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文昌鸡
接受国家博物馆义务中文导览员史立道的邀请，去了他的海南祖居一趟，学会了一句海南话：“哆杠荚溜”，意思是“一起吃吧”。
海南有不少美食，足以让大家围在一起哆杠荚溜。四大名菜中的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和乐蟹品尝了前三样，此外还有其他道地的农家菜色，不过就是整体感觉上少了些粤菜的细腻。
（典型的农家早餐）
（农家菜中，最靠近镜头的东坡肉肥而不腻，柔而不软，做得很棒。摄影：陈智卿）
至于文昌鸡，可是爱不释手；海南老母鸡熬汤的古早味更是叫人回味无穷。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自成一格，跟海南岛的海南鸡饭截然不同。海南岛的鸡饭是一般的白米饭，不是新加坡那种以班兰叶、烫过鸡后漂浮着一层鸡油的汤汁煮熟的鸡饭。
文昌鸡也就是白斩鸡，特点是鸡皮深黄色，肉质结实，跟约半个世纪前新加坡的“黄油鸡”相似。这些运动量充足的走地鸡，我们称为甘榜鸡，在屋外自然放养，饿了还会到处找蚯蚓充饥。现在本地吃到的鸡都是农场大量饲养的，关在笼子里饱食终日，又打针又激素等，原材料的嚼劲已经差远了，怎能吃出半个世纪前的味道呢？
文昌鸡的古早味，就是童年的滋味。
（在海口的一家小店品尝到最有口感的文昌鸡。摄影：陈智卿）
品尝过的最棒的文昌鸡不在酒楼餐馆，而是海口的一家小店。根据内行人的反馈，大餐馆做的是游客生意，讲究的是速度，快吃快走，然后再招呼下一桌客人，一般上所招聘的厨师都是肯吃苦的新手。老厨师自己创业开店，讲究食材料理与心意，卖完了就收档。食味的差别就在这里。
理想主义：红色娘子军
美食最容易破冰，在琼海结识了新马紧急法令施行两年后，于1950年从新马回到海南岛的前马共的后裔史立友和吴淑利，吃喝中了解到史立友的父母跟殖民地政府斗争；吴淑利的父亲走入森林后完全没有消息，母亲被英政府逮捕，坐了八个月牢房，他因没有人照顾，跟母亲一起坐牢。
（被扣留的马共女游击队员。图片来源：每日头条）
两人回到祖国后进入当地学校，后来不约而同地当了教师，如今过着悠闲的退休生活。回顾那个以立场来决定对错的时代，人的命运就这样改写了。美丽的马来亚，就算是第二故乡吧！他们曾经以旅者的身份回到马来西亚，时空隔了将近七十年，山河都改变了。
追溯新马海南人跟共产党的关系，1927年在牛车水举行的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当时多数是海南人的左翼国民党员与警方发生冲突，六人死亡，暴力事件持续了两个多月。 对殖民地政府而言，这起事件表面上是私会党暴动，背后所凸显的是左翼华人潜在的影响力。这股正在酝酿中的 “反帝国主义”的情绪使殖民地政府提高戒心，成立内安局来对付这些“革命人士”。
相信新马的海南人中，左翼与抗日分子为数不少，日军攻占新加坡后进行全岛检证，九大检证对象中，其中之一为“共产党份子与海南人”，将共产党员与海南人画上等号。我在海口的琼海书院，明白了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成立的经过，并将海南岛创造为争取东南亚九百万华侨的根据地等，都曾经令日军吃了许多苦头。
两位年幼回归大陆的马共后裔，他们的父母流着的，就是琼崖纵队和红色娘子军般的血液！
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在海南岛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由一百多位当地穷困的农村女孩子组成的红色娘子军。红色娘子军原为后勤人员，参军未几就获配了枪杆，学习作战技巧。当时的娘子军的想法也很简单，“被枪弹打中就会死，没打中就没事”。参与的多场实战中，严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军队，鼓舞了海南人的革命斗志。
（琼崖纵队。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搞革命离不开牺牲，海南红军主力作战失利，娘子军有死有伤，有的被国民党囚禁，也有些散落于民间，女子军特务连成立不过五百多天便化整为零了。1936年西安事变，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被关押的女特务获得释放。娘子军有的在抗日战争中丧命，有的革命失败后嫁了给国民党军人，文革时受尽苦头。
当时农村的女孩子很小就被许配给人家， 25岁若还没结婚，族谱会把她们的名字除掉，逐出家门。这些被捕的女特务从监狱回来时已经“超龄”了，家里人都逼着她们嫁人。根据当地的风俗，一般农民家庭不可能娶超龄的姑娘，嫁给共产党员的话无疑暴露了男方的身份。她们没有任何选择，只能嫁给有势力的国民党人。
（红色娘子军。摄于琼海书院画展）
宗教文化：原住民与基督教
黎族是海南岛的原住民，约150万人，属于战国时期逃到中国南方的百越族之一。西汉时期，这批迁居到海南岛的居民称为骆越，宋朝时称为黎。
黎族奉行一夫一妻制，同宗同族不婚，离婚与寡妇都可以自由再嫁。据知一些地区还保留着“不落家”（不落夫家）的习俗，跟上个世纪的广东妈姐相似。
（与黎族女子合影）
黎族的手工业中，最著名的就是纺织了。宋末元初著名的纺织家黄道婆向黎族学师的故事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黄道婆祖籍松江（上海），受封建家庭的压迫流落崖州（海南岛），跟黎族姐妹一起生活，学会制棉和织崖州被的方法。 后来重返故乡，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传授给当地人，松江府一度成为中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
（黎族棉纺织）
黎族大部份地区以祖先崇拜为主，但部份黎族相信基督教，并建立了五家教会，约有两千名信徒。
关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之事，“景教”（起源于叙利亚的基督教教派）可能是最早的教派。唐朝皇帝准许景教传教士在中国布道，但唐朝末年便衰微了。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抵达广州，将自己汉化，除了学习粤语与北京官话外，通过仿效士大夫的穿着，声称来自天竺（印度）等来掩饰身份，让人误会他是佛教徒。他在广东肇庆建立起声望，数经波折后终于去到北京，应用渊博的科学知识获得朝廷的支持，一些大臣还偷偷入教。利玛窦在中国28年，30岁抵达中国后就不曾离开过，死后葬在北京“滕公栅栏”。入教的大臣希望借此来将基督教合法化。
（“汉化”的利玛窦。摄于“基督圣辉”特展）
明清以来，中国皇帝对基督教的态度反反复复，有些传教士甚至被处极刑或丢入海中喂鱼，不过并没有改变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决心。
19世纪末，法国的传教士在海南岛建立了麻风病院、孤儿院、小学等。丹麦的传教士冶基善和妻子则深入黎区，进行传教活动。
黎族响应起义军的反清活动，清朝派兵渡海镇压，但由于水土不服，许多清兵染病不治。冶基善等传教士为清兵施医赠药，化解了清朝对基督教的不满，甚至赠送土地给冶基善修建教堂。
在美国长老会的资助下，朱润深到耶鲁大学深造，成为海南医院的创始人之一。颜任光也是童年家贫，由教会培养，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电学，回国后成为海南大学的创建人之一。
长老会亦在黎族地区工作，他们一方面学习黎族的语言与习俗，吃当地人的食物；另一方面印发大量本土化的“圣经”与相关宗教书籍，讲仁义讲五伦，并设立医疗服务，改变了“ 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做法。
外国教会将科学文化知识传播到五指山上的黎族青年中，促进了黎族地区的教育发展。传教士的执着对当地有显著的意义。
（不像《圣经》的圣经）
追溯起来，新加坡可能是东南亚第一个开启印刷业的城市，中国清朝民间使用的基督教书籍可能源自新加坡，鸦片战争后才转移到香港去。譬如署名“爱汉者”所编纂的《全人矩矱》，1836年由本地的“坚夏书院”印刷，“坚夏”指的是美利坚和华夏，爱汉者则是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utzlaff）的笔名。《全人矩矱》原为乾隆年间的同名道教书本，不过被暗渡陈仓，翻开来竟然是马太福音的中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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