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年以下的国人以为当年只有中国人为了谋生才下南洋，殊不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批年轻的华校生逆流北赴中国，有去读书的，也有响应中共号召回去建设新中国的。在这批人中有我大姐。
大姐在中正中学毕业后，在1954年（当时我还未出世）就和几个朋友、同学远赴中国，她说是去念大学，并非回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由于当时南洋大学还未成立，华校生要念大学，唯有出国这条路。
大姐在北京念完大学后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学院教书，那时北京有航天学院、地质学院等院校。究竟她在大学念什么科？在钢铁学院教什么科目？她的来信从未提及。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新加坡见面了，但关于她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谈得不多。
她一生中的梦魇——文革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她的来信都说那边生活很好，身体健康，叫我们不必挂念。她在文革的遭遇是她以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来本地旅游时，才对几位姐姐吐露实情；我也是靠几位姐姐的转述才对她的情况有比较多的了解。
大姐刚结婚时并没有立刻写信告知妈妈，等孩子六、七岁时才把孩子的相片寄过来，宣告已经结婚。母亲是旧时代的人，结婚这等大事竟然不事先通知，当然非常生气。
大姐夫是槟城人，也是回国的那一类。文革开展后，大姐夫革命热情高涨，时常参与各种活动，大姐屡次劝阻不果，因此夫妻发生多次口角。随着文革越演越烈，灾难终于降临在大姐这类有海外亲属关系的人身上。
她被学院揪出来批斗，大姐夫为了证明自己觉悟高，与大姐划清界限，还指责大姐频繁与海外亲属联系，接受海外汇款，脑子里还眷恋着资产阶级的生活。那时候的大姐在学院里毫无地位可言，惶惶不可终日。
难怪她有几次来信都说生活很好，叫我们无需担忧也不必寄钱给她。后来据她说，在文革期间收到汇款就是给自己带来灾难，别人以此制造批斗罪名，譬如“收受汇款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无法养活人民，是在污蔑社会主义”，更有甚者说“她就是特务，汇款就是特务费用”。大姐极力辩解，说这是妈妈给女儿、外孙的零用钱，跟国家有没有能力养活人民丝毫没关系。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有谁理会妳的辩解。大姐说，有些同事批斗她，是因为眼红她有海外汇款可收。
学院师生对她的批斗，再加上丈夫落井下石，肚子里满腹冤屈，想找人诉苦，偏偏母亲和众多弟妹远在新加坡。孤立无援的大姐硬是咬紧牙关撑了下去。
一场浩劫让大姐恨死了共产党。九十年代初，有次与她谈起中国的情况，我稍微说了一些中共的好话，她立刻咬牙切齿说共产党最会搞宣传，别给他们骗了。我故意说在新加坡还有一些毛泽东的拥趸，她嘴里哼了一声说，那些人当年最好回中国去尝一下生不如死的滋味。
她落脚香港后，从此未踏足中国大陆，就算近在咫尺的深圳也不去看看；或许这会让她勾起当年“逃离”中国时，经深圳进入罗湖的回忆。
大姐渡过余生的地方——香港
大姐在七十年代初的时候就申请出国，所持的理由是她是个回国读书的新加坡人，家人都在新加坡，希望政府批准她回新加坡与家人团聚。可是在那个年代要出国有这么容易吗？
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政策开始放松，隔年大姐终于拿到出国准证，可以前往香港了。
大姐获准出国后，联系了一位当年与她一起回中国的同学。她有亲戚在香港，大姐请她的亲戚暂时收容她母子二人，待她联系到新加坡家人后再找地方搬。
大姐的出国准证名单里有她的丈夫，出发前她有问他要不要跟着去香港，她的丈夫说要留在祖国，于是只有她们母子俩来到香港。抵港后办证件时，大姐让她的儿子跟母亲姓。
大姐拿到出国准证后，并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家。她说寄去外国的信，通常都会被拆开来看，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所以不敢写信通知。我们是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后，才知道她已抵达香港；我们做的事就是立即寄钱过去。
大姐收到我们的汇款后，搬到港岛木屋区居住。有了居所，接下来就是找工作。她在北京是一名教师，但学历不受香港承认。身无一技之长的她，先在茶楼当服务员，推着小车叫卖虾饺、烧卖；过后转当工厂女工。
住了二、三年后，她说木屋区时常发生火患，环境不卫生，交通又不方便，未来极可能被拆除重新发展。作长远计，她想买一间公寓居住。问题是她刚来香港不久，收入又不高，必须应付基本生活开销，还要供儿子读书，所剩无几。她唯有向我们求助，希望我们凑一笔钱帮她付房子的首期付款，接下来每月的房贷她会解决，不会再劳烦我们。于是我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最后由妈妈、二哥和二姐一共凑了一笔约等于港币二万七、八千的新币汇给了大姐。在八十年代初，一新元等于二港元。
大姐收到这笔钱后，就在港岛西湾河地铁站旁的太安楼买了一间四百方呎的二卧室公寓。她和儿子睡一间房，另一间房出租，收取租金来还房贷。至此，大姐在香港的生活总算比较安定了。
辛勤工作的大姐把未来的希望押在儿子身上，幸好儿子不负众望，大专院校毕业后，在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当化验师，是名政府公务员。根据当地条例，公务员一段时期后，可以向政府申请低息贷款以购买房屋，因此她儿子利用这低息贷款，购买了一间在港岛东部靠海的公寓。至此，母子俩有两间公寓，一间自住，一间可供出租。大姐总算苦尽甘来，可以安心养老了。
大姐今年年届九十，身体还算健康，只有一些诸如记忆力衰退的小毛病。她平时深居简出，很注重养生。
在时代的洪流里，个人往往身不由己，有时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大姐只是想回中国读书，想不到时局剧变，滞留在中国回不了新加坡。辗转一生，她的国民身份几经转变：新加坡人—中国人—香港人。不过，始终让她念念不忘的还是新加坡，毕竟这是她出生的地方，还有一众弟妹都在新加坡。
夜深人静时，眺望香江夜景，不知大姐心里有何感想。
大姐从北京寄来的家书
这是1970年，大姐从北京寄来的家书。收信者是我二哥兆钦，已逝世多年。
首先要说，大姐这次来信要钱，一方面文革已渐渐平息，另一方面因备战，学校准备搬迁到江西，她打算在北京先买一些必需品带去江西，所以才要求家里寄三十塊人民币给她。我二哥汇了九十多塊人民币，这让她心里感到不安。
我们家不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谢南枝，每个月都会去汇钱给叶淑柔。我们家通常只有在农历新年时，母亲才会吩咐二哥去中国银行汇几十元人民币给她，平时一般不会寄钱。在六、七十年代人民币高过新元，九十多元人民币需一百多一点新元。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得出，中国政府几乎认定苏联会对中国开战，除了号召“深挖洞，广积粮”外，北京还进行人口疏散。大姐敢这样写，一方面是说明要钱的原因，另一方面怕撤到其他地方后，万一断了联系，我们也会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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