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9日，新加坡迎来独立60周年的国庆。国庆日前几个星期，关键评论网（TheNews Lens）《阿峇卡巴 东南亚电台》的马来西亚籍主持人杜晋轩问起我眼中岛国的变迁与记忆。我的年龄比新加坡大些，发表过好些新加坡的民间记忆，不过不曾特别整合过个人眼中的新加坡长期变化。杜晋轩的采访，为我提供反思的契机。
最不可思议的是短短几年内的身份转换。我在新加坡自治期间出生，新马合并的时候成为马来西亚人，新加坡独立的时候恢复新加坡公民身份。
“新加坡州”脱离马来西亚，跃升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大都市，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眼中的新加坡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从英国殖民地走向自治与独立
1819年2月6日，莱佛士代表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苏丹胡先和天猛公阿都拉曼签署新加坡协议（TheTreaty of Singapore），租下新加坡河口方圆2公里来建立贸易站。
1824年8月2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新加坡驻扎官哥罗福（John
Crawfurd） 签下另一份协议（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买下新加坡和周边岛屿。1867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新加坡，与槟城和马六甲成为直辖海峡殖民地，俗称三州府。
1955年，新加坡在林德宪制下试行民主选举。翌年，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各政党团队前往伦敦进行独立谈判。他坚持全面独立，英国则担心新加坡无法应付国际共产主义的武装威胁，因此坚持新加坡自治而不是独立，外交与防务由英国治理。马绍尔碰了一鼻子灰回到新加坡，在各政党施压下兑现承诺，辞去首席部长职位，由林有福取代。
1957年，马来亚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独立的当儿，新加坡由林有福率领小组前往伦敦谈判。有了前车之鉴，林有福避重就轻，顺利取得自治权。
1959年，新加坡进行第一届全民大选，李光耀率领的人民行动党以横风扫落叶的姿态赢得多数议席并成立政府。新加坡被英国管制140年后，正式迈入自治年代。
1963年9月16日，新加坡和婆罗洲（加里曼丹）的砂拉越、沙巴，与马来半岛上的马来亚共同组成马来西亚。新加坡在名义上是取得“独立”了，不过好景不长，在族群政治与经济财务方面，新加坡与由巫统（UMNO）组成的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有许多纷争。1965年初，新加坡与东马（砂拉越和沙巴）联合提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令中央政府极度不安，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与马来西亚分家（新马分家，也有人形容为“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
1965年9月21日，新加坡国旗首度在联合国飘扬，成为联合国第117个成员。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没那么悲情
1965年8月9日，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公众宣布新加坡共和国正式诞生，从这一刻起，新加坡成为独立的主权国。我们不再是马来西亚人，而是新加坡人，我们要建立“新加坡人的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所达不到的不分种族、言语、宗教、文化的目标，将在今后的新加坡达成。
当天预先录制电视广播时，李光耀一度语气哽咽并留下眼泪。他在回忆录中表示曾经要求删除这段录影，但在众人劝说下保留下来。
对于新加坡独立过程的记忆，尽管许多人以李光耀落泪的经典画面，描绘出一幅对新加坡前途茫茫的悲情，不过民间视角并非如此。
话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的前几天，吴庆瑞受委任前往吉隆坡洽谈如何继续保持合并，可是他并没有遵照指令，而是讨论如何分家。根据我日后所得到的父亲、左邻右舍和一些社会人士的反馈，当时许多人的情绪反而是兴致勃勃的，一些商家甚至燃放爆竹庆祝，觉得脱离马来西亚后，新加坡终于可以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受到中央政府的钳制，真正完成独立，追逐新加坡梦了。至于日后的漫漫前路，就让我们与新生的国家风雨同舟吧。
当时社会主义阵线形容这是“假独立”，社阵主席李绍祖于1966年放弃13个国会议席，发动类似中国文革的街头斗争，接着进一步杯葛1968年全国大选。1972年及日后的几场全国大选，虽然社阵尝试卷土重来，但人们对它已失去信心，促使社阵走向没落之路。1988年，李绍祖在工人党旗帜下参选友诺士集选区，以非选区议员资格重新踏入国会。
新马分家后，刚独立的新加坡并没有陷入马来西亚中央政府所期待的变得一穷二白，没几年便会掉头乞怜的困境，反而因中国与东亚局势紧张，启动经济腾飞的契机。新马合并期间，新加坡的新兴工业受到中央政府的限制，工业成品出口亦受到严控。新加坡独立自主后把市场聚焦在全世界，积极招商引资，吸引被形容为“吸血鬼”的跨国公司设厂，推动全球贸易与工业化双引擎，后来又加入金融业，形成今日的三大经济支柱。
独立时期的新加坡贫富悬殊
有些人形容独立前的新加坡是个一穷二白的小渔村，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19世纪初开埠年代，新加坡人口约1000人，以捕鱼和种植过活，称之为小渔村不以为过。到了19世纪中叶，华人、阿拉伯人、欧亚族等各族富豪已经在新加坡岛上和谐地生活。华商认为新加坡比中国清朝开明自由得多，在异地致富的有陈笃生、陈金声、佘有进、胡亚基、陈成宝、新会七家头等人。
20世纪初的新加坡已经是全球第七大港口，有远东最大，全球排行第二的船坞（King’s
Dock）。新加坡成为东南亚中心，孙中山在此策划反清革命、清朝政府发动成立商会和新式学堂、民初成立东南亚第一所“高等学府”华侨中学、陈嘉庚主持为中国赈灾和招募南侨机工、英国远东军人重兵防御、日本设立昭南市来管制东南亚据地等。
话说回来，独立初期的新加坡与殖民地时代一样贫富悬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随着独立后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逐日壮大，为社会稳定注入镇定剂。我身为第二代新加坡华人，因选修工科而成为众人口中的“理工男”。由于及时把握工业化的机遇，出身后马上让贫困的家境进入小康。
华侨，海外华人，新加坡人
我的自治邦、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公民的多重身份转换，比父辈“逊色”许多。父亲从下南洋侨居新加坡的华侨，成为落地生根的新加坡公民的家族故事，可说是近代下南洋华人的缩影。因为劳工部长易润堂称赞他们这群印刷工人是“文化先锋”，结果他背着“文化使命”，被老板“剥削”一辈子。《告别1949》记录此时代印迹。
1949年国共内战时，父亲亲眼见到共产党入村（广东鹤山）斗地主，没收资产，乡民幸灾乐祸的情景。虽然二战期间地主曾经欺骗过他母亲（我的阿嫲）的一些钱财，但应该不至于被共产党整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乡下公”没有些许恻隐之心，反而从旁火上加油，拍手看热闹。同一个太公的家族无法想象未来的世界，父亲和他的堂兄弟兵分几路，或留在中国农村，或出走香港和台湾，而他则选择更远的水路来到新加坡。
父亲对于自己身份认同的演变，浓缩早期华人的心路历程。随着新加坡迈入自治，他决定申请公民权，当时只要在新加坡住满八年便符合公民资格。他曾经是英籍属民（British
Subject），但我自小便听着父亲自称“华侨”。1974年中国国家足球队在宏伟的国家体育场与新加坡国家足球队进行友谊赛，父亲和在场的许多华人一样，一面倒地支持中国队，为迟尚斌、容志行等球星喝彩。
1985年，我们搬入淡滨尼的三房式组屋，那是父亲以一生的劳力换来的屋檐，他为自己终于当上屋主而感到心满意足。他的身份开始转变，有时候称自己是“海外华人”，有时候“新加坡华人”。
1990年代首次返乡，他亲身感受到，那么一厢情愿地牵肠挂肚、午夜梦回的故乡，并非印象中的故园。少小离家老大回，回不去的是印象中的老时光。从此刻起，他明确地称自己是“新加坡人”。此后回乡几趟，了却所有人情世故心头事后，他不想舟车劳顿了。
我小时候，父亲曾经说过打算回乡下过活，回乡后他没再提起。他的经历反映了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的确立，而放下身份的包袱需要漫长的时间。
消失的记忆与灵魂
过去60年，新加坡的城市景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年的岛国风貌与后来在军舰上离岛所看到的海岸线真如沧海桑田。人在海上，目睹岛上的高楼不断林立兴起，马林百列也不是童年那蕉风椰雨的“加东北”（Katong
Park）。对于有份参与建设这座快速变迁的城市，不免有份自豪感。
那么一天，惊觉我们失去了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建筑和文化风貌，这是一座宜居城市，但建设过程中消灭了灵魂和记忆。新加坡河上赖以发展的木船、自治时期的重要文化地标如红砖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剧场都已不复存在；牛车水的商店和民居大都变成“唐人街”中国餐馆，新移民的天堂，不是我们的印象牛车水。难道为了经济坐标，我们可以心甘情愿地自我毁灭时代印记，忘记扎根的意义吗？
“甘榜”（Kampung，乡村）曾经是新加坡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马来语gotong-royong代表甘榜文化里的互助精神，但如今也几乎消失殆尽。这些有形地标和无形甘榜文化的消逝，使到新加坡在追求现代化的同时，失去了许多与过去衔接的板块。甘榜情是由心发起的自然情怀，没有了甘榜，我们谈什么甘榜情？
双语与消失中的方言
当新加坡属于大马联邦的一个州府的时候，一些不负责任的巫统政客刻意煽动种族情绪。新马分家后，我们必须尽快建立起新加坡人的国民意识，包括语言、文化、宗教、风俗等。
世界上各个国家，各种社会体系中，到底新加坡该采取哪个模式？当时政府有意选择美国这国际大熔炉作为建国的参考模式。美国是一个移民社会，两次世界大战促使千千万万欧亚人民移民到美国。在这大熔炉中，各国（德、英、荷、法、波、意等）的文法、语言、宗教融为一体，移民在有意无意间忘记他们从前的身份，最终形成一个讲英语的国家。
新加坡在建构独特的国民身分认同的过程中，多年来推行英语为主要语言的政策来团结国民。尽管新加坡的华裔人口占约75%，但如今多数新加坡华人主要沟通语言是英文英语，讲华语的家庭仅占约三分之一，讲方言的家庭几乎不存在，大家已经接受英文大环境的现实。华人族群中，一般人在日常的听与讲华语方面问题不大，虽然有时候必须参杂其他语言；至于读和写，除了特别接受语特训练或对中文有特别爱好的小众，能流利地驾驭读写中文能力的占少数。
1979年，“讲华语运动”掀开序幕，三年后严格压制方言，导致华人方言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失去用武之地。受方言影响最大的是老人家，一夜之间他们失去娱乐，没有法子与孙子沟通，熟悉的土地变得陌生。尽管进入后李光耀时代，政府不再特别压制方言，但在民间的传承已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
没有使命感，只想延续本土记忆
10多年前，我放弃军舰工程专业，重拾昔日的兴趣，挖掘和记录新加坡的民间记忆，不过这绝非出自他人口中的“使命感”。我在研究的过程中阅读过很多前人的记录，把我带入他们的生活，也印证自己的成长记忆。对于消失在时代洪流中的人事景观，我会感到惆怅，想趁自己还有精力、有经验、有自信的当下，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为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补上色彩。
我多以中文书写新加坡的故事和华族的文化记忆，用中文书写华族文化才能到位，不过多少有无法触及到不谙华语社群的遗憾，而这些社群也存在探索新加坡故事的需求。他们上我的博客网，借助即时翻译功能来弥补语言隔阂，但流失一些细节。
另一方面，本土的中文文史书籍出版也面对困境。尽管官方支持研究与出版，但申请流程冗长，资助金额也有限。市场方面，年长读者看书兴趣渐失，年轻读者没有读中文书的耐性，中国新移民对本地书兴趣不浓，因此本土中文市场不大。至于出口海外市场（例如马来西亚），由于新加坡制作成本高，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若在中国出版，首先必须经过繁杂的审批程序，没出版前已先投下一笔可观的费用。
目前我正在与有意进入西方市场的新加坡出版商磋商，可能将几本有国际卖点的书翻译成其他文字来开拓出路。
延续这代新加坡人的记忆，是驱使我书写的动力。转眼间《从夜暮到黎明》个人网站已累积几百万文字，觉得自己是个“百万大赢家”了。
寄望与期许
我在90年代初第一次因公干飞到欧州，日后常到欧美。那时候外国人问我从哪里来，有些知道新加坡这个地方，表示亚洲城市只到过香港；有些尝试表现绅士淑女风度，说到过中国，但并没有去到中国的那座新加坡城。有些明显的不懂装懂，甚至说你能流利地使用我们的语言沟通，可惜我无法使用你们的语言。
到了21世纪，知道新加坡这个地方的外国人多了，我再也不需要费尽唇舌来介绍新加坡。
独立60年的新加坡并不完美，但正在调整步履向前迈进。我们的孩子有书读，社会整体不会因为某人出身贫寒而被瞧不起，各族可以和谐地聚在一起，唱着同一首国歌。我希望我们的新移民可以走出自己的舒适圈，成为新加坡公民真正的一份子，共同努力持续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共享繁荣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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