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公元七世纪，唐朝高僧义静前往印度取经时，在室利佛逝（Sri Vijaya，又称三佛齐，印尼苏门答腊）停留六个月，后来回国时他又路经佛教发展兴旺，各国往来僧人众多的室利佛逝，向佛逝国名僧请学。后来他又带领几位助手回到室利佛逝，抄写翻译佛经，并完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两本撰写国外亲身经历的著作。
义静对室利佛逝国的记载：“南海诸州，咸多敬信，人王国主，崇福为怀，此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可见当时处于中印交通线上的印尼大国佛教已经十分发达，统治者也信仰佛教、提倡佛教。义静记载到过佛逝国的唐朝高僧还有交州僧人运期、高昌法师彼岸、智岸，晋州善行师者、洛阳智弘法师、荆州江陵无行阐师、襄州襄阳僧人法郎、以及僧人孟怀业、道宏、贞固等。
室利佛逝鼎盛数百年，在公元8至10世纪时达到巅峰，在唐宋年间常到中国进贡，后来被满者伯夷王朝取代。公元760年至830年是中爪哇夏连特拉王国（Shailendra）的鼎盛时期，都城就设在日惹，夏连特拉王国受到强大的邻国室利佛逝的影响而信仰佛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年间，当时夏连特拉王国经历过一场从婆罗门教改信佛教的宗教革命，使得婆罗浮屠这个历时数十年才建成的宗教建筑与附近的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有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是高平台与覆钵，似乎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的结合体。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可能象征君主永远统治着这块领土的意愿。
（史学家估计婆罗浮屠建造于夏连特拉王国，公元760年至830年间。2012）
（婆罗浮屠覆钵上的塔尖就像铁钉一样将覆钵牢牢扎在地面。2012）
（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的高平台与覆钵，与婆罗浮屠有许多相似之处。2012）
不可忽略的是极具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常见于公元8至14世纪的爪哇寺庙的入口处，不论是古印度神庙巴兰班南还是佛教建筑婆罗浮屠都有狮面守护神的踪迹。1926年在新加坡福康宁山建造蓄水池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条属于满者伯夷王朝年代的黄金臂饰，臂饰上的狮面守护神凸纹面相造型，跟狮面守护神十分相似，印证了新加坡拉王朝和印尼王子之间的古老传说。
（爪哇风格的“狮面守护神”Kala。2012）
至于婆罗浮屠是否纯粹属于佛教宗教仪式所用，各有各的说法，其中之一是轮回学说与及其延伸。古代专制的帝王几乎都相信灵魂不灭和转世轮回的学说，他们生前都会动用巨大的人力物力，为自己修建陵墓，希望能够达到永生的境界，中国秦陵（长生不老）、印度泰姬陵、埃及金字塔、柬埔寨吴哥窟等都是例子，因此夏连特拉国王的骨灰可能藏在婆罗浮屠的某个角落。另一个说法是夏连特拉是“山的王国”的意思，山的能量无穷无尽，婆罗浮屠是一座佛山，也是帝王的象征，因此以它为领土的中心，国家便可以实行王权与神权一体的统治方式。
1907至1911年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由于婆罗浮屠是采用火山熔岩堆砌而成，石头表层有许多气孔，石头与石头之间又没有水泥衔接，石质不够坚硬，容易倒塌，范艾乐集中在修复覆钵以及那些结构有明显缺陷的石块。二战以后，印尼政府在联合国的支援下，十五年内筹资2250万美元进行大规模维修工程（Save
Borobudur）。IBM
Indonesia也加入修复工程，将130万块石头的资料输入电脑，经过电脑分析与重新组合，同时加入排水系统，才顺利的在1983年恢复婆罗浮屠的旧貌。
（1908年荷兰工程师范艾乐（Theodor Van Erp）督导婆罗浮屠的部分修复工作前。Photo source - Borobudur, Periplus Editions HK Ltd. 1990）
经历过这一场大规模的修复工作，专家们对婆罗浮屠的建筑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们估计当年兴建时曾经动用了三万名石头切工，一万五千名搬运工，还有许多雕刻家，历时长达八十年。这些劳工很可能是来自附近村落的农民和兼职的艺术家，为了宗教而奉献了他们的劳力。所以婆罗浮屠之所以伟大并不只局限于它的体积，而是在某一个久远的年代，爪哇有广大的人力资源与富有才华、勇于创新的人才。婆罗浮屠给我们讲述的古爪哇文明史远远超过爪哇历史能告诉我们关于婆罗浮屠的故事。
说回婆罗浮屠与新加坡之间的共同人物莱佛士。虽然莱佛士对新加坡和爪哇都有历史性的贡献，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并不怎么在乎，非但没有支付每年500英镑的退休金给莱佛士，还列出过去二十年来的财务清单，向被病魔缠身的莱佛士追讨包括1819年来往新加坡与明古连间的花费，连同利息，总欠款额为22,272英镑。莱佛士逝世一年后，他的妻子苏菲雅才跟当局达成协议，一人一半，代死去的丈夫赔偿10,000英镑给东印度公司，结束这场宾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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