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中的一条船（2 of 2）：东南亚海盗 Piracy

数年前跟拖船公司签约，谈起船员难求。拖船的船员多数来自印尼的岛屿，他们在新加坡工作两三年后水涨船高，跳槽到杜拜赚油钱。这些船员在小小的拖船上生活，拖船便是他们的家。跟他们见面后，不由想起新加坡历史上的Orang Laut，他们是Orang Laut的现代版，不过从事的是正当的劳力活动。

长期以来，东南亚是海盗的温床。在东南亚从事海盗活动的除了柔佛的海人(Orang Laut)之外，还有廖内林嘉群岛（Lingga）的锡卡纳人(Orang Sikarna)，棉兰老岛（Mindanao）的拉囊人(Orang Lanuns)，苏拉威西（Celebes）的武吉斯人(Bugis)，苏禄海（Sulu Sea）的巴拉尼尼人(Balanini)，少数暹罗人及中国人。来自北婆罗洲的Iranun 据说是最凶残的海盗，他们在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在东南亚的争霸战中渔翁得利，在菲律宾、香料群岛和马六甲海峡通行无阻，十八世纪是他们的黄金时代。

http://nmsmandarindocents.wordpress.com/2008/05/18/%E9%A9%AC%E6%9D%A5%E4%BA%9A%E6%B5%B7%E7%9B%97%E6%B4%BB%E5%8A%A8/

（Orang Laut在廖内群岛的典型村落，传统上Orang Laut以海盗为生，扶持了室里佛逝、马六甲王朝和柔佛王朝）

（Illanoon （Iranun） pirate prahu. NAS 1900）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永乐五年，1407），在巨港歼灭危害马六甲海峡安全的海盗集团，并把首领陈祖义带回中国受审处死。陈祖义在明太祖朱元璋时代在广东犯法，全家逃到苏门答腊巨港，成为海盗，他“充为头目，什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马欢，《瀛涯胜览》，旧港国条），势力逐渐雄厚，不仅掠夺商旅，阻碍贸易，还劫持西洋各国使节，“梗我声教”，“贡使往来者苦之”（《明史》，三佛齐条）。

18和19世纪时，来自欧洲的殖民者陆续抵达这个地区，海盗活动也日益猖獗。某种程度上，欧洲人是出于经济欲望，企图控制香料贸易才来到这个地区的。当时，香料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就像今天石油控制世界命脉一样。海峡的商贸交通愈发繁忙，吸引个别群体的航海部族走上海盗之路，以打劫为生。

（东南亚的海盗活动基本上是当年历史的延伸，受打压时就克制一些。上：海盗袭击的地点，2004。下：新加坡海域附近海盗袭击船只，2011年9月8日至11日）

在那个年代，当海盗似乎比老老实实地做生意更加体面。根据蒙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the Father of Modern Malay literature）关于苏丹胡申（Sultan Hussien）向东印度公司申诉钱不够用的记载，19世纪初叶的马来王族认为当海盗是件很光彩的事：

苏丹几次申诉英国给予他们的津贴不够用，莱佛士向他建议开设一家贸易商行。苏丹和天猛公听了莱佛士的话，笑着说：“那不是本王族的习俗，经商将使我们在其他统治者面前失去尊严。”莱佛士听了脸色改变，眉头深锁，但还是笑笑说：“苏丹殿下，我对这种奇异的习俗感到惊奇，为什么说经商是那么邪恶，是一种耻辱呢？难道海上掠劫反而不是耻辱？”苏丹说：“海上掠劫已经成为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不是耻辱。” ---A H Hill, ‘Founding of Singapore described by Munshi Abdullah’ in Singapore 150 years

（Hikayat Abdullar written by Munshi Abdullah, 1849）

新加坡的商家们联名上书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当局扫荡猖獗的海盗，但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基于缺乏海事法律条文，再加上海军部队资源匮乏，无法把海盗们绳之以法。这情形在1837年起了突破性的变化。当时荷兰在廖内林嘉群岛打击海盗，引起英国的恐慌，担心荷兰进一步扩展势力，威胁到新加坡。海峡殖民地政府终于获得海事法的相关授权，并与荷兰取得协议，联手出击。

（英国船长所驾驶的Royalist在靠近Palawan Island的水域被马来海盗追逐，这是他事后的描绘。NAS 1852）

荷兰与海峡殖民地政府成功打击海盗，还得感谢同样靠海盗发财的天猛公伊布拉欣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1835年苏丹胡申在马六甲逝世，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确立在国际法眼中海峡殖民地的合法性，不需要一个马来统治者，所以干脆让这个职位消失。

http://remembersingapore.wordpress.com/2012/02/21/last-royal-palace-of-singapore/

天猛公伊布拉欣崛起成为马来族的领袖，为海盗提供情报，并且为各马来海盗的头目提供保护网，势力逐日扩张。1836年，海峡殖民地总督Samuel George Bonham决定以鬼打鬼的方式，与天猛公伊布拉欣合作，一方面压制海盗，另一方面安排机会给他们在新加坡从良，安家落户。Bonham向加尔各答（Calcutta）的东印度公司总部报告：

Our young Native Chief (Ibrahim) informed me that if the government would receive them, 270 small boats containing families, who had heretofore more or less depended on Piracy for a livelihood, would resort to Singapore and reside there under his control….I shall endeavour to make proper arrangement for their location…. Locating them somewhere out of our jurisdiction but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Temenggong, our Native Chief, so immediately in our vicinity as to be under my strict surveillance would be preferable to having them on the Island.

（周游于黑白道之间的天猛公伊布拉欣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

（Masjid Temenggong Daeng Ibrahim，Telok Blangah Road，新加坡唯一由柔佛管辖的回教堂）

伊布拉欣穿梭于黑白道之间，继续与接任总督Butterworth（1843年）合作，建立起很好的交情，Butterworth向东印度公司总部汇报打击海盗的进展，印度总部还颁了个特别奖给伊布拉欣，褒扬他的贡献，从此对英政府忠心耿耿。通过Butterworth与伊布拉欣的交情，伊布拉欣的两个孩子都进入英校念书，学习英文和马来文，为以后的现代柔佛铺路。

（1846年9月1日，Butterworth赠送给伊布拉欣的“奖章”。

The words inscribed on the blade of the sword: In the year 1845. This is a gift from the Lord Lieutenant of the Bath, Governor of the three settlements of Penang, Singapore, and Malacca to the Temenggong Seri Maharaja of Johore in token of the meritorious service rendered by Seri Maharaja in stamping out piracy, a task much apprecia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后来，伊布拉欣以港契制度吸引新加坡华人过海，开发柔佛，靠甘蜜致富，摆脱海盗的身份。伊布拉欣的大儿子阿布巴卡（Abu bakar）继承父业，进一步与英国人合作，落实英国人的政治体系，成为柔佛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