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鞋子旧鞋子

《资质通鉴》：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人生危脆，必当远虑。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

过去曾经为国庆日痴迷过，年少时在路边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阿兵哥操越过人群，也在住家往下望，向往着有那么一天也能够荷枪在众人面前威风一下。

以后的国庆检阅礼越来越高科技，以形式取胜，各花入各眼，有人欢喜有人不悦。

这两年来对于国庆日的嘉年华会式的检阅礼已经逐渐入定，离开人群，找寻一个反思的空间。

国庆日前马宝山跟他的团队逐家逐户卖国旗，居民反应冷淡，他有感而发，问为什么不买国旗，不张挂国旗，难道你不爱国吗？居民回应说，爱国是发自内心，不是张挂在墙壁上的。此回答亦是快人快语，字里行间似乎混合着累积多时的不满的情绪，但言之凿凿，字字真言。

慢慢思索回忆，似乎十年前已几乎不在我居住的邻里看到居民自发张挂的红白国旗，有的只是零星一两面，此外就是选定人来人往的地区，由外劳出马，高挂彩衣，歌舞升平。“国旗国旗我爱你，每天向你行个礼”的年代是否感情包袱太沉重？不晓得会不会随着大量人口移动而逐渐消失，变成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由衷希望当一双新鞋子走旧走破之后，它所承载的是传承的记忆，而不只是曾经拥有的过去。至于国旗，它应该是标榜着一个国家，无论是谁当家作主，我们都应该有爱国的使命。为什么会对国旗感到冷淡？如果不是因为太多没有国家归属感的国民移民外劳投机分子，就是政府等于行动党的后遗症。当人心开始乖离执政党的时候，连带政府与国旗都遭到池鱼之殃。

扪心自问，不再爱这片成长的土地了吗？恰恰相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对于这片曾经为它付出了生命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的土地，还是深深地爱着它，比年轻时更热爱它。

城市需要记忆来打造国民，打造认同感，失去共同感受的城市只是人来人往的酒店。在新加坡，我们都居住在城市里，没有告老还乡的选择，因此决策者更需要在有记忆的城市与美轮美奂的住客酒店间放多一点心思，照顾到人民的情感。不要责怪普通百姓感性多过理性，人类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感情缔造温情，感情缔造爱心，温馨的爱心使地球上的生活更美好。

童年时跟父亲坐在红灯码头旁吹海风喝拉茶，从没想过遥不可及的老年。想从前，年过半百称为老伯伯，现在却不准老，年过半百还是被称为中年。不论是老伯伯还是中年Uncle，世事仍然叫人玩味。经历过爱，所以在拥挤的城市中寻找私人空间，选择疏离。

从前的红灯码头前是大海，商船抛下锚，井然有序地停泊在海面，灯光伴随金波，涌向岸边印度同胞的小咖啡摊。现在我们走了一段来时路，站在曾经是红灯码头前的海面的金沙娱乐城，回望曾经相识的红灯码头。新加坡经济转型，第一次是1960年代的劳工密集工业化，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精密工程增值化，进入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的年代。现在进入第三波，美化世界级赛车与博弈，香车美人、邻国大嫂本地客工轻易进入赌场贡献等另一类文化出现在金沙四周。

（红灯码头内。NAS 1975）

（从金沙望过去的前红灯码头。2012）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我们曾经为了省下一毛钱车资而提早下车，走两个车站的路；曾经为了剩下五毛钱而顶着肚子，把晚餐那顿云吞面留到深夜回家吃冷饭；曾经为了五分钱而选择不同的咖啡摊…。但是，我们的心灵很充实，我们看到希望，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在那个久远的年代，我们看着堂堂总理李光耀顶着太阳，上山下乡，面对大众时他讲老百姓的话，面对政要媒体他讲高层次的话，但无论讲什么话，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大家都有听得懂的时候。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政策权势行事作风，但不可抹杀他从人群中来去自如，与他的班底带领新加坡走过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热忱。现在普罗大众讲的话百万部长听不懂，百万部长讲的话普罗大众也听不懂。在拼经济指标拼GDP之余，我们有很多失落，是百万部长们所无法理解的心灵的失落。我热爱的土地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交织着爱恨情仇、美丽与哀愁兼备的高价位层次？

（当年善于走入人群中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图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2004年出差到日本横须贺，出席一个由十多个太平洋战略国组成的会议，来自珍珠港的美国洋朋友Michael 说新加坡是个好地方，it embraces morale and traditional values，是他很向往、很想生活、很想抚育他两个小孩成长的地方。不晓得他是认真的还是讲官话，虽然不完全认同他的赞美，但听出耳油，还是有点飘飘然。现在我们的社会有很多压力，有很多负面情绪，我不敢再那么厚着脸皮，接受那一份赞美。

新加坡520万人口，60%公民，40%属于永久居民、持工作准证的外籍人士与20万家庭女佣。凭良心说话，单单是60%公民中虽然有一群打死不走的草根，但也有一群早在国外置产或是随时可以跑路的， 至于那40%的外来人才与外劳有多少人会真正热爱这片土地呢？人群中还有一批曾经在吴作栋时代被美名为 Foreign Talent 的，但却在最需要他们来摆脱新加坡的经济困境的当儿扬长而去。细算一下，有多少人在国庆日奏起重新演绎，Jazz风味十足的国歌、烟花在夜空绽放的那一刻消失后，还能够往心灵深处探索，自豪地说他们真正热爱着这片土地，愿意为这片土地奉献？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便是个赚钱的地方，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地族群聚集在这个小地方，各得一杯羹，打造自己的未来。众多过客中有人选择留下来，立地生根。借古喻今，虽然古与今隔着一个时空交织下称为“时代”的人文景观，这个生存的模式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场景，换了演员。这正是新加坡环球化的基本国策，对政府而言似乎是不得已的选择。对于如何环球化，跟着世界走，以及如何面对环球化所带来的冲击，普罗大众的心理压力与思维视角，跟政府的期许存在着长长的距离。

当年李光耀先生评价新加坡不像香港有中国大陆作为腹地，在中共接管大陆时，从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如果我们等待我们的商人学习当工业家的话，我们早已饿死了。所以与世界接轨，争取跨国公司来教授新加坡人技能和管理，提供生计是唯一的选择，但也是一条不归路。

跟前Media Corp 演员的博物馆义工麦皓为谈起此事，他的反应比较直接：有了立场，有了首要考量，一切都变得简单。在香港台湾两地生活受教育，最后决定来新加坡打拼，人生大半辈子过去了。新加坡政府提供他成为本地公民的机会，不怎么考虑就定案了，只有如此才能够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生活，有一个国，有一个家，有一个安乐窝！像麦皓为这样因为不喜欢计较，所以选择最简单最原始的心件来打造新生活的现代移民似乎是异类。

在2012年8月9日写完上面那篇稿后，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总理发表了新加坡总理47年来最感性的演说，所谈的正是此文中所提及的失落中的HOPE, HEART, HOME（希望，心灵，家园）。

与人民行动党心照不宣的文化打手，也是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在2012年8月29日的联合早报上分析国民感到失落的原因，归咎于人心的质变。他引述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 Michael Sandel 对美国当今社会的观察。过去三十年来，美国已经从一个“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沦落为一个“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

在 ‘What Money Can’t Buy’书中, Michael Sandel 提出当代严峻的道德问题：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with a world in which everything is for sale? If so, how can we prevent market values from reaching into spheres of life where they don’t belong? What are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3/02/affordability.html

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是组织生产活动的有效工具，市场社会（market society）则是一个样样东西都可以买卖交易的地方。当利益挂帅，人际关系受到市场价值观支配时，人情必然会日渐浇薄，传统价值观也必然会受到破坏和侵蚀。反映在社会层面的，是人们越来越浮躁，为利益冲突而闹上公堂的官司越来越多，包括家庭成员的纷争，如子女与父母争产，兄弟姐妹争产，花样百出的各种欺诈案、失信案以至性交易。传统家庭观念也在发生重大的变化，以致影响了生育率和孝道。

市场化的社会也改变了人民与政府的关系，以政府组屋为例，过去人们轮流等候组屋，抽签分配，拿了钥匙，高高兴兴搬新家，充满幸福感。但市场化之后，尤其是有了一个庞大的组屋转售市场，政府以组屋作为利诱的投资工具，支持私人产业的价格之后，人们的思维改变了，一方面埋怨组屋售价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把组屋变成投资工具。利益取代了感情。

但是吴俊刚先生和李显龙先生一样有意无意间对问题的症结避而不提，并没有指出到底问题如何出现，为何出现，谁是幕后黑手，主导市场社会这一出戏，使社会风气由俭入奢，欲望无止境等。须知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不温故如何知新？

当年人民行动党提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追求那个年代的世界洪流；1960年成立了建屋发展局，推动居者有其屋的国家大计；1961年通过先进的妇女宪章，保护一半新加坡人口； 1967年推出国民服役，落实全民皆兵的理念；1955年已经成立的公积金制度有效地协助新加坡人民购买组屋。那是一个追逐理想的年代。

（建屋发展局以“居者有其屋”的宏观视野打造的组屋竟然演变成为服务于市场社会的工具。）

现在从市场经济沦落为市场社会，是迷信资本主义与自由市场的魔力为创造财富的万能丹的下场。47年的经营，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邪恶暗流正冒上来。政府知道这个社会有病，但创造财富的方法注定他们无法下药。

另一个明显的个例是SMRT，继2011年底MRT大瘫痪后，一年后又发生另一起中国司机罢工的大头条，因为事关“中国”，还成为大中华圈的“国际焦点”。其中除了新加坡版的法理情与大中华圈的情理法的思考模式的文化差异外，更凸显了大众交通业者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家风范。交通部长忽视SMRT的上亿元的年净盈利，大言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调高司机的薪金就必须将成本转嫁到乘客身上。简而言之，照顾的是股东的利益而不是必须乘搭大众交通工具的普罗大众，已经忘记了大众交通存在的意义，也忘记了政府为人民提供最起码的衣食住行的本质。

（SMRT 2012年的总利润$148.7 million， 但还是觉得钱不够用？资料来源：The Straits Times Jan 10, 2013）

还有一个沸沸腾腾的例子，2012年林崇椰教授提出“wage shock therapy”，NTUC秘书长林瑞生匆匆否定薪水过低反映了新加坡既存的社会问题。林瑞生接手NTUC的烫手芋，实行一贯的低薪模式来保持新加坡的竞争力，如果他接受林崇椰的说法，只能证明三十余年来所采用的机制的无能。平心而论，三十余年来的生产力模式，是否已经有效地改变了低薪工友的生活？如果此模式真的管用，在今天的世界平台，我们还会面对低薪工友的困境吗？

在2012年的五一劳动节献辞上，总理李显龙宣布政府立场：挺林瑞生，谢谢林崇椰。李显龙的出发点同样可以理解，他必须面对内阁里头可能出现的理念分歧，必须面对当年施政的老一辈包括他本人在内，他不可能打自己的耳光，也不可能打内阁的耳光。

http://navalants.blogspot.sg/2012/06/wage-shock-therapy.html

继“wage shock therapy”所掀起的大波后，我们更乐于见到的是低薪工友的收入的话题在民间激荡中，开始看到关注与些许实质效应。

《资质通鉴》的金玉良言：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必履危机。人生危脆，必当远虑。既往之效，后来之鉴也。

脚底下的新鞋子与旧鞋子未必一样过生活。人生危脆，国土亦当危脆，宜当远虑。国土不安为“危”，不实为“脆”。或许危脆的原因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否能够真正认同我们的生存模式是否出现市场经济走入市场社会的偏差，是否认同施政的路途已经乖离了人民行动党当年所奠下的基础。找出症结，踩着鞋子的双腿才能走回“树以根为基，国以民为本”的征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