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惠肇碧山亭：日战的民间记忆

碧山有血的记忆

最近数月来参与了策划广惠肇碧山亭文物馆项目（预计2017年底落成），翻开冷藏多年的广惠肇碧山亭的史迹，如今的碧山镇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楼房商场座落在昔日的碧山亭坟山上。

上世纪80年代末，南北地铁线通车时，甚至有人表示进入多度空间，必须请道士作法；有人在地铁最末端的车厢遇见不该遇见的“人”，深夜时分，乘客都对末端车厢敬而远之。日后碧山人气渐盛，阳气大增，成为住宅旺地，多所名校在此地立足。2016年房产低迷的时候，碧山的五房式组屋还能以百万元天价转售。

（1980年代初碧山亭清山前的324英亩地就在红线范围内。）

碧山的土地上有一段被埋没的血的记忆，倒是鲜为人知的往事。

日战期间，日军兵分三路，沿着裕廊线、武吉知马线和汤申线向市区挺进。碧山亭坟山是汤申线的主战场之一。

战事发生在1942年2月14日凌晨，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前一天。当时英军估计日军会沿着汤申路进攻，重军部署在碧山亭的西北部。没想到日军沿着布莱德路（Braddell Road）袭击，驻守在“90山头”（Hill 90）的第二剑桥郡步兵营（2^nd Cambridgeshire Regiment）跟日军背水一战，双方伤亡惨重。15日下午3时30分，联军总部发出最后一份文告，命令各战线在半小时后停战。[1]

然后，联军总司令白思华提着英国旗，到福特汽车厂（Ford Factory）签下降书，新加坡进入昭南时代。

这支第二剑桥郡步兵营退守新加坡前，曾经联合第15印度军团，在峇株巴辖（Batu Pahat）跟日军打了十天的硬战。

“90山头”就是如今的莱佛士书院的游泳池所在地。

（前第二剑桥郡步兵营军人绘下的防守图。图片来源：From Kew Archives, London, found by battle historian Jon Cooper in 2014）

（“90山头”就是如今的莱佛士书院的游泳池所在地）

居民的回忆

时任碧山亭学校校长李文的口述历史阐述了那场碧山亭战事。战事结束后，大胆的村民走上坟山，触目所见的多数是英军的尸体，身边留下书籍和蚊帐；日军则轻装上阵，没有多余的物资。当时山上留下一大堆印度军的军服，这些印度军赤着身子跑下山，日军以为是平民，并没有向他们开枪。

这路日军不向平民开枪，只是抢东西，李文的手表、钞票和枕头都被日军抢走了。不过炮弹无眼，好些躲在学校的村民都被炸弹击中了。日本占领新加坡几个月后，下令学校复课，将碧山亭学校易名为甘榜山亭学校。军政府不允许学校教中文，只能教“国语”（日文）。当时老师校长早上都必须学日文，同时接受体能训练，跑步一小时，下午回到学校教书。学生不喜欢学日文，很多都停学了。

碧山亭的居民也接到检证的通知，必须准备粮食到中心报到。李文没有去报到，负责管理碧山亭的日军只眼睁只眼闭，结果逃了一劫。那些遵从指示，前去报到的居民下场不一，知识分子一去不回，没再出现过，机械匠、木工头手、农民等则安然回家。[2]

甘榜山亭的老街坊蔡乙权透露日战期间，日本战机轰炸牛车水这个华人密集的地区，当时许多牛车水居民徒步走到碧山亭避难，其他籍贯人士也纷纷逃到碧山亭坟场来。番禺会馆的梁少逵进一步补充，在那段日治时期，有许多在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居住的三水妇女乘着一辆辆的罗厘车到碧山亭避难，直至日治结束。

碧山亭显然是块华人眼中的福地，是理想的避难所。大家互相扶持，靠种植番薯蔬菜过日子。日本兵士敬畏鬼神，或许正因如此，碧山亭的居民获得先人眷顾，逃过一劫。

（昔日甘榜山亭的老街坊蔡乙权和搬迁前的老邻居（印度同胞）多年后重逢。照片由蔡乙权提供。）

重翻这段二战史，汤申线由日本攻占新加坡的第25军的三个师之一的近卫师负责（另外两个师为第五师和第十八师）。近卫师源自古代保卫皇族的禁卫军，堪称为日军最精良的部队。

二战前日本人已经在汤申路兴建了一座照南神社（Shonan Shrine），俗称“大神宫”，战争时被战火烧毁。英军投降后，日军政府在附近的麦里芝蓄水池建立了纪念死难日本士兵的昭南神社（Shonan Jinja）和千代田山纪念碑，以及在武吉巴督山顶建立忠灵塔，发布“昭南手册”等，不过在日治结束前由日军自行放火摧毁了。[3]

被屠杀的华人

检证的目的是屠杀华人，这套做法在东南亚战场上相当普遍，由于新加坡是个反日的大本营，因此屠杀的情况更加惨烈。

日军攻入马来亚后，马共成立了马来亚人民抗日军（1942年1月），并派人到新加坡受训，然后潜入马来亚打游击战。另一方面，新加坡沦陷前，海峡殖民地志愿军团的新加坡华人跟各行各业的平民百姓怀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匆匆组成了星华义勇军，由英国中校John Dalley任司令官，简称Dalforce，林江石与胡铁君出任正副司令员。这支成立了只有十三天的义勇军，在裕廊和武吉知马打了多场浴血战，但英军大势已去，无心恋战，投降前两天由John Dalley宣布解散。

沦陷前夕，大约1400人的马来军团在鸦片山战役中落败，日军同样伤亡惨重，挥军闯入亚历山大医院滥杀无辜，违反了国际公法。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除了通过检证来进一步“肃清”这些抗日的华人外，同时“肃清”支援中国抗日的“爱国分子”。日军宁可杀错，不可放过，许多无辜的华人都遭殃了。这场大屠杀死了五万人，比战争中死亡的的双方军士还要多！

沦陷三天后，林江石被日军拘捕，饱受四十天毒刑后身亡。由于义勇军的名册由他保管，因此义勇军的正确人数和伤亡者的记录始终是个谜。

广惠肇留医院的义务司理梅启康、冈州会馆的谢叔文和谢文斯都被日军带走，一去不回；双林寺的住持普亮法师支援南侨技工抗日，同样从容就义；林厝港梁宙组织抗日，数十人的大家族被抄斩，只剩两人躲过此劫；陈嘉庚幸运地逃到印尼，战争结束后才回来；一些幸存的星华义勇军潜入马来亚。光复后，这些参加过义勇军的各行各业人士被认为是亲共分子，不受政府承认，结果卷入另一场叫人遗憾与感伤的内战。

梅启康、谢叔文和谢文斯都是1942年3月6日被带走的。中日战争爆发后，陈嘉庚领导成立星华筹赈会，梅启康是广帮的积极推手，自己也代表海天游艺会粉墨登场演戏筹款。新加坡沦陷后，梅启康照旧到留医院服务，3月6日被日本宪兵部带去问话，他要求回去留医院交代工作，隔天再回来报到。报到时因对新加坡与日本时间的时差产生误解，迟了一个半小时而挨了耳光。由于他坚决不肯供出抗日分子的名单，被宪兵用剑在他的背上划个十字，后来在囚禁室沤死。[4]

大巴窑是新加坡成立建屋局后所发展的第一个卫星镇，曾经是抗日分子受训的场地。

中日战争爆发后，南洋的热血青年响应陈嘉庚的号召，成立了“南侨机工”，负责在滇缅公路上开大卡车，从缅甸输送物资到云南。大巴窑的双林寺就是训练机工的大本营。当时的双林寺住持普亮法师全力支持星华筹赈会，除了提供训练的场地外，1939年的卫塞节，在双林寺所设的斋筵，一天内便为星华筹赈会募得一万元。

普亮法师因支援陈嘉庚而成为日军追杀的对象。日军攻占新加坡后，普亮法师和两名出家弟子被日军带走。英军战俘约翰·汉密尔顿（John Hamilton Wadge）的女儿珍妮特·汉密尔顿（Janet Hamilton Jacobs）表示她父亲曾在樟宜海边目睹三名和尚被日军处死的一幕，这三名和尚可能就是双林寺住持和弟子。[5]

1943年日治时期，碧山亭主办了万缘胜会，为日战中不幸殉难的各族死者与检证时被杀害的五万华人超度。[6]

（万缘胜会是碧山亭的旗舰项目）

海天游艺会

日战蔓延到新加坡前，广帮创建的碧山亭学校也参与了筹赈会活动，所代表的是由海天游艺会负责的广帮筹捐会，全校总动员，带着一箱箱的纸花到市区、新世界、快乐世界等人多密集的地方筹款。李文就是用脚车载着女学生去卖花的。学校通过周会向学生解释，卖花筹款是为了将钱寄回中国，帮忙中国抗战。日本人侵占中国，也就是我们的地方，我们不能打输，输了就会亡国，我们就没有国家了。[7] 显然，李文口中的“由海天游艺会负责的广帮筹捐会”就是由碧山亭总理吴胜鹏负责的筹赈会，“我们的地方”则是当时华人心目中的祖国---中国。

方焯佳是牛车水东兴茶室的东主，他在口述历史中回忆道，海天游艺会是“广帮的筹赈祖国难民的主要籍贯之一啦。中国有什么大日子了，就是我们抗战的日子，或者是国庆的日子，或者是中国种种的日子就出去卖花筹款了。卖花就用纸做的纸花，筹款叫人家捐钱。一角也好，五分也好，一分也好，你放进去钱箱里，叫做救济祖国难民了，捐钱了。那么总部，那么海天游艺会，就是总部的属下的分部之一啦。”[8]

广帮筹捐会以海天游艺会为筹赈中心，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一个全广帮性的总辖机构。在海天游艺会的领导下，粤籍领袖邀约各广东人会馆参与筹捐活动，同时在所有广东人社团设置捐款箱，组织特卖货物和演戏筹赈等，并规定有工作的本籍人士各自认捐给筹赈会。[9]

2017年是新加坡沦陷75周年。四分之三个世纪匆匆流逝，过去已成往事。我这些年来都会在这个时候写下日治时期的民间记忆，目的是继续弘扬和平的心灯，因为战争从来就不是件好事。

附记（2017年2月13日）：日战开始时，联军85,000人（其中70,000人为持枪的军人），日军67,000人。战死的联军和日军分别为9,000人与3,507人，总计12,507人。大检证50,000名华人被杀害，这是战难军人的四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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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coming Bishan: An SG50 Project.

[2] 陈明鸾，<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李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09。

[3] 李国樑，<鲜为人知的日战遗址>，《源》2014年4月第2期，总第108期（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页12-16。

[4] 区如柏，<悼念梅启康、谢叔文、谢文斯先贤>，《扬》第31期，2015年8月19日（广惠肇碧山亭），页12-13。

[5] 谢燕燕，<寻找双林寺抗日爱国僧人 普亮法师>，《联合早报》2009年6月28日。

[6] 岑康生，陈翠玲，<大纪事>，http://www.pecksantheng.com/index.php/cn/history。Accessed 2 July 2016。

[7] 陈明鸾，<新加坡教育史--口述历史访谈， 受访者：李文>，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09。

[8] 陈明鸾，毕观华，<华人方言群 口述历史访谈，受访者：方焯佳，1982年6月10日-1985年9月3日>，新加坡国家档案馆，Accession Number 000185/32。

[9] 李恩涵，《东南亚华人史》（东方出版社，2015），ISBN 978 7 5060 8292 1，页349-350。
[10] "Scorch of the rising sun", Straits Times February 13, 2017.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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