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9延伸.....(四）淑意

第一次跟萍芳见面后，谈了很多家常事。萍芳说她不该回来，既然回来了她就不该走。这个“她”，指的是淑意，我的祖母。

1920年代，中国南方妇女为了摆脱贫困，纷纷到南洋来，逐步解决了新加坡劳动市场与男女失衡等问题。自此，新加坡人口逐年递增，发展成一个成熟的都会。淑意是涌入新加坡的南方妇女中的一分子。

为什么淑意在新加坡小住数年后又回到乡下农村呢？萍芳说淑意在新加坡有一份工作，认识了应元，过后随着应元回乡下结婚。应元就是我的祖父。应元新中两头跑，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忙什么。记得父亲也曾经说过他这一生也没见过应元几回，只知道是由母亲一手带大的。父亲结婚的时候应元也没出现，只记得我出生后不久，应元才来去匆匆，抱抱我之后就走了。以后的消息就是应元病逝了，埋在乡下的祖坟。

萍芳说淑意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和蔼静默、勤奋坚强，虽然丈夫不在身边，也没钱寄回家，她还是任劳任怨，一手带大两个孩子。父亲追忆说日战时期，日本经香港入侵广州，顺利把整个鹤山占领了，至于谁是汉奸，大家心里有数。那时新中水路不同，全无应元的音讯，淑意什么小买卖都干。那是村里有个关税人员叫仲春的，作威作福，淑意的小本货品如拜神的元宝等都被假公济私，没收到自己家去了。

1949天云变色，大家站起来打倒军阀地主，仲春不可幸免，被村民拖了出来。淑意并没有指责仲春的不是，还帮忙照顾他的妻子。她认为时过境迁，仲春已成落水狗，我们也无需落井下石，给他一条活路吧！

当时局势纷乱，淑意毅然咬紧牙根，让孩子离开家，千里迢迢到新加坡找出路，其实心里直淌血。

为什么淑意不该离开家乡呢？萍芳叹一口气，说好说坏，她一个女人，留在乡下，可以彼此照应，大家有饭吃饭，有番薯吃番薯。五十九岁人还要离乡背井，去新加坡投靠儿子。那时新加坡也有暴动，有流血，也不知道是个甚么世界！

哥里门桥(Coleman bridge)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从清明扫墓中，我知道父亲有个哥哥，英年早逝。淑意不想再失去一个儿子，遗憾终身，宁可凑足盘缠，再踏上阔别三十年的老地方。这是一条不归路，此后十年，淑意没再离开过新加坡。

父亲仔细推敲，确定他是在1959年办妥手续，把淑意接来新加坡的。当时中国搞封闭，年纪小过四十的都不能出国。新加坡也被马共搞得团团转，中正等学潮后，好多学生选择回中国。殖民地政府颁下命令，凡是选择回中国的，便不能回来新加坡。中国来新的老人家，必须申请准证，确保他们不是来搞政治，也不是来增加新加坡的经济负担。所以能够把淑意接来新加坡，其实也是大费周章的。

淑意怀念家乡吗？萍芳问。我跟淑意相处短短七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晚饭后，祖孙俩静静地站在哥里门桥上。哥里门桥衔接大坡与小坡二马路，车水马龙，笛声源源不绝。桥下淌淌流水，是新加坡河也是黑水河，退潮时河床还会发出阵阵恶臭。我的兴趣是驳船驶过后掀起的层层波浪，充满动感；淑意的情意结则系在船上。她说船会把她送回家乡，家乡是她的童年，是她的生活，是她的回忆。唔，祖母老了!....

牛车水沙莪巷(Sago Lane)福寿殡仪馆，道士打斋念经时格外热闹，其余时间则冷冰冰阴森森。殡仪馆内分成四个隔间，每个隔间躺着一具直挺僵硬、脸色发白的尸体，发出阵阵闻得到但无法形容的尸味，偶尔还会有“僵尸”从床上爬起来。“僵尸”是无依无靠的老人，在殡仪馆的床位吃住养病，穿着一身黑衣，随时准备进入极乐世界。沙莪巷的气氛跟沙莪街的菜市场差别天渊。

沙莪巷除了福寿殡仪馆外，还有郭文殡仪馆、棺材店、纸扎店等，是名符其实的死人街。入夜，整条街塞满奔丧的人潮，麻将、鼓乐、哭嚎、诵经，上演着另一类生活交响曲。出殡后还有头七、三七、七七，到了百日除孝，淑意应该得偿所愿，回到家乡了。

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淑意的名字学得最顺手，或许这就是缘分。以后每一年清明，我都写着淑意的名字。父亲说心诚则灵，这个纸包袱会越过千山万水，到达彼岸，淑意接收后会很开心很开心的。

从1949延伸.....(三）昆麟

说起来我和昆麟（伯父，父亲的堂兄）一见如故，酒逢知己千杯少，放下辈份，大可成为忘年之交。

昆麟和他的胞弟炽麟（叔父，父亲的堂弟）在乡下出生，求学时期适逢日军侵华，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军在1938年登陆广东，并迅速占领与香港为邻的广州及附近地区。日軍侵华后人心惶惶，饥荒世情，乡下地方也无可避免。

中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继续开打，战争、人祸都不是平民老百姓所愿意见到的。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昆麟和炽麟选择党派以外不可预见的未来，1947年跑到香港。今天在香港尖沙咀中港城乘搭渡轮到鹤山港只需三个小时左右的水程，再乘车十分钟便回到乡下了。距离是这么近却又是这么遥远，1947年的一个信念，从此离乡四十载。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数小时后，同时进攻马来亚及越过深圳河侵占香港。12月25日，由于驻港英军战力不足，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宣布向日本投降，香港人称这天为“黑色圣诞节”，并开始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日治时期。

1945年日军撤退，香港重光，英国国旗再次在香港总督府内升起。当时香港只剩下60万人，其余100万人避难离去；1951年，岛上人口激增至207万。这些人，一部分是逃避日军如今回笼的港人，一部分则是国共内战的“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最终以广东话为国语的“单一民族”。

当时因国共内战，中华民国政府分身乏力，无法向英国政府取回公道。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中方无意收回香港主权，也不干预国民政府军民在香港的活动，用以换取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

（1987，昆麟在维敦乡老家）

昆麟在1947年到香港后便投入印刷行业，搭上香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列车，湾仔利东街华伦印务陪伴着他的一生。2000年代和昆麟在好彩酒家喝早茶，他还是重复着十余年前对我说过的话，表示虽然打拼了半个世纪也退休了一段日子，印刷业始终是他的热爱。

1984年，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决定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结束英国统治，主权交还中国，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中方承诺特别行政区以一国两制方针，暂不实行中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回归后50年内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可享有除外交及防务外的高度自治权，是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虽然邓小平拍着胸膛，对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许下五十年不变的承诺，但对国共内战、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等灾难心有余悸，或是对共产政权感到悲观不安的港人，回归就如1949，是48年后的另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加拿大、澳洲、美国、英国等地都是香港移民的首选。1990年代初，新加坡不也趁此机会，吸引了好些香港移民吗？

昆麟和成千上万的港人一样，选择了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多了严寒的天气，少了局促的人潮。昆麟问我向往吗？我倒觉得旅游消闲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我们身为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作为人所累积的生活经验的影响。有得选择余生，我们也许会以经历过的模式来考量，而不会贸贸然投入另一个生命的未知数。

（香港，梅窝）

其实我对他们那一代当年选择一无所知的未来，反正走出去就有路的勇气佩服得不得了。

昆麟说思前想后，他已经少了当年那股走一程看一程再决定下一程的拼劲。他像一群已经归化并拥有加拿大护照的移民一样，在1997前回流香港，回到一个生活了半个世纪，有感情、有回忆的地方。

从1949延伸.....(二）温家的儿女们

姑妈萍芳嫁了给同村姓温的男子，所以表哥表姐们（兆江、志明、婉明）都姓温。“温”在百家姓中排行116，如果不是中国总理温家宝，也许有人会问有姓温的咩？温姓的汉族占中国全国的0.14%。可别小看这百分之0.14，以中国十数亿人口来衡量，折合起来有两百万人之多。

1993年在萍芳家（其实是兆江的家。他们同住）闲话家常，婉明对新加坡的生活甚感兴趣，因此也问得最多。八十年代新加坡靠工业化成功崛起，与香港、台湾、韩国齐名，号称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外汇储备都数一数二，再加上以李光耀总理为首的内阁班子样样都争第一，新航、机场、箱运码头、绿化市容、城市的清洁度、fine（精致）与fine（罚款）等都是大家感兴趣的话题，不然邓小平就不会让深圳与上海以新加坡为发展模式，发展速度之快，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场有关儒家学说的辩论，未必绝后，但肯定空前。台湾尖锐作家龙应台质问新加坡不中不西，历史短浅，华文教育寿终正寝，新加坡政府到底何德何能，胆敢把新加坡搬上国际舞台，自称为儒家的权威？政治动机何在？

说到头来，人的基本生活离不开衣食住行，人均收入与屋价物价成正比，怀着那儿赚钱那儿花的心态，日子会比较好过。

兆江、志明和婉明都经历过文革，当过红卫兵。问起文革的经历，大家都轻描淡写的把话题支开，我也只好识趣些，不好把伤痕文学搬到屋子里，砸了喜相逢的雅兴。

(1996年，我家。墙上兆江的草书自成一格）

以后较熟络时，人生早已跨入二十一世纪00年代，头添华发，文革几乎是上辈子的事了，话题也多围绕在孩子身上。匆匆用过晚饭，婉明的孩子上补习班去，十点才回家。天天如此吗？我好奇地问。婉明说是啊！家家的孩子都如此，我们家的孩子不进补，以后靠什么跟别人竞争啊？

我暗地里咂舌，掉头看看我家的两个小朋友。他们做个鬼脸，悄悄地说他们要的是童年。他们说的是英语，婉明等人听不懂，话题扯到双语教育上。虽然我家的小朋友在家里以华语和长辈交谈，也观赏八频道，但水平宛如江河日落，英文比华文强多了。这是时势造化，形势比人强。

（带去过桂林的萍芳等人游新加坡小桂林，小巫见大巫）

婉明的好友给了我一个吉隆坡的地址，是一个失散了四十余年的亲戚。虽然新马只是一水之隔，新加坡和吉隆坡都是坡，但此坡非彼坡，两坡相隔300余公里，比鹤山到广州还要遥远，不是乡下，说找就找的。

最有挑战性的倒还不是距离，而是把中文地名反译回马来文。我和一位地头蛇花了几个晚上推敲，过后驱车在吉隆坡Cheras区自个儿东转西转，寻寻觅觅。皇天不负有心人，竟然找到了这家几十年字号的传统杂货店。

杂货店老板并没有我那种兴奋之情，他看着我上下打量，将信将疑，后来痛定决心，说都几十年没书信来往了，看来他们一家子早已在文革期间落难，现在也不晓得是哪家子存心串门行骗；要不就是打着如意算盘，以为我们在南洋淘金，想分一杯羹。信，还是由我拿回去吧！

抹了一鼻子灰，就不晓得婉明和她的好友知道实情，会有什么反应？没有太大的希望，就没有太大的失望。反正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走出了第一步，对方是否愿意迈出另一步是对方的意愿。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江河变天所带来的种种困扰，我们也需要时间来改变人们一方面对泱泱大国经济腾飞的羡慕，另一方面对中国内地小市镇与“乡下人”的误解。至少现在有了答案，足以心安理得地放下上一代人留下的包袱。心头的大石碎了，心情反而轻松多了。

从1949延伸.....(一）萍芳

小时候每隔三两个月，父亲总会提笔写信，同时汇款回中国的家乡。信是写给一个署名萍芳的女人。在邻居家听丽的呼声的侦探故事听多了，我开始猜测萍芳与父亲之间有什么暧昧关系，又或者萍芳是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妹，吃文革大锅饭，需要金钱上的接济。

后来父亲叫我称萍芳为姑妈，再从一堆照片中找到萍芳和我的表哥（兆江）、表姐们（志明，婉明）的照片。我还是将信将疑，怎么家庭照没有一个男人呢？不过这种话不好讲，以当年父亲的牛脾气，不被骂个臭头才怪！

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外开放，酿起一股寻根热潮。下意识中，我也很希望看看“故乡”，知道什么是“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县沙平镇升平墟维敦乡”，因为每回帮父亲写信封，地址都是这么写的。

1993年秋天。广东鹤山沙平。

我和萍芳喜相逢，见了平生第一面。萍芳重复着父亲说过许多次的故事，不过我一点倦意也没有。

1949，距今60载，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跨越了两个世纪。当年风云变色，时势造就了中国当代历史的分水岭。抗日战争后，国共内战，蒋介石的军队节节败退，到了沿海港口，退无可退，只能跨海，卧薪尝胆，准备有朝一日反攻大陆。最终，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则退守台湾，部分军队驻扎在金门。狭窄的台海，分割了数千年血缘。

当时萍芳决定留守家乡，反正共产不共产，日子还是一样过。国麟（父亲的堂兄)一家子跟着国民军，辗转逃到台北；昆麟和炽麟（父亲的堂兄和堂弟）跑到香港，在湾仔落户；父亲决定去到更远的南洋，在香港上船，经暹罗、马来亚，五天后在红灯码头外乘着接驳船，踏上陌生的新加坡。

萍芳略带无奈，44年前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一家子就这样各散东西。后来她结婚生了我的表哥和两个表姐。至于姑丈，她只是说在八十年代去世，轻描淡写地一语带过。一晃44年，后辈相逢，是迟来的缘分。

隔天，萍芳带我到乡下走一趟，维敦乡的小石屋与屋外的一池秋水就是父亲的童年。我只觉鼻子一阵酸。如果不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不是改朝换代，也许父辈家族还在维敦乡过着俭朴自在的生活。明天的未知数，使他们各奔前程，各自选择另一个未知的未来，在不同的落足点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正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衫子桥）

（三十五平方米的土地，窝着父亲的童年）

在沙平小住数天后，临行前我邀请萍芳一家子到新加坡来，保证金等我可以代付，然后续程前往伦敦，投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萍芳、志明和玉星（婉明的丈夫）从县级到市级到省级，不晓得花了多少人情费，半年后才获得出国签证。

1996秋天，他们终于踏足狮城，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一方水土一方情，都市化的节奏，没有午后的小休，早出晚归的生活，各肤色各种族参杂的语言是两地最大的落差。他们最喜欢圣淘沙的音乐喷泉和周遭的夜色。我也被音乐喷泉和喷泉花园的独特风格迷住了。今天这片园地让贤给IR，反而少了人文气息。

回国后不久，萍芳归西了，表姐说她是安祥地告别人寰的，她是人群中一个平凡的妇女，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出生于某个年代，最后以微笑放下一生。有人说心愿未完成，人还会有搏斗的勇气，心愿达到后，就会安心地离开这个缤纷世界。至于过去的种种经历，无论是轻描淡写或是刻骨铭心，到了这一时这一刻，都已不重要了。

在森林和原野

苏杭园林是一幅水墨画，杭州还是中国十大宜居城市之首，除了山青水绿之外，千年来的文化素质与江南才子的风采都打造了苏杭。

那年在苏州，一位当地老师说苏州人是以金钱来换取生命，在平淡中制造生活品味；新加坡人则以生命来换取金钱，即使是旅行也是行色匆匆，还来不及认识一点风土民情就匆匆收拾行装，准备下一程了。换言之，新加坡人劳劳碌碌，眨眼间惊叹年华似水，还没睁开双眼好好地看一看枕边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了。

谈得兴起，我们打壶西湖龙井，在充满绿意的环境中度过浮生半日闲，倒也赏心悦目。驾车不一定要走快车道，偶尔放慢速度或者换个车程，不一样的风景或许会给人带来惊喜，别有所悟。

绿是大自然的颜色，在人类心理学上，起着冷静和谐的调息作用。近日来在哥本哈根的国际环保会议上，终于以尊重地球为前提，取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基本共识。

二氧化碳是大气中的主要污染物资之一。通常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约为0.03%。如果含量超过0.05%，人就会感到郁闷，头晕；达到4%时就会出现心悸、呕吐等症状；达到20%时人就会死亡。

森林是消除二氧化碳，保持氧气来源的重要环节。每公顷草坪每天能吸收900kg二氧化碳，生产600kg氧气。每公顷阔叶林每天能吸收1000kg二氧化碳，释放730kg氧气。相比之下，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0.75kg氧气，排放出0.9kg二氧化碳。每公顷阔叶林能养活一千个成年人。

在污染的环境中，空气中散布着约37种杆菌、26种球菌、20多种丝状菌和7种芽生菌以及各种病毒。在百货公司、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菌量可达到49700个，在人少树多的山区，每立方米空气中细菌的含量只有1046个，相差47倍多。在一般情况下，每立方米空气的含菌量，城市要比绿化区大7倍多。这间接解释了为何这些年来的流感特强，最好是别中标，否则打个喷嚏也可能是大事！

1819年新加坡开阜，82%的土地属于热带原始雨林的腹地，两百年城市化大工程后，如今新加坡只剩下5%的次生林。不过别小看这5%的森林地带，它是自然界的绿色走廊，除了平衡生态之外，也给我们提供购物商场以外调节身心的另一类选择。

最近放下屠刀，走入次生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树顶好好地看树，原来新加坡的树是那么婀娜多姿，富有层次感。只惜华文水平江河日落，没有昔日诗人墨客的文采，为它们写下流芳百世的动人诗篇，只好退而求其次，以个人的审美角度来捕捉凝留的林间。

路线（全程约九公里）：玛朗小径（Marang Trail），花柏山公园小径（Faber Trail），亨德申波浪桥（Henderson Waves），直落布兰雅山（ Telok Blangah Hill Park），山峰小径（Hilltop Walk），丛林小径 (Forest Walk) ，亚历山大拱桥 (Alexandra Arch) ，园林径 （Flora Walk），天篷走道 (Canopy Walk) 。

西贡之春

西贡原是南越的首府。1976年，北越统一全国后，为纪念越南共产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今日越南的首都，欣欣向荣。

香港也有个西贡，位于新界东部的西贡半岛，面向西贡海，有香港后花园的美喻。早在14世纪已经有渔民在西贡居住，渔民经常在此聚集，因而逐渐发展成一个海鲜胜地。

香港的“西贡”一名，据说在明初才出现。从明成祖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明朝曾派遣郑和七下西洋。在这七次下西洋后，不少东西亚、中东沿海、东非等国家也向明国进行朝贡或贸易。当时，西贡便是西来朝贡船只停泊的一个港口。久而久之，这里就被称为“西贡”，有“西方来贡”的意思。

新加坡也有个叫西贡的地方。多了流莺，西贡也给人制造多几分联想，以为是在芽笼、如切、或是安祥山等地。新加坡的西贡其实是西贡岛（Pulau Saigon）。更贴切地说，应该是新加坡曾经有个西贡岛，就在Mohammed Sultan Road附近新加坡河的南岸，衔接河的两岸的是西贡桥（Pulau Saigon Bridge)，也是步行桥（Foot Bridge)。不过新加坡的西贡，并没有“西方来贡”的考证。

1890年代的西贡岛

西贡桥俗称屠猪廊桥，因为桥边曾有个屠猪场。西贡桥早在1890年落成，当时岛上有西米磨坊，椰酒酿厂等。命名西贡岛，也许早在十九世纪越南和新加坡已有来往，在西贡岛上进行商业交易。

西贡岛还存在于198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中，过后才与河的南岸合为一体。西贡岛曾经为新加坡建国贡献出一份不可抹煞的功绩。有河的地方就有生命，早年新加坡河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驳运业一支独秀。当时企业家在新加坡河上游Pulau Saigon, Kim Seng Road 和 Robertson 等地点设立船坞，在狭窄的河床上进行造修驳船的工作。驳船有了便利的后勤支援，穿梭于短短的一段新加坡河水域，写下新加坡跻身亚洲四小龙的历史篇章。

1970年代。记得当年年纪小（中学生，其实是尴尬年龄），早上上学和两位就读于母校附近的南侨女中的女生同路，走过警察局和游泳池，皇家山麓国家剧场的红砖尖顶指向苍穹。Clemenceau Avenue 和River Valley Road十字路口交界处是我们“分手”的地方，她们往左沿着新加坡河北岸上学堂，我则往右走过登路兴都庙（Sri Thendayuthapani Temple) 就到校门口了。

每个星期六的周末统一测验后是大解放的时刻，和同学们在乒乓室挥霍青春，流了几小时的热汗后，也是两位女生课外活动结束的时候，我还会带着轻松的心情走到西贡桥畔，等她们一起步行到海山街明记打包糕点，再一块儿打道回府。

当时三小无猜，为的只是清晨上学的路上有个伴，分享校园生活的苦乐，周末下午带着一身汗酸味走上归途。

三十余年后的下文呢？中学毕业了，一个纯纯的年代也结束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