燕燕，“寻找双林寺抗日爱国僧人 普亮法师”，《联合早报》2009年6月28日。
7. 杨赐福口述，2017年11月17日
8. Bid to wipe ‘Chicago’ image off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18 Oct 1970
9. Emily Temple, 15 Amazing Playgrou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ttp://flavorwire.com/284670/15-amazing-playgrounds-from-all-over-the-world， Accessed 23 November 2017
10. Paul Wee, Gangs' reign of terror plan for Toa Payoh, The Straits Times, 27 March 1976, Page 9
11. QUAH Wee Ho 柯位河, 6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7, 00:29:45.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2. QUAH Wee Ho 柯位河，1 Sep 1993,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45-1965, Accession Number 001314, Reel/Disc 5, 00:29:36， Interviewer Irene Quah
13. SIA, Lawrence, 23 Oct 2007, Political History of Singapore 1965-1985, Accession Number 003244, Reel/Disc 6, 00:55:03, Interviewer: Patricia Lee
14. Toa Payoh Heritage trail, NHB August 2014
2 comments: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校舍旁就是双林寺，考试前同学们纷纷到双林寺拜佛，......》
想当年我读的是天主教教会学校，但我从不祈祷，中四（相当于今日的 ‘O Level’）会考之
后一班死党到处 ‘游山玩水’，偶尔到了光明山普觉寺的 观音庙，人人就跪下 “求签”，求 观音
赐示 会考 的成绩，我得了一支 ‘下下’ 签，一时心中也颇为 忐忑，到了成绩公布的当晚，我
和那几个 ‘死党’ 到Robinson Road的报馆等待贴榜（当时会考的成绩都在报上公佈），我的
名下是个 “1”，也就是说我不但及格，而且获得 “甲” 级，....
翌日回到学校，我不但得到 “甲” 级文凭，我的最佳6科的总积分（Aggregate）仅11分
多年以后，我的孩子在邻里小学（非十大名校）报名，开学之前，老婆大人坚持带他们去拜
“至圣先师”，由于我对 ‘儒家思想’ 的抗拒，我拒绝陪同，最后我的孩子都在西方国家完成学业，
好像与 孔子 不太沾边，不是吗？
提起 ‘大巴窑公园’ 它钩起了我的无限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某一天，我和老婆大人带着两个 ‘小瓜’ 到 大巴窑公园 游玩和拍照，
几年之后我们全家离开了新加坡移居外地，我与老婆大人在本世纪初两次回新加坡探亲，
还记得在2005年，也是我最后一次返 ‘乡’ 的某一天，我偶然经过 大巴窑公园 时才发现，
原来的公园早已 ‘不复存在’，一个具有新加坡特色的 ‘巴士传换站’ 已取而代之，当然，
还有很多往日熟悉的地标，都是 ‘似曾相识’，但对我却又是那么的 ‘陌生’！
今天我翻开了他们 相簿 ，‘大巴窑公园’ 依然 ‘历历在目’，孩子们还是一样散发出
‘天真无邪’ 幼稚的气息，而当年的 ‘小瓜’ 都早已大学毕业，那个最会惹我生气的 ‘小不点’
年前还被 ‘异乡’ 冠以 ‘全国最优秀的首500名年轻律师’ 之一，果然 ‘虎父无犬子’，‘与有荣焉’ ！
忽然抬头看到了镜中的我，与相片中 ‘风流倜傥 意气风发’ 的我，不知几时已成了 ‘白发苍苍’
的老人，我似乎不认识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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