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1 of 2)

2012年岁末的新加坡并不平静，11月间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在平静了26年的新加坡工潮史上掀起轩然大波。171名中国籍巴士司机通过罢工来投诉薪水不公、工作分配不公、住宿环境恶略、高层置之不理等，不过导火线还是在给司机们加薪时SMRT的官样文字“中国籍服务车长除外”，在感情线上很容易被误会为旧上海年代在上海外滩公园竖起的“只准外国人进入”的告示那样，将中国人看得比人低了一等，还得由李小龙饰演的精武门陈真为中国人出一口气。

现在中国国力雄厚，不经意中已经通过产业与债卷投资等买下部分美国与欧洲，大国崛起，国民声音也壮了，某些人一方面受不了自尊被侮辱的感觉，另一方面可能也因此带有傲慢与偏见。但是由于罢工行动已经越过了新加坡法律的底线，新加坡政府重用家长式管治，把行动定为“非法罢工”， 5人被捡控、29人被遣返中国、50人被警告。

（SMRT的中国籍巴士司机拒绝开工，正离开在兀兰的宿舍。Today 27 November 2012）

在处理这宗事件上，新加坡与大中华圈的民众反应不一。新加坡有关当局的法理情与一般平民百姓的情理法的考量正好是180度的大转弯。中国籍司机对本地法律与合约的无知，以为通过一贯的“起义”的方式，说罢工就罢工的立即行动可以给资方施压，反而被告上法庭，送入牢房。同时SMRT按下紧急替代按钮Eemergency Response Plan，SBS Transit的巴士司机临危受命，坐上SMRT巴士的车长位，大众交通并不像罢工发起人所预料的全面瘫痪那么一厢情愿，反而被有关当局有惊无险地化解了一场巴士危机。

2013年3月31日，五位被控上法庭的司机中，最后一位返回中国的何军令回顾这段匆匆结束的罢工事件，简单地画上句点：“我没有遗憾。” 32岁的何军令在新加坡被监禁七周后，已和他的妻子及五岁的女儿回到河南沁阳市的家，他通过电话说：“我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后悔。我们听说，在我们被捕后，他们改善了条件。”

何军令提到宿舍的住宿条件很差：“我们10个人住一个房间，有人上早班，有人上晚班，早上3点起床，或者是凌晨1点回来，总是相互打扰。我们都睡不好觉。"，而且，新加坡很热，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两台风扇。人们洗漱时声响很大，吵醒别人。宿舍外面是个垃圾堆，招来很多老鼠和蟑螂。

针对和谐磋商的谈判方式，何军令表示：“我们想要和管理层谈话，但他们不听。没有人关注我们。...在中国，如果我有问题，至少还可以去政府反映，我可以给任何人说我的问题，还能去政府部门抱怨。但是在新加坡，我们的怨言政府听不到。”

何军令也表示，“我不认为新加坡是个糟糕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和中国相比，他们缺少人情味。能回家我很高兴。”

事件的变化是习惯于压制声音或将噪音当耳边风，吹过了无痕的高层所意想不及的，滴水涟漪卷起千层浪，从金钱、尊严、住宿环境、管理方式到三番四次引起关注的与高GDP不符的低薪生活，新加坡过去的高素质品牌正逐渐被腐蚀。有关当局可以矢口否认，但明眼人都知道社会的确是进入病态中，必须下重药。

言犹在耳，2013年劳动节前一天SMRT总裁郭木财在业绩发表会上再度放话，SMRT 过去一路赚大钱，但第四季却亏损1200万元，这是因为巴士业务在上一财政年度已经亏损至3080万元。他说巴士业务面对更高的工资成本，巴士的商业模式难以持续。言简意骇，意思浅浅。

姑且不论郭总裁接手由前CEO苏碧华留下来的烫手芋，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季的亏损额其实包括联号公司深圳市中南运输集团的一笔1730万元商誉减值，如果不是因为此“商誉减值”，其实是净赚530万元，以一个大机构的营业额而言，应该是大约收支平衡。因此，当郭总裁给予明示暗示时，算不算是卖弄账面功夫，嫌赚得少，还是管理不当，却一味运用没有人情的资本主义模式，往驾不起汽车，无论如何都必须以公共交通代步的市民打主意？

万象归真，“有关当局”是不是应该听从民意，认认真真地检讨衣食住行这开门四件事的“行”，重新思考大众交通的运作模式，如何归纳规划公家与“头家”的责任？

回到司机的话题上，《海峡时报》去年12月的一篇报道中，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Tan Chuan Jin）称，人力部会定期对宿舍进行检查，确保达标，不会太拥挤。“但是我们的确希望推动劳资关系的改善，我们想确保有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姑且不论法治、合约、道理与人情孰轻孰重，此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凸显了SMRT以外，蕴藏在新加坡企业（Singapore Inc.）这个堂皇的金字招牌背后的更大的隐忧。中国籍司机其实也带出了多重承包与中介等商业模式的缺陷，以及新加坡低薪工友所面对的相同的困境等，只是新加坡工友较听话，逆来顺受，并没有通过极端的行动来动摇劳资关系。管理层对员工的申诉置之不理，工会是否真正为工友带来应有的薪酬与尊重，还是等待另一场林崇椰式的Wage Shock Therapy，见仁见智。虽然有人戏言全国职工总会NTUC 为Never Trust Union Comrades，但我们看事物要看两面，就如手掌也有正反面，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NTUC存在的价值。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经历过1950年代工会抬头，单单1955年一年间便发生了275宗罢工事件，几乎是每一个工作日都有人罢工，1955年福利工潮是最严重的事故，或许可以回顾检讨，以作借鉴。1959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逐步重组工会，在政府部长管制的NTUC（1961年成立）旗舰下工友的活动在掌控之中，并在强调劳资政三方和谐合作的模式下，打造新加坡。

1986年，前总统王鼎昌身兼NTUC秘书长和劳工部长，在没有知会内阁的情况下挺起遭受谴责的勇气，支持从事油田设备业务的 Hydril Pte Ltd 的工友的罢工行动，敢敢做个正义人。后来他做完第一任民选总统后在接受Asia Week 的采访中说（March 10，2000）：

In January 1986 I did sanction a strike, the first for about a decade. It was in the shipping industry where the management wa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workers. I did not even tell the cabinet about sanctioning the strike. And some of them were angry with me about that. 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was very angry, his officers were very upset. They had calls from America, asking what happened to Singapore? -- we are non-strike. I said: if I were to inform the cabinet or the government they would probably stop me from going ahead with the strike. It only lasted two days. Then all the issues were settled. It showed that management was just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So I believe what I did was right.

“……1986年1月，我同意举行罢工，这是大约十年来的第一次。它发生在航运业，当时的资方欺负工人。我甚至没有告诉内阁就批准罢工。他们中的一些人因此生我的气。贸易及工业部部长很生气，他的手下也非常不高兴。他们接到从美国拨来的电话，询问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不是从不罢工的吗。我说：如果我告知内阁或政府，他们可能会阻止我发动罢工。罢工仅持续了两天。然后，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表明，管理层只是想耍手段。因此，我认为我所做的是正确的。”

王鼎昌所提起的The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贸易及工业部长是现任总统陈庆炎博士（Dr Tony Tan）。

（左第一位是王鼎昌，1983-1993年NTUC 秘书长。左第三位是林子安，1979-1983年NTUC 秘书长）

谈到罢工不能不谈风起云涌的上世纪五十年代。2009年9月《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1950年代的左翼工运领袖方水双握手言欢，岁月在两人脸上留下不饶人的印记，这历史性的一页是一刹间的永恒，不可能再出现。距离1950年代，大家都走了50余年的日子，两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有另一个50年，是否就此一笑泯恩仇？

恩仇之说或许过火，在那个反殖民地时代，有正义感，愿意为打倒殖民地主义而洒热血的年轻人之间有许多政治理念的落差。政治斗争的结果，许多被视为“左派”的政治人士被排挤甚至被迫害。新加坡能够摆脱殖民地统治，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是左右两派在不同的斗争过程中共同谱写的历史，但是左翼人士的贡献却几乎完全被抹杀了。

（《Men in White》新书发表会上，李光耀资政与方水双握手言欢，历史性的一刻。The Straits Times September 2009）

记得2008年参观扩建后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分享了一个小秘密，说李资政看过新加坡近代建国史展厅，说了一句“林清祥是一个建国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为什么少了他这一块？”后来才加了一段有关林清祥的短片。从这宗“花絮”，亦可看到李光耀务实的一面。

林清祥与方水双都是1950年代工运的代表性人物，也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员，1962年脱离PAP成立社阵，在1963年2月2日代号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的大逮捕中被扣留，林清祥后来被流放到伦敦，方水双则被驱逐到马来亚。

关于上世纪中旬前后长达三个月的福利工潮，新加坡文献馆“福利巴士工潮”博文中有详细的分析。当时林清祥是华人工运的领袖，方水双是巴士工会的领导，李光耀是工会的法律顾问。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191

（第一届自治邦选举后，PAP要求英国殖民地政府释放兀哈尔、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政治犯才肯上台执政。1959年6月4日，四人从樟宜监狱获释。走在前面的“白衣人”是王邦文。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1955年2月，由方水双领导的新加坡巴士工友联合会（巴联，SBWU），获得福利巴士公司（Hock Lee Amalgamated Bus Co.）250名工友的支持（福利巴士公司有300名巴士工友），有意成立一个支部工会。福利巴士公司为了力挺由资方与劳工部长林有福撑腰的右翼的福利巴士职工会而拒绝巴联参与公司的工人福利谈判，并立即开除了两名巴联工会代表（请注意，两派不同的工会实力出现在同一间厂）。与此同时，福利巴士公司也组织了一队备用的临时工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工业行动（请注意，“后备军”的概念在当时已经存在）。巴联就开除两名工会代表事件，向福利巴士公司提出抗议，并要求两名工友复职。4月4日劳资双方达成协议。


过后，由于部分工人没有获得按协议内容的工作待遇，引起了第二轮劳资纠纷。4月22日，巴联依紧急法定条文向资方发出14天通知，表示到时将采取工业行动（请注意，当时巴联遵守法律，14天前发出罢工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