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June 04, 2021

从1949延伸......(三十八)泰麟之山珍野味

泰麟还是半个新客的时候,新加坡不缺山珍野味,上世纪80年代牛车水大厦落成前,那里的路边摊仍然有野味出售,吃“好料”不需要出国。

番寨尾的硕莪街(Sago Street)、万拿街(Banda Street)和日本街(Spring Street)住着许多东莞妇女,在骑楼底摆个木箱就可以做生意了。

 

鸡仔蛋

东莞妇女的拿手食材之一是鸡仔蛋,孕妇、大老板、打工仔都趋之若鹜。

鸡仔蛋有丰富的胎盘素,在以形补形的年代,属于广东农村妇女就地取材的廉价补品。吃过鸡仔蛋的人士表示,鸡仔蛋软中带香,味道比一般没有受精的水煮蛋好多了。

从前贫穷人家的日子不好过,孕妇吃不起燕窝补品,产前靠鸡仔蛋来补身安胎,产后则以鸡仔蛋去风。

一般受精的鸡蛋12天后小鸡成型,21天就可孵出小鸡。鸡仔蛋则是“臭鸡蛋”,也就是胎死腹中,孵化不出小鸡的鸡蛋。

能吃的东西不可浪费,做法是先将整粒鸡仔蛋泡水煮熟,再用白胡椒与姜酒烹制。有些则将鸡仔蛋打破,小鸡浸在蛋液里煎熟。姜酒口味是最传统的食法。

鸡仔蛋是昔日东莞妇女的拿手菜,在硕莪街摆个小摊子就可以做生意了。图片源自互联网

政府认为这类食品不卫生,容易受到病菌感染,因此强加管制。随着牛车水重新发展,鸡仔蛋跟着销声匿迹。

十字路的鸡仔店,亦兼卖煮熟的鸡仔蛋。

十字路是民间俗名,指的是实龙岗路(Serangoon Road)和劳明达街(Lavender Street) 交界处,广惠肇留医院是那儿的地标。

 

杀鸡烹狗

牛车水露天巴刹的主要语言为广东话,几条街的巴刹大得令人咋舌,而且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最常见的是鱼贩劏生鱼前,先狠狠地“挞生鱼”,捉起大生鱼往地上猛摔几回,再拿起大木棍往头壳狠狠地敲两下,将生鱼打晕后才任君宰割。

活鸡关在铁鸡笼里,“鸡婆”伸手入笼子,将活鸡拖出来,夹在腋下,将双脚捆绑后倒吊起来称看多少斤两。锋利的小刀在颈项轻轻一刎,随手把气绝的死鸡丢进自动拔毛的铝制圆桶,扭开机器“碰碰碰”一两分钟,取出来由人工稍微处理后,跟超市所看到的鸡没什么两样。

吃狗肉是件残忍的事,但狗肉飘香,连济公都不错过。当时流行的是捕捉野生的小黄狗,据说黄狗肉鲜美,其他野狗则身体带毒,吃不得。

屠夫对小狗的哀嚎无动于衷,先将小狗捆绑在水喉铁上,一旁加炭生猛火,等到大锅水滚了,在动弹不得的小黄狗后脑狠狠一敲,随即丢入锅里。不晓得是那一敲还是那锅滚水,反正狗命贱,转眼便一命呜呼了。

火头将军将小狗清理干净,加入药材烹煮两小时后,就是一锅酒肉穿肠过的珍品了。

 

人蛇鳖肉搏战

血淋淋的戏院横街(Terengganu)人蛇鳖肉搏战,同样触目惊心。

开场了。首先是杀锦蛇,由较瘦小,赤着上身的斗士先出马。但见他伸手入铁笼,眼明手快的将其中一条锦蛇捉出来摔在地上,锦蛇受惊,激起搏击的意志。四眼对峙一阵子,斗士陡然一个箭步,手落在蛇头七寸,无论蛇身如何扭捏都无法脱身。

斗士拿过含在两唇的小刀,挥手间蛇头跟身体脱成两截,往前镖去,身体尚活生生般左扭右曲,仿佛死不瞑目。

接下来就是剥皮了,斗士将蛇身挂在铁钩上,先在中央直挺挺地划一刀,再细心的把蛇皮从蛇肉上割出来。蛇皮必须整块不破损才值钱,可以用来做腰带、皮包等。

我喝过蛇血,不过不是在摊位喝,而是后来军训的时候喝的。那是森林求生的预备课程,人逢绝境时必须拿出原始本能,除了吃蛇肉充腹,还必须喝蛇血解渴。蛇血是冷的,难怪蛇叫做冷血动物。

杀蛇用刀,杀巨鳖则是用斧头砍的。表演的斗士身材比之前的大了两倍以上,同样赤裸上身,大肚腩随着呼吸一波一波地震动着。

龟和鳖都背着壳,遇到风险时做“缩头乌龟”。斗士表演功夫,手执巨钳跟巨鳖角力。大滴汗珠流满全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将鳖头拉出壳外。接下来挥舞大斧,鳖意识到性命攸关,死命将头缩回去,斧头落空。

经过几轮激战,大家都累了,斗士的斧头终于落在鳖最脆弱的颈项上,战斗结束。接下来是剥壳,将头尾和四肢分解。

晚上,牛车水戏院街(Smith Street)的甄民记路边摊坐满食客,有炖好的飞鼠、穿山甲、果子狸、山瑞、锦蛇、金钱龟等,每碗介于5毛钱至块半之间。

 

戏院街的野味摊, 1971。Credit: Guy Griffiths

私会党横行

人砍人呢?见过吗?

我们常在戏院街光顾的鲩鱼摊由夫妇俩经营。男摊主当上小贩联谊会主席没多久,便在光天化日下被仇家狠狠地砍几刀,当场气绝身亡。

昔日牛车水至丹戎巴葛一带的三山五嶽人马多,地盘以街口为界,外人没事,此道中人都不敢轻易越界。据说鲩鱼摊主就是因为当主席时没给一些摊主面子,结果私会党寻仇,惹来杀身之祸。

谈到此事,泰麟表示私会党的势力还扩张到庙宇。

纳喜士街(Narcis Street)有两间金兰庙和地藏王庙联合起来的“孖庙”,泰麟在尼路的鹤山会馆活动的时候,跟一班学武的兄弟在附近闲逛,结伴进入金兰庙“捧大佛”。所谓捧大佛是指庙里有尊摆在桌上的小佛像,如果与佛有缘,就能把大佛捧起来,否则大佛原封不动,必须求神转运。

他们这群年轻人识破乾坤,原来大佛底座有块由人掌控的大磁铁。靠大佛吃饭的是一群私会党徒,质问泰麟等人是什么堂口的,他们回答说只是刚巧路过,被严厉警告一番后总算安然而退。

回想起来,若非识时务者为俊杰,懂得忍气吞声,可能早已成为他人嘴里的山珍野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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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8, 2021

为流浪者搭个屋檐

源自印度的B1617变种毒株来势汹汹,打过防疫针不等于防疫,连早前似乎对冠状病毒天生免疫的小朋友都染病了,越来越多中小学和大专学府的学生受到感染。

2021年5月15日是冠状病毒疫情下五人行的最后一天,隔天进一步缩紧行动管制,最多双人行,暂定一个月,差不多回到一年前的局面。

5月15日行管前 “不五不二”,而是四舍五入三人行。果然三人行必有我师,亲自感受到这几年慈善组织为流浪者提供屋檐的那股暖流。

不同阶段的冠状病毒疫情抗疫措施。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21年5月17日
 

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安全避风港

许多人眼中,新加坡丰衣足食,不可能发生露宿街头的事件。实际上,2016至2018年间,平均每年有29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接受社会及家庭发展部(MSF)的协助。

290人只是冰山一角,流浪汉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该数目字。当时我们可在汽车天桥底、组屋楼下、公园、海边甚至快餐店看到或风餐露宿,或长期搭起营帐,或躲在屋檐下过夜的人士,白天自行散去,踏上各自的征途。有些在海滨受访的人士表示喜欢大自然,刻意隐瞒无家可归的事实。

由于街头流浪汉多数不会主动寻求援助,2017至2019这两年,社区义工采取主动,率先接触街头流浪汉,MSF再介入提供针对性的援助。

2019年7月,MSF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要求民间组织拔刀相助,辅助政府为流浪汉提供安全(safe)、稳当(sound)、睡觉(sleeping)的避风港(places),这个落脚处称为S3P(Safe Sound Sleeping Places)。此项目有个好听的名堂Partners Engaging and Empowering Rough Sleepers (Peers) Network,简译为《社区伙伴》,参与的组织包括佛牙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

2020年发生冠状病毒疫情,许多公众场所都被封锁,突然间缺乏安全露宿的地方。这时候,更多教会以及樟宜路的Kassim回教堂参与S3P,建屋局则拨出一些空置的租赁组屋让民间帮忙运作。目前本地共有35个S3P民间组织,收容约7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投宿的群体扩大到因为航空管制而回不了家的外国人。

此外,本地也有一些家庭为流浪者伸出援手,打开屋门让他们入住。

 

变相的“游牧人生”还是“无依之地”?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黄国和是SW101(社会工作倡导组)的负责人之一。2019年初,他连同蒙福关怀(Monfort Care)和其他主导人走上街头,探讨本地有多少可能无家可归的人士睡在公共场所。

2019年底发表的报告显示,新加坡有约1,000名无家可归的人士,主要是年纪偏大的华人男子,50岁以上的约六成,88%是男性,四成单身。受访的88人中,约四分之一每天只吃一餐,超过一半露宿街头一年至五年,约三成露宿已有六年或者更长。大部分无家可归者都有低薪工作,主要从事散工、清洁工、保安等。可见某些劳动领域的薪资情况恶劣,即使有工作亦未必足够应付日常生活的开支。

街头露宿问题的现象。图片来源:《联合早报》2019年11月9日

根据MSF和The Straits Times,“无家可归”未必是真的无家可归,而是指他们“觉得自己无家可归,不论他们是否拥有房产或租赁屋子”。流浪汉露宿街头的原因很多,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自己名下有政府津贴的租赁组屋或自己购买的组屋单位,由于跟家庭或室友关系糟糕,忍无可忍才离家出走。其余约四分之三的露宿者面对严峻的经济压力,譬如欠债或是离婚等,被迫变卖房产,导致日后没有能力再找间房子居住。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

杨厝港福音堂(Yio Chu Kang Chapel)是其中一家伸出援手的组织,晚间将地底停车场转型为临时宿舍, 为15名流浪汉提供遮风挡雨的落脚处。单人床、储物柜、洗衣机、厕所、冲凉房、WIFI 等基本设施都不缺,需要的话还有免费餐饮,有时候教堂的义工前来跟他们一起聊天。早晨流浪者卷起包袱,收拾干净后离开教堂,不干扰日间的正常运作。

流浪汉都无家可归吗?这群晚间寄宿的人士都是男性,年轻的只有18岁,因跟家庭不和而选择长期不回家;年长的70多岁单身人士积蓄不多,真的是无家可归;也有生意失败的人士,从谈吐中可看出他们与众不同,知识面广,走投无路下只好暂时忍辱偷生。

 

家庭暴力

冠状病毒疫情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成员必须窝在狭小的空间,没有什么机会透气的情况下,增加家庭暴力的机率。不论起因出自阻断措施或是其他,受害者都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寄宿,避免遭受更大的伤害。目前本地有四个MSF资助的庇护所,提供220个床位。一般上寄宿人士可居住长达六个月,由社工协助他们寻找长期住宿和工作。

流浪者的故事仿佛就像乾坤大挪移,时光倒流至19世纪的教堂和会馆,20世纪的斋堂和保良局。这些为不幸人士遮风挡雨的民间组织过去存在,现在存在,未来…应该还会存在,倘若贫富悬殊和社会安全网无法改进的话。

 

主要参考资料

宋慧纯,《联合早报》2017年10月8日

Theresa Tan, The Straits Times 16 May 2021

Chan Kok Meng, Yio Chu Kang Chapel, oral history record with Lee Kok Leong 15 Ma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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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21, 2021

游牧人生(无依之地)

在洋人的地方居住与工作数年,学习到暂时放下工作,放下学业,踏上游牧征途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游牧人生,寻找的是什么?Soul searching,中文应该是“反省”、“灵魂搜索”吧?总不比原文传神,因为语言有自身的灵魂。

跟游牧人士擦肩而过,道别从来都不是永别,因为他们相信总会在路上再见到彼此,we will see each other again down the road。

李寿全的《张三的歌》不也那么唱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Nomadland

在迪士尼频道(Disney+)观赏了《游牧人生》(Nomadland)。电影很好看,节奏缓慢但发人深思。电影改编自Jessica Bruder 《Nomadland: Surviving Americ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原著是一部纪实报告文学,讲述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后,决定变卖家当,买一辆厢型车,离开自己的小镇,在美国中西部地区边打短期工,边游历的遭遇。一年后她找回自信,有所感悟,开始自问是否花太多时间去缅怀一个人。然后,她开启下一程,寻找答案的游牧人生。

电影里出现许多美丽的大自然风光,但美景留不住,美得叫人难过。营地中常出现互相扶持的善良的人,教导新人如何装备好自己,做个独立的流浪者。天亮的时候,游牧人收拾好行囊,重启寻寻觅觅的人生。他们走的是寂寞公路,很少人走的路,但富有启发性。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大部分角色都是由非职业演员饰演,好些都是真实生活中的游牧人。

电影于2020年9月11日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获得广泛赞誉并赢得金狮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紧接着获得第93届奥斯卡金像奖的6项提名,夺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Frances McDormand(也是此片的监制)。赵婷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华裔女性。她也是该片的编剧,从北京去到英国读书,再到美国发展。

 

最佳女主角Frances McDormand

总有相逢的时候

根据维基,2013年赵婷接受《电影人》(Filmmaker)杂志的访问,追述在中国成长的经历:

It goes back to when I was a teenager in China, being in a place where there are lies everywhere. You felt like you were never going to be able to get out. A lot of info I received when I was younger was not true, and I became very rebellious toward my family and my background. I went to England suddenly and relearned my history. Studying political science in a liberal arts college was a way for me to figure out what is real. Arm yourself with information, and then challenge that too.

要从我小时候在中国说起,这个充满谎言的地方让你感觉就像是无法脱身一样。我小时候收到的很多信息都不准确,我也开始对自己的家人和背景变得非常叛逆,于是我突然去英国以重新学习我的历史。在文理学院学习政治学是我弄清事物本质的一种方式。你得用资讯武装自己,然后也要挑战它。

赵婷这么直白,结果遭到中国当局“封禁”,不过她的话是否被民粹主义者断章取义了呢?

赵婷。图片来源:维基


4月26日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当天,中国删除赵婷得奖及其他奥斯卡信息,电影也被撤档。中国将Nomadland翻译为《无依之地》,我上微博搜索,发现网友已不再使用“无依之地”和“赵婷”,而是以“无1之地”、“成都”、“zhao婷”等取代。

光影荟“我就说一觉醒来微博怎么比想象中的安静,原来都被夹了呀!《无1之地》可还行。”

FANFUN老樊 “看到有关无1之地的微博被一条一条的夹掉,有点伤心,安慰自己这可能也是对她的一种保护吧!”

多肉多甜“《无1之地》今天看到微博上,好多人都讨论这个。其实,她目前现阶段被封杀是对的,因为这是对一个国家的底线的挑战。更何况她目前是国际上很受关注的一个导演,如果对于她过往的错误言论没有任何表态,那么可能反华摸黑将会更加猖獗。”

赵婷可曾希望回家吗?或者根本不在乎?又或者等待somewhere down the road?

是的,游牧人士的道别从来都不是永别,因为他们相信总会在路上再见到彼此,we will see each other again dow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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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14, 2021

户外广告业为城市争光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1年4月29日

约半个世纪前,星期六的学校统一测验后,常到小坡逛书局。奥迪安戏院旁启信街二楼的大众书局楼面大又全冷气,吸引身穿不同校服的学生席地而坐,静静地翻阅免费书。

大众书局对面是学生书店和招牌醒目的环球广告设计画室。当时小坡这一带还有其他广告商如艺光、光明、永光等。此外,本地也有以手绘电影画布为主的广告业者如南国、黎明、阳光、红白及万象等。

启信街旧店屋早已由奥迪安大厦和百胜楼取代,学生书店亦不留痕迹。有心人的穿针引线下,让我结识曾经在这里驻扎多年的老街坊,也是环球的第二代掌门人林日健,通过广告业的视角来回溯本地的社会变迁。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启信街景观。图片来源:国家档案局
 

小坡的“文化街”

昔日启信街20号为环球的办公室, 24号为环球的工厂兼住家,22号为夹在中间的学生书店。上世纪70年代中叶该地区重建,环球搬迁到芽笼峇鲁。林日健身为家中老大,从父亲手中接过业务,转眼间已度过半个世纪。

1938年,被伦敦的报章誉为“大英帝国最好的机场”的加冷机场刚投入运作不久,进一步带动国际商贸与旅游。环球跟其他业者一样,看好广告传媒的前景,于现武吉士广场内的马拉巴街创业。十多年后,白沙浮演变成变性人谋生的夜间场所,国泰机构则于小坡大马路兴建豪华的奥迪安戏院。戏院周遭书局林立,文化气息浓郁,除了大众与学生书店,还有上海、友联、青年、大地、黑猫等。环球搬迁到“文化街”立足,果然眼光独到,除了制作书局招牌,好些张挂在奥迪安戏院外的电影画布亦由环球经手。

 

小坡大马路奥迪安戏院周遭书局林立,文化气息浓郁。图片来源:互联网

户外广告业者的三大本领

那个年代的广告公司一般上都不讲究核心作业,商展、壁画、街招、招牌、月份牌、流动广告都不错过。

工匠制作户外广告,必须具备三大本领:扎实的美术功架,克服惧高症,学会看天气。热带气候变化多端,晴时多云偶阵雨,万一油漆未干的图画落得污迹斑斑,可就前功尽弃了。

从前的高楼不多,国泰大厦顶楼的广告方圆两公里可见。林日健的首宗高空作业就是爬上80米高的国泰大厦屋顶,现场制作喜力啤酒广告。那时候没有什么安全管制,焊接铁架、装置沙厘板、绘制酒瓶图像等都是踩在高空搭建的木棚架上进行的,避免脚软的秘诀就是锻炼出胆识之前,千万别往下望。

经过一番寒彻骨,日后制作乌桥头第50座组屋外墙的手绘汽水广告相对轻松多了。这面墙壁上先后出现过红狮、可口可乐和发达汽水,全都属于花莎尼生产的品牌,在车水马龙的立达交通圈旁格外引人注目。

乌桥头第50座组屋外墙的可口可乐壁画。图片来源:NTUC WELCOME supermarket at the ground floor of Block 50, Beo Crescent near Havelock Road. Straits Times 1974. Photographer Francis Ong.

 

广告业紧跟时代转型

对中老年人而言,或许最值得回味的街头广告就是电影画布了。上世纪30年代电影在本地流行起来,露天的电影画布紧扣着影业的步伐风行超过半个世纪。独立的戏院受到录像带和光碟的冲击而纷纷倒闭,由购物商场内的小型电影院取代,这些古早景观亦如明日黄花。

手绘电影画布分为大中小三种尺码,分别为约8米、2米和1米。工匠必须掌握三维透视的物理原理、印象派画家对光影的拿捏,以及水墨画的大写意技能,从地面仰望才能产生真人实景的效果。这些以油漆完成的作品,虽然经得起日晒雨打,却无缘登入美术馆殿堂。

二战结束后,三大世界、劳动公园、新加坡大会堂、维多利亚纪念堂等都是举办商展会的热门点,同时带动新一代立体广告。1959年于加冷劳动公园举行的新加坡自治商展,就出现两大可乐斗法的局面。当时环球为生产罐头食品和绿宝汽水的淘化大同布置会场,正在念小六的林日健跟着父亲参与现场制作。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花莎尼见到百事可乐使出浑身解数,以几层楼高的大瓶子抢尽风头,马上要求环球三天内赶制霸级的可口可乐广告牌。由于空间有限,环球甚至漏夜从鼠辈横行的沟渠底下建起高支架,可口可乐才不至于输势。

1959年于加冷劳动公园举行的新加坡自治商会 (Singapore Constitution Exposition at Kallang),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到会场看展览,百事可乐的巨型立体广告清晰可见。图片来源:SPH档案照

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落实工业化政策,吸引外国厂家前来投资。日本漆在本地设厂,推出统一的颜色规格,为广告业者开启一盏明灯。从前的广告公司所面对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顾客对颜色的要求,往往因各自对色泽的理解与喜好,成为“货不对办”的争议点。日本漆为相关行业提供科学化的标准,广告业者和顾客根据彩色板议定选项,果然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工业化政策吸引许多年轻人往工程科技进军,一些商家灵机一动,在博览会上以活生生的机械模型来吸引人流,譬如环球就受委把绿宝汽水厂“搬”到展览现场。观众通过迷你生产线,了解制造瓶装汽水的洗涤、消毒、装瓶、加盖、品检、装箱等自动化流程,当时的小瓶子和木箱分别由红山的新加坡玻璃厂和马里士他路的协泉裕栈提供。


美术师技艺流失

独立后的新加坡摆脱英军撤退的阴影,迈入欣欣向荣的70年代,光彩迷人的广告霓虹灯点缀着狮城的夜空,高楼外墙上的壁画亦令市容焕然一新。继红灯码头前架起第一座行人天桥后,全岛陆续搭建整百座,一些天桥亦挂上广告布条。双层巴士出现在公路上之后,车尾的流动广告牌让传统业者打造新商机。

国泰大厦顶楼的霓虹灯广告曾经风行一时。图片来源:明信片

20世纪末属于硅谷世界,随着电脑与周边科技普及化,商业打印的成本迅速下滑。过去的博览会,广告公司有至少三个月的时间筹备,如今只有3到6个小时布置会场,数码化成为别无选择下的选择。近年来出现的雷射科技与3D打印,已经为市场注入新一轮机遇。

新加坡作为国际商展会议中心,广告业者的生产力肯定为国争光,流失的则是美术师的手工技艺。鱼与熊掌如何兼得,确实难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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