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黄运动

Farah Ann Abdul Hadi

在刚结束的2015年东运会，马来西亚女体操运动员Farah Ann Abdul Hadi勇夺两面金牌、一面银牌和三面铜牌，放眼明年的奥运。诚意祝贺她更上一层楼。

作为一名回教徒，Farah 必须面对因体操穿着所引起的一些当地保守的回教人士的非议。这些卫道士认为她太过暴露，衣着显现出下体的轮廓，超出宗教的道德界限。结合了马国近年来牵涉到马来女子的强奸案，言外之意就是过度性感，引人犯罪。

马国青年与体育部长维护Farah，回应这些非议人士，我们欣赏的是优美的体操，而不是满脑子想入非非。他说了颇具佛性的一番话，大意是风没动，树叶也没动，动的是人心，因此必须调整的是心态。

Farah 为国争光之后所面对的后续问题不仅在新马备受关注，英国、澳洲、爱尔兰等地多家报章都竞相报道。Farah 的体操穿着所牵涉到的“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并不容易理解，如果让时间倒流60年，则可能另当别论。

（Farah Ann Abdul Hadi的体操比赛穿着是否过于暴露？照片来源：互联网）

黄色的危害

去年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变迁·万画》中，有一幅新加坡已故画家陈世集在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黄色的危害》。陈世集在战后十余年间以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为题材，创作了许多引人深省的作品。

《黄色的危害》中，裸体女生占据了画作的对角线，将观众的目光吸引过去，女生的头顶盖着咸报，身旁有弃置的衣物鞋子和掏空的钱包，颈项被绳索勒住，地上还有又深又黑的脚印。她的衣着时髦，不像一般朴素的中学生，显然带有物质崇拜的意味。画面中的女子似乎在不堪各种色情刊物的重压，最终在“黄祸”下窒息而死。

（新加坡已故画家陈世集在1954年创作的木刻版画《黄色的危害》）

这是一宗活生生的命案，发生在1953年10月12日中午时分，出事地点就在新加坡的闹市珍珠山下（Pearl Hill），距离珍珠山警察局只有五百码（约五百米），受害者是圣安东尼女校（St. Anthony's Girls Convent）15岁的学生庄玉珍（Chng Geok Tin），她在光天化日下被奸被抢被杀，凶徒心狠手辣，胆大妄为的干案手法，震惊了新马社会。

根据隔天（10月13日）海峡时报的报道，早上庄玉珍从住家（Seok Wee Road，已消失）送粥给住在珍珠巴刹（Park Road）的阿姨，11点左右庄玉珍准备上学，从阿姨家经过珍珠山走回家换校服途中被杀害，她出事前所穿的阿妈衫裤被撕成碎片，凶徒用她的衣服将她勒死，所戴的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都被抢走。

（庄玉珍被谋杀。Straits Times, 1953年10月13日）

1950年代，新加坡的学生团体、文团、工会和左翼政治组织齐齐发起反黄运动，指责英殖民地政府办事不力，让黄色文化大行其道，造成社会罪案层出不穷，集体呼吁政府禁止输入这种腐败颓废的西方文化。这场轰轰烈烈的反黄运动成为华校生跟政府对抗的反殖民地运动的一部分，并在1954年的“五一三”反国民服役起了主导作用，从政治上直接与英殖民地政府正面交锋。

打黄狼

对于那个年代的反黄运动，编纂新马华文文学史的方修先生在“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收录在《方修选集》里）文中有详细的追述：

这时期，黄色文化泛滥新马社会，许多歌台大唱色情歌曲，大跳大腿“艳舞”，大演其打情骂俏、充满低级趣味的文明戏。  ….学生戏剧活动在反黄运动时期达臻它的高潮，成为这时期（一九五三 —— 一九五六）马华剧运的波涛滚滚的主流。  这个时期的学生戏剧活动，总的倾向是配合反黄运动，提倡健康文娱。当时有一个热门的歌舞短剧，叫做《打黄狼》。故事是叙述村民合力打捕一头狡猾阴险的黄面狼，一个善良的少女一度救了黄狼的生命，反而险些被那忘恩负义的凶兽吃掉。这只是一个古老的寓言，并非对於当时当地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描写。但说也奇怪，大家都喜欢看、喜欢演，终於蔚为一般叙别晚会的精彩节目。  我想，也许它在字面上以至实质上确是能够体现出这时期的反黄运动的基本精神吧？因而，我们也不妨把这个时期的马华剧运，称为“打黄狼时期”。  叙别晚会是当时学生戏剧活动的一个主要形式。这是各校高初中毕业班学生离校前的一次盛大文娱表演。演出日期通常是在每年年底。这种文娱活动形式的最早出现是在一九五二年。这一年，华中、南中、南侨的毕业班同学都分别举行了叙别晚会。《墙》、《一个房间》、《赤道风情》、《五姐妹》等剧，就是在这些叙别晚会上推出的。但规模的壮盛却是以一九五三、五四、五五等三年为最。而且，由於配合反黄运动，演出更加着重思想内容的健康，和大众的生活也有了更加紧密的结合。譬如为助学会筹款，为水灾灾民义演等等。  --- “战后三十年的新马话剧活动” ，《方修选集》

1953年10月12日庄玉珍事件后， 10月24日中正分校主办了反黄座谈会，过后出版《抵制黄色文化特辑》来追悼庄玉珍，劝告同学不要看黄色电影，不要带黄色书报道学校等，中正总校、华侨中学、南侨女中、中华女中等相继响应，编印反黄歌曲、反黄书签、反黄标语、烧毁黄色书刊、在游艺会上表演反黄短剧等。由于当时的华校生与英校生几乎生活在各自的群体，反黄运动以华校生为主导，基本上英校生并没有参与这项学生活动。

至于《打黄狼》之所以深受欢迎，并不单只是表面上的打黄狼那么简单，殖民地政府纵容黄色文化，荼毒人民，本身就是一头十恶不赦的黄狼，因此“打黄狼”更进一步隐喻为打倒殖民地政府。

（当年对暴露的尺度不同，这类舞蹈表演与穿着也流入“黄”的范畴）

“闪电”行动

华校生从1954年《五一三》反国民服役事件后意识到团结学生，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在1955年成立中学联，但被林有福政府极力打击，1956年演变成十月大学潮后，反黄运动失去领导动力，霎那间从高峰掉落谷底。

老报人陈再聪先生在口述历史中谈到当年的情况：“1956年以后，封了那么多的报纸，新加坡剩下来的小报，都是国民党跟黄色、灰色的，那个阶段是黄色和灰色最利害的时期，很多小报利用来敲诈、不负责任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报纸都很多。”（口述历史 Accn. No. 001023/28）

（首都戏院的西片《烟雾销魂》。NAS c.1950s）

不过，打击黄色文化始终是有正义感的政府的目标。1958年，刚独立不久的马来亚联合邦颁布“不良刊物入口法令”，明令禁止色情刊物、影响社会道德、传播不良政治思想与亵渎神圣的书籍入口。在马来亚联合邦，1950年代初的华校与中文报刊等便开始打击黄色文化，例如1954年6月在马六甲出版的《古城月报》更语气坚定、措辞强硬地谴责黄色文化：“我古城向有保守之特质，脱衣舞蹈自然行不通，然黃色歌曲，黃色书报则充斥坊间，其能不寻思扫除之方乎？”

（黄色杂志）

在同期的月报上，顾兴光《给学园的园丁们》的新诗写道： 当幼苗开始发芽的时候； 园丁们！ 绝不可放过一只黃色的虫子， 在她的范围之內； 使它摧残了任何一株文艺之幼苗， 等到： 幼苗长出绿色的叶子时， 园丁们！ 你们得更勤力地，兴奋地， 消除黃色的虫子！

1959年，刚上任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也在新加坡大举扫黄，赋予反黄运动新生命。当时的人民行动党武吉班让区（Bukit Panjang）国会议员李炯才认为过去殖民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政治工具，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本性；另一位人民行动党直落亚逸区（Telok Ayer）国会议员，也是内政部长王邦文抨击殖民地政府对色情文化袖手旁观的做法：“一个殖民地政府，只是对那些攻击或取笑殖民地统治的刊物采取行动，结果就是许多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本和刊物都被禁止，而腐蚀人民思想道德的刊物却充塞市面。”（南洋商报，1959年6月25日）

当时的人民行动党以“闪电行动”为主导，说了就做，在6月5日宣誓就职后，四天后推出第一波反黄浪潮，吊销八家中英文黄色刊物和一家艳舞团的执照，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取消了弹子台与电唱机执照，命令广播电台停止播送摇摆乐，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唱奏流行娱乐及摇摆乐，重新审核已经通过的色情影片，禁止黄色电影进入新加坡，检查酒吧按摩院等。新加坡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人民行动党政府落力打击黄色文化，改造社会风气的努力，配合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通过振奋人心的文艺创作可以看出当年人民行动党给人民带来希望的一面： 新加坡颂（赵兰香，罗灵凤）  朋友 这里有一支歌 ---一支热情的歌  用来歌颂我们的城市 用来歌颂我们的保姆 ---新加坡  …..  新加坡 是一个英雄的城 她象征着三大民族的精神—— 刻苦、耐劳 互助、友爱 精诚、团结  一百万不同肤色的民族 得到她的哺育保养 各民族的文化 在这里茁长发扬 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 在这里接连地上演  …..  新加坡 正如她的名字一样 像一只勇猛的狮子 反转身来 大声怒吼 向全世界 向全世界的人民     宣告自治 …….

不过，人民行动党并不是第一个打击黄色文化的政党。根据周维介的《闲说禁书60年》（《怡和世纪》总第24期），1958年，也就是人民行动党上台前，林有福政府曾经援引“不良刊物法令”查禁出版社，吊销小报的出版准证等。

周维介写道：我翻阅着1958年10月10日的《星洲日报》，发现了一则描述林有福于10月9日以主宾身份参加华校教团在快乐世界庆祝教师节的新闻。他当天到场时，入口处高挂着“新加坡华校教师团体庆祝教师节大会”的巨幅横条，与某脱衣舞团在快乐世界登台的大型裸女广告画紧靠一块。裸画与布条“相互辉映”，十分抢眼，面对斯情斯景，林有福十分不满，认为警方应该干涉或取缔这种危害下一代的低俗文化。 林氏在庆典致辞时脱稿表达：“当我步入会场时，我看到会场外的一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大家都是教师，大家和我都有儿女，这种图画中的文化，不能算做中华文化，这不配作为文化的文化，对我们的儿女是有害的。我反对，相信大家也会反对。”

林有福趁此机会打黄兼反共，连中国出版的书籍也一并查禁了。

黄祸的社会背景

新马所遭遇的“黄祸”有数个源头，黄色电影来自美国、日本和香港，色情小说来自香港，色情画刊则主要来自欧美。实际上当时那阵黄风袭击全球，连共产主义政权下的中国都无法避免（中兴日报，1955年2月8）。在第二届人民政治协商会上，中国文化部长沈雁冰（作家茅盾）还公开呼吁遏止黄色歪风。对新马而言，黄祸具有更强的杀伤力是因为殖民地政府所采取的放任的态度。

詹道玉在《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 （1945-1959）》中分享她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看法，认为1948至1950年短短三年间的三宗重要事件使到黄色文化在新马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此后黄祸深陷，难以自拔。

这三宗大事包括了（1）在1948年颁布的紧急状态法令下，新马华人生活在悲观消沉的情绪中；（2）1949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中国的出版物不准入口，断绝了华人一贯的精神来源，生活更加苦闷；（3）1950年6月韩战爆发，对树胶锡米的需求激增，半年间新马的胶锡价格暴涨了四倍，一夜之间制造了一群暴发户，通过酒色财气，舞榭歌台来消除过去两年来累积的闷气。精神缺口决堤，黄色文化立刻泛滥成灾。

詹道玉写道：  “自1951年开始，良家妇女、青年女学生，在街上、在巴士车中，时常遭遇阿飞的调笑，家庭主妇无法管教他们的子女被黄色毒素的毒害；学校教师，也慨叹学生看色情影片，偷看下流小报。黄色毒素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庄玉珍事件绝非一件孤立个案，之前，早已发生黄碧玉等被奸杀的惨事多件，只是庄同学的遇害情况太残酷，才引起了整个新马社会的关注与同声谴责。 而社会道德败坏，所引致的恶果往往不止一端，以新加坡而言，1953年的犯罪事件，是以往任何一年所望尘莫及的，枪杀、谋杀、奸杀、自杀、走私、勒索、绑票、抢劫….，层出不穷，再加上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工潮不断，社会秩序之紊乱，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黄祸扫不尽，春风吹又生。食色性也，色情文化自古已然，只能控制，无法杜绝。六十余年后的今天，方修笔下的“许多歌台大唱色情歌曲，大跳大腿‘艳舞’，大演其打情骂俏、充满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并没有消失，以普罗大众都接触到的七月歌台而言，虽然歌台的运作操守都受到管制，女星还是免不了多露一些，主持人还是要开开黄腔来娱乐大众。

黄祸还渗透入高薪养廉的官僚群中，成为贪污的交换条件，或许是当年积极反黄的人民行动党元老所无法预见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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