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City Harvest Church）

城市丰收教会（City Harvest Church）失信案峰回路转，从国家法院初审到最高法院三司会审，两轮的判决控辩双方都表示失望，控方觉得判决过轻，辩方认为这是教会内部事宜，根本就没有违法。公众人士同样议论纷纷。

2015年，国家法院首席地方法官施奇恩（See Kee Oon）引用刑事法典第409节（penal code 409），也就是较严重的失信罪名来下判。

控辩双方都决定上诉。去年9月，最高法院法官赵锡燊（Chao Hick Tin）、高庭法官吴必理（Woo Bih Li）和陈成安（Chan Seng Onn）三司会审，处理這起上诉案。

2017年4月7日，三司宣布判决，其中两名法官（赵锡燊，吴必理）认为控方无法证明康希等人为控状中的“专业代理”（也就是刑事法典第409节中的“代理人”（agent）身份），因此第409节的门槛过高，在二比一的情况下改用刑事法典第406节（penal code 406），以较轻的失信罪名给众人减刑。

由于根据不同的法典，康希可以从原判的坐牢8年缩短至3年半，其他五人相应减低惩罚。

根据法庭程序，上诉至高庭是控辩双方唯一，也是最后一次推翻判决的机会。除非他们能说服最高法院上诉庭，指出这起案件涉及“公众利益的法律问题”（questions of law of public interest）。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一向来严词勒令，维护法庭的利益，不过这个案例他改变了语气，表示每个人对判决可以有各自的看法，但请别侮辱法官。他甚至表态，上诉判决可能对其他案件，包括公司董事涉及的贪污案，有着严重的影响。

过了一个周末，4月10日，控方提出刑事仲裁（criminal reference），把案件提交最高法院上诉庭。这意味着马拉松案件还有后续。

（维护司法公正的最高法院）

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改变判决的是所引用的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那么什么是刑事法典第409节和第406节？

第409节：

Whoever, being in any manner entrusted with property, or with any dominion over property, in his capacity of a public servant, or in the way of his business as a banker, a merchant, a factor, a broker, an attorney or an agent,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in respect of that property,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life, or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20 years, and shall also be liable to fine.

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受委托为财产管理人，不论是公职人员、银行家、商人、管理人、经纪人、律师或代理人，若违反对该财产的信托，将处以终身监禁，或者监禁20年以下，并可被判罚款。

第406节：

Whoever commits 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shall be punished with imprisonment for a term which may extend to 7 years, or with fine, or with both.

任何人触犯信托条例，将处以7年以下有期徒刑，罚款或者两者兼施。

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

追溯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国家法院审讯历时140天，一路来都以创办人康希牧师（Kong Hee）的妻子何耀珊（Sun Ho）的天文数字唱片制作费为焦点，这场官司正是因为她的歌唱事业而引发的。

十多年前，亚洲新闻频道的“今夜新加坡”节目中（2003年1月17日），商人方瑞家指责教会利用教友参与MTV亚洲音乐奖票选活动，拉票支持何耀珊，并强迫教友购买何耀珊的音乐专辑。方瑞家也指责康希挪用教堂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并经常公开赞美何耀珊，制造个人崇拜。电视节目播出后，各大报章都跟进报道。

城市丰收教会要求方瑞家公开道歉，方瑞家于一个星期后在《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上刊登了各半版向康希夫妇以及城市丰收教会的道歉启事。不过，他的言论引发了连锁效应，康希在圣淘沙拥有千万元豪宅，一家人在好莱坞居住月租2万余美元的洋房等，都成为追踪的话题，最后导致今日的结局。

1989年由牧师康希等人创办的城市丰收教会是一间新教教会，它是新加坡最大独立教会，有超过两万四千名会友，其中不乏专业人士，可见康希超强的精神领袖魅力。

正因如此，吸引了我详细地阅读275页的国家法院书面判决报告[1]。至于如何以复杂难以审核的方式来转动资金，这里就省略了：

法庭文件指出，康希和其他五名被告挪用（misappropriate）2400万元教会基金，用来发展何耀珊的歌唱事业，计划失败后挪用教会的另外2600万元资金来掩饰。六名被告通过资金转移和做假账等方式，总共欺骗了5000万元（第7段）。

控方所提出的证据显示六人只是挪用资金，但并没有为自己创造不当的经济利益（第94段）。

何耀珊作为一名流行歌手，的确有些成功，但康希刻意放大她的知名度与成就。虽然明明知道何耀珊的唱片滞销，亏了大本，但还是刻意制造出畅销歌手的形象。康希动用教会基金来打造何耀珊的事业，但竟然说她辉煌的事业跟教会无关，另一方面却“命令”教友购买何耀珊的唱片（第312段）。

法官不相信被告认为何耀珊的唱片真的会为教会带来收益，投入的巨额款项是虚假投资（第393段）。

康希以外的所有被告都认为，既然没有打算对教会造成永久损失，他们就没不诚实地造成不当损失。这种想法是建立在他们对教会的爱，对康希毫无怀疑的信任和相信跨界计划会成功。因此，他们自己说服自己，暂时使用教会的基金来用作教会的用途，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允许的，尽管他们知道并非如此（第187段，第284段，第477段，第501段）。

为什么刑期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有人作此比较：仁慈医院的明义法师失信5万元公款，后来悉数填补，但还是被判坐牢10个月。这5万元跟康希的失信款额相差千倍，但为何刑期不成比例？

此提问是在找寻相关案例与判例，是很正常的。同样的，法官裁决时，也会作出相应的行动。

我“家婆”（多管闲事）一下，重新翻阅了旧资料，发觉明义法师被起诉的除了失信公款与伪造付款单外，更严重的是触犯了慈善法令。负责审理的初庭法官卓永昌（Toh Yung Cheong）认为，仁慈医院的钱来自卫生部和公众捐款，用来帮助病人和贫穷者。明义虽没直接从中获利，但他准许一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向仁慈取得5万元贷款，用来装修香港的屋子。

明义提出上诉，我进一步阅读了上诉庭的书面报告[2]。上诉庭法官郑永光（Tay Yong Kwang）强调明义法师虽然对社会的贡献非凡，但不能因此而罚款了事。他必须考虑到明义法师非法借贷公款给一个跟自己关系密切的人，也就是自己从中获益。法师在接受调查时隐瞒与误导当局，最终才归还这笔款项（第95段，第96段）。郑永光维持原判，但将刑期从原来的10个月减至6个月。

相比之下，明义法师所牵涉的是慈善法令，城市丰收教会于1992年注册为社团，1993年注册为慈善组织，因此六名被告不只是对教会背信，他们同样违反了慈善法令。

国家法院以第409节的20年的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8年；上诉后，高庭两位法官对康希等人的“代理人”身份置疑，因此以第406节的7年的最高刑罚来酌情，判决康希入狱3年半，似乎都采取了中庸之道。

作为关心社会的公众人士，或许首先应该取得共识的，是（1）刑事法典第409节的内容，尤其是职位的定义；（2）教会是否应该以商业模式运作，有什么相关的监管体系。

或许最吊诡，悬而未决的，就是控方无法证明康希从失信巨款中直接获益，那康希到底有没有间接获益？间接获益是否同样受到法律的管制？

主要参考资料：
[1]: IN THE STATE COURT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District Arrest Case No 23148 of 2012 and others

[2] Goh Kah Heng (alias Shi Ming Yi) v Public Prosecutor and another matter[2010] SGHC 167, Suit No: MA Nos 333 and 332 of 2009 (DACs 31694 and 31688 of 2008 and Others)

相关链接

城市丰收教会失信案的上诉庭最终审理 City Harvest Chu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