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October 23, 2026

印尼烟霾:风从那里来

每逢印尼林火肆虐,新加坡的天空便可能灰蒙蒙一片,空气中弥漫着焦灼气味,原本习以为常的户外活动也受到影响。

烟霾从哪里来,大家心里有数;究竟是谁点燃这把火,该由谁承担责任,却始终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2026年10月,新加坡再次陷入严重的跨境烟霾危机。10月18日上午,西部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PSI)升至当季最高的230点;此前,10月14日西部一小时PM2.5浓度更达到每立方米288微克。空气质量急剧恶化,令人想起2015年的烟霾危机。印尼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发生大规模林火时,浓烟可能随风飘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火灾发生在别人的土地上,当地居民受苦,我们也不可幸免。

2026年10月14日,福康宁山与市区楼宇被烟霾笼罩。

灰蒙蒙的天空出现橙色的太阳,这是天空被烟霾盖过所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摄于2026年10月17日。

 

烟霾不是第一次来

近30年来,新加坡经历过数次严重的跨境烟霾事件。1997年,印尼大规模林火产生的烟霾蔓延东南亚多个地区,促使亚细安加强区域合作,并在2002年签署《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推动共同监测、预警和协调。

2013年6月,苏门答腊的泥炭地和森林火灾再次把烟霾吹向新加坡。6月21日,三小时PSI一度飙升至401点,24小时PSI则达到当时最高的246点。公众争相购买口罩,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这场危机促使新加坡制定《跨境烟霾污染法》(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Act),并于2014年生效。

2015年,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干旱,印尼林火持续燃烧。9月25日,新加坡24小时PSI升至322点,中小学停课一天;10月19日,西部一小时PM2.5浓度达到每立方米471微克。烟霾似乎总在相似的气候条件下卷土重来。区域合作、监测技术和法律机制逐渐建立,为什么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泥炭地:藏在地下的火

印尼的泥炭水文单元总面积约2470万公顷,其中泥炭地约1500万公顷,是全球热带泥炭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泥炭地由植物残体在长期积水、缺氧的环境下,经过数千年累积而成,蕴藏大量有机物质和碳。健康的泥炭地能够储碳、调节水分,也是红毛猩猩等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

为了农业或种植园开发而排水,会使原本湿润的泥炭地逐渐干燥、变得易燃。泥炭地火灾尤其棘手:火势可能深入地下,在泥炭层持续闷烧;地面火焰熄灭后,地下仍可能残留火种,日后再次复燃。这类难以彻底扑灭的地下火灾,被称为“僵尸火”。因此,浓烟不只来自地面燃烧的树木和草地,地下积存数千年的有机物质也可能成为燃料。

干旱和厄尔尼诺现象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土地开发、泥炭地排水清理方式同样重要。焚烧清理土地成本低、见效快,却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后果。

森林砍伐监测机构Nusantara Atlas根据卫星影像估算,截至2026年9月底,印尼约有192万公顷土地被林火焚毁,相当于26个新加坡。该机构称这仍是保守估算;印尼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则只更新至7月底,约为20.2万公顷。森林和栖息地遭破坏,也意味着更多烟尘和温室气体进入大气。

加里曼丹中部的巴朗卡拉雅地区被严重烟霾笼罩。图源:法新社。

 

烟能越境,法律却有边界

新加坡并非没有采取行动。《跨境烟霾污染法》于2014年9月生效,允许追究在境外造成或纵容土地焚烧、进而导致本地出现有害烟霾的企业或个人的责任。企业不能仅凭在境外经营便当然免责。

2015年烟霾危机后,国家环境局(NEA)向六家印尼公司发出法律通知,要求它们派员灭火、防止火势蔓延并停止烧芭。后来,当局接受其中两家公司的解释而结束调查;另外四家(Bumi Andalas Permai、Bumi Mekar Hijau、SBA Wood Industries和Rimba Hutani Mas)的案件则多年悬而未决。

跨境执法的难处在于,卫星虽然能显示火点并与特许经营区比对,却不能单凭火点位置证明土地持有人蓄意纵火或纵容他人焚烧。火可能来自附近社区,也可能从区外蔓延。要厘清起火原因、土地管理责任,以及火灾与新加坡空气污染之间的法律因果关系,还需要现场调查、土地资料和其他证据。相关证据多在印尼境内,新加坡调查人员不能直接进入他国搜证,仍须依赖当地当局与跨国合作。法律虽有域外效力,执行却受证据取得和司法管辖权限制。

 

10家公司与供应链责任

2026年10月,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与印尼泥炭地监测组织Pantau Gambut发布报告,点名若干与新加坡有总部、上市或商业联系的企业集团,并指出其在印尼部分种植园特许经营区出现火点。火点可以提示调查方向,却不足以单独证明企业须为起火负责。被点名的棕榈油业者包括布米达马农业(Bumitama Agri)和益资源(First Resources);新加坡交易所(SGX)向包括两家公司在内的本地上市棕榈业者提出询问,两家公司随后回应。

10月16日,NEA 向七家在印尼经营的公司发出预防措施通知(Preventive Measure Notices);10月19日再宣布将向另外三家公司发出通知,涉及的公司增至10家,主要从事工业人工林、木材及棕榈油相关业务:Bumi Andalas Permai、Bumi Mekar Hijau、SBA Wood Industries、Buana Megatama Jaya、Paramitra Mulia Langgeng、Sumatera Alam Anugerah、Hutan Lestari Raya、Bangkanesia、Mananjung Hayak及Baratama Putra Perkasa。

其中,Bumi Andalas Permai、Bumi Mekar Hijau、SBA Wood Industries和Buana Megatama Jaya是亚洲浆纸纸品公司(Asia Pulp & Paper,简称APP)的木材供应商。APP隶属于印尼金光集团(Sinar Mas Group),是区域造纸业的重要企业集团。APP表示,已联系相关供应商,并将配合NEA的要求。前三家公司也曾涉及过去的烟霾执法行动。

涉跨境烟霾的10家公司背景。图源:《联合早报》2026年10月21日。

10月19日,新加坡环境委员会(Singapore Environment Council,SEC)宣布,对 APP 的增强版新加坡绿色标签计划(SGLS+)认证实施临时限制。APP 须每日提交火灾应对报告,并接受更严格监督,以确保相关印尼特许经营公司在管理土地上有效落实防火与灭火措施。APP 的产品曾在2015年烟霾危机期间被新加坡零售商下架;2019年取得SEC增强版绿色标签认证后,产品才重返超市。这次临时限制并非暂停认证,但若APP无法证明加强后的监测、防火和灭火措施有效落实,认证仍可能被暂停,届时产品须停止使用绿色标签。

临时限制不等于认定 APP须 对林火负法律责任;但显示监督开始要求企业采取更具体、可检验的行动。检视范围也不应仅限于直接经营特许土地的公司,还应关注企业集团的管理责任和采购关系中的监督机制。

 

企业如何解释火点?

布米达马农业和益资源虽因绿色和平组织报告所涉及的火点而受到关注,却不在NEA此次公布的10家公司名单内。两家公司都表示,部分火灾起源于其直接管理范围以外,之后蔓延至相关区域,并并强调已采取监测与灭火措施。

益资源称,持续干旱加剧火灾风险,西加里曼丹受影响较严重。根据公司监测和现场核查,部分火点源自经营边界以外;由于火势规模大、蔓延快,灭火行动未必能立即控制。公司表示,其防火措施包括卫星监测、无人机巡查、地面巡逻、消防队伍培训及设备管理,并重申“零焚烧”政策。

布米达马农业也称,部分火灾起源于其直接管理范围外。公司援引印尼当局对一个受影响特许经营区的现场检查记录,称火源来自区外,受影响地点属于保育地而非种植园。公司表示已采取卫星监测、巡逻、无人机监控和灭火措施,并与地方政府、军警、邻近企业及社区合作。

两家公司都强调,火点位置本身不足以确定责任。从公开回应看,它们尚未具体说明是否涉及承包商烧芭,以及如何确保各环节落实“零焚烧”政策。

SGX也向多家在印尼有种植园业务的上市农业企业提出询问。翱兰集团(Olam Group)于10月21日表示集团及翱兰农业(Olam Agri)在印尼均没有经营油棕种植园,因此不直接承担当地土地的防火、灭火和管理责任。集团称,据其所知,近期印尼火灾并未对翱兰农业的棕油采购业务造成重大影响,并表示会通过监测、供应商沟通及负责任采购机制管理上游环境风险。

另一家在新加坡作第二上市的马来西亚企业陈顺风资源 (TSH Resources),于10月22日回应SGX的询问,称截至10月21日,集团在印尼种植园边界内发现的274个火点,均位于社区用地,而非集团实际种植或营运区域。集团表示,现场团队已扑灭这些火灾,并向警方报案。旗下子公司一处土地特许经营区内虽曾发生局部火灾,公司称火源来自营运区域以外,并已配合当局调查。集团强调,印尼业务未受到近期林火影响,也否认其营运导致跨境烟霾。

各家企业的回应相似,强调火点位置不等于企业须负责任;这些说法仍有待相关调查及证据进一步厘清。企业责任不能只停留在纸面承诺;是否掌握火灾情况、采取有效措施并及时向当局提供资料,都应成为检视依据。至于为相关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是否应承担责任,则涉及更复杂的法律与事实判断。

 

区域合作,为何仍然不够?

1993年,亚细安专门气象中心(ASEAN Specialised Meteorological Centre,ASMC)在新加坡设立,负责监测区域陆地和森林火灾,并针对可能影响东南亚的跨境烟霾发布预警。此后,亚细安也通过《亚细安跨境烟霾污染协定》等机制推动区域合作。各国拥有自己的土地管理、森林开发和企业监管制度,调查人员也受到国界和司法管辖权限制,导致区域合作进展缓慢。

每次烟雾散去,人们恢复日常生活,烟霾危机似乎也随之结束。企业从经济活动中获利,环境代价却由社会共同承担,这样公平吗?

我们无法决定风向,但不能因此放弃追究火从哪里起,让新加坡的天空不必年复一年等待风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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