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February 01, 2019

文化之旅: 滑铁卢街(四马路)多元族群的印记 Waterloo Street

原文刊登于《源》2018年第6期,总期136,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2018年10月1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联合会组织120人团队,由我和另外三位本地文物局属下博物馆的中文义务导览员跟大家逛滑铁卢街(Waterloo Street),感染市区的新面容,并在犹太人的活动区品尝了百闻不如一见的犹太洁食餐。


(“滑铁卢街文化之旅”的参与者参观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后合影)

滑铁卢街的命名是纪念英国人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了拿破仑,至于俗称四马路则是依据小坡七条马路来排列。四马路观音堂、旁边的兴都庙、广场上打着大伞的鲜花摊位和组屋楼下的海产店都是大家熟悉的街景,反映了一个多世纪前的华人与南印度先民落地生根的拓荒史。

四马路还有日本人、英国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留下来的百年建筑,多元种族多元宗教的特殊性,为我们提供了回眸小坡的民间风貌的平台。


观音堂佛祖庙


滑铁卢街的观音堂佛祖庙俗称四马路观音庙,创建于19世纪末。当时来自广东揭阳的“南山上人” (李南山祖师)在梧槽路行医济世,富商陈两成受到感召,捐献了四马路这片土地兴建斋堂,1885年落成,由李南山祖师弘扬佛法。三十余年后,李南山祖师另创如切观音堂(天爵堂),土地同样是由信徒捐献的。

四马路观音庙供奉的并不是一般人熟悉的白衣观音,而是十八手臂的准提菩萨(准提观音)。正殿的观音像后面,还有一尊英军从北京颐和园抢回英国的如来佛祖,一度丢弃在伦敦的花园里。


(香火鼎盛的四马路观音庙:观音堂佛祖庙原名天德堂,初成立时是一间男性斋堂)

准提观音是识别过去的斋堂和佛教庙宇的方式,新加坡的华人和海峡华人斋堂都是供奉准提观音的。四马路观音庙原名天德堂,是新加坡最早成立的斋堂之一。李南山祖师乃先天道(先天大道)南山系最高级位的“十地祖師”,道众尊称为“大老师”。他以天德堂为东南亚的斋堂的行政中心,并支援新马各地约30间男女斋堂的创建与重修。譬如四马路和如切的观音堂合称“乾坤堂”,“乾”和“坤”分别指男性和女性斋堂。这些早年创建的斋堂为照顾无依无靠的早期华人作出了社会贡献。如今好些已经转型,加入佛教总会寻求合法化。

四马路观音庙香火鼎盛,每逢初一、十五和星期天都人潮涌涌,碰到特别的节庆更是人山人海。大年除夕,信徒有插头柱香的习俗,午夜十二时一到,等候多时的香客把一柱虔心馨香插在庙前的大香炉上,期望合家大小来年称心如意。

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辰、六月十九观音修道日及九月十九的观音成道日都是观音诞,也是善男信女祈福的日子。农历正月二十六则是观音开库,观音庙大开“库房”,让信徒借红包讨个好运,隔年加倍奉还。

约半个世纪前在新加坡河畔居住的时候,年初一凌晨,我们和左邻右舍一块儿散步到观音庙,祈福后提着大香走回家。半夜三更的路上人少车稀,香火闪闪下走得格外悠闲。欠债不欠过年,心结也不拖过年,平时同屋共住所引起的摩擦与不快都在这一夜的说笑声中消除了。咱们街坊邻里,就这样一起走了十多年。如今除夕夜到四马路观音庙,成为我和老伴怀旧的情意结。


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


许多信徒到过观音堂后,会顺便到隔壁的克里斯南兴都庙前烧香膜拜,成为四马路的文化经典。

这座庙宇创建于1870年,主神克里斯南是三大主神之一的毗湿奴(Vishnu)的化身。毗湿奴身为宇宙与生命的守护神,自然能庇佑信徒排除万难,梦想成真。毗湿奴的坐骑大鹏鸟(Garuda)守候在大门左侧。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记载,大鹏鸟发现母亲是蛇族的奴隶,得到毗湿奴赐于永生不死后,以蛇为食,为母亲争取自由。

至于大门右侧的猴神哈努曼,相传有飞天遁地的能力,腾云驾雾,移山倒海都难不倒他。哈奴曼哇哇落地时见到太阳,甚至一把抓到手中,准备吞下去,把众神都吓坏了。


(克里斯南兴都庙(Sri Krishnan Temple)外有个香炉,让到过观音堂的信徒顺便到兴都庙膜拜)


史丹福艺术中心


兴都庙前的史丹福艺术中心为本地的文化艺术界培养了后起之秀。艺术中心的前身史丹福女校,是小坡众多学校之一,为战后的新加坡提供女子教育。这栋建筑物原为1931年落成的“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附近还有其他日本人留下的建筑,例如1940年的 Doh Jin Hospital(后来的密驼路皮肤医院,现TMC 校址),苏菲亚山的日本牙医民居等。


(史丹福艺术中心的原建筑为日本小学校(Japan Elementary School),山花楣式上的太阳雕刻跟日本海军的旭日旗几乎同出一辙)

密驼路是战前日本人聚居的地方,有“小日本”之称。早在1870年左右,日本商人和妓女(南洋姐)已经下南洋,在现今的武吉士广场(Bugis Junction)一带做生意,附近居住的车夫苦力成为客户来源。日后商船水手到这一带寻花问柳,带动了小坡的繁华。

这里也是日本人的万国情报站。日本人在新马的谍报活动频繁,英国文件指出“新加坡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间谍的温床”。据说清朝末年发生在中国的日俄战争,日本就是在新加坡收集到俄罗斯调动波罗的海舰队的相关情报,早就拟定好作战计划,将舰队击垮的。这些情报员对于二战侵占新马的部署同样举足轻重,被英殖民地政府盘问时,甚至不惜服食大量氰化物或跳楼自杀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追溯起来,日本军队早在一战的年代已经登陆新加坡。1915年驻守本地的印度军团叛变,日本派遣300多名军警搜捕叛军,那是阵容最强大的外国部队。日军能够光明正大地踏上英国的领土,关系到当时的《英日条约》,任何一方在远东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面相助。日本依照条约伸出援手,受到本地人的尊重,开启了移民的先河,亦为日后新加坡沦陷埋下伏笔。


天主堂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19世纪初,法国的传教士已经紧跟着英国的步伐来到新加坡,创建服务本地社稷的天主教会,包括市区的善牧主教座堂(对象为华人与印度籍天主教徒)、圣婴女修道院(创建女校与孤儿院),以及武吉知马的圣约瑟教堂(对象为种植园员工)。鸦片战争后本地人口激增,法国传教士另外创建天主堂和露德圣母堂。

1870年落成的天主堂乃善牧主教座堂的“姐妹堂”,据说时任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还拨款建造了墙体。十多年后小印度附近的露德圣母堂落成后,印度信徒转移阵地,天主堂专为华人天主教徒服务。天主堂甚至成为法国传教士学习中文的场所,掌握好语文能力后才续程前往中国。

教堂内值得一睹的百年文物包括法国制造的彩绘玻璃和19世纪末华人捐款修建教堂的碑记。彩绘玻璃写上捐赠的华人信徒的名字,碑文上的陈奴仔(种植园主)和曾德意是显赫一时的华人天主教徒,他们除了捐款兴建与修复教堂外,也号召其他华人参与,就像当年的传统华人庙宇一样。


(彩绘玻璃是天主堂的百年文物,由华人教徒捐献)


(天主堂:本地的华人天主教徒捐款资助修建教堂的石碑)

马海阿贝犹太教堂(Maghain Aboth Synagogue)


四马路有一栋往往被路人忽略的黄色建筑,由于平日重门深锁,更增添了庭院深深的神秘感。这栋1878年落成的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上帝保佑”。它已经在原地屹立了140年,为犹太社群提供集体活动的空间。

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也称大卫星(Star of David),是识别本地犹太人建筑物的标志。附近密驼路和实利基路有两座犹太人建筑,外墙上同样有显眼的六角星。六角星的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它乃大卫王的盾牌。大卫王统治了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联合王国,成为以色列王,因此六角星成为犹太文化的标志。


(马海阿贝犹太教堂外墙上的六角星是犹太人的标志)

由于犹太人是全球恐怖袭击的高风险群,不难理解闹市中的犹太教堂保安比较严谨,不像附近的其他教堂那样敞开大门。不过犹太教堂特别为我们开放,零距离接触犹太人的宗教信仰。教堂的最大特色是跟回教堂一样,完全看不到偶像和画像,那是因为犹太教相信神是没有实体的。犹太教信奉圣经旧约,用羽毛写成希伯来文的旧约《摩西五经》卷轴,存放在银制容器内,特别节日才由称为“拉比”(Rabbi)的教士取出来为信徒讲解。


(犹太教堂内保存《摩西五经》卷轴的银制容器)

本地的犹太社群属于小众。19世纪来到新加坡的第一批犹太族群为塞法迪犹太人(Sephardi Jews),源自巴格达地区,他们于印度加尔各答与本地经商,有些在新加坡定居下来。随着苏伊士运河通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开始移民本地。他们多数居住在市区,随着东部的发展,有些搬迁至Frankel Avenue一带。目前新加坡有约两千名犹太人,多数源自欧洲。

约一个世纪前,欧洲系犹太人爱因斯坦从德国前往日本演说时在新加坡停留,为希伯来大学筹款,隔年过境时又在新加坡逗留了一天。这位以“大爆炸”与“相对论”启发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探索的物理学家两度路过新加坡,传为一时佳话。

接待爱因斯坦的,不外是被誉为远东 “最富有的犹太人”Menasseh Meyer(加东的Meyer Road以他命名)。他以“犹如皇宫”的豪宅接待爱因斯坦,让对方留下深刻印象。与爱因斯坦会面的宾客中,包括当年只有14岁的马绍尔(David Marshall)。多年以后,马绍尔参与摆脱殖民地统治的政治活动,组织了政党劳工阵线,于1955年担任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长,率领新加坡代表团到伦敦展开独立谈判。谈判失败后他辞去官职,另创工人党。这位闻名遐迩的律师退休后接受政敌时任总理李光耀的邀请,做了15年的驻法国大使。

犹太教徒严格遵守旧约圣经的613条戒命,饮食也不例外。犹太教徒的洁食餐(Kosher food)比回教徒还严格,“凡走兽中偶蹄,有趾及反刍的,你们都可以吃。”也就是说,牛、羊、鹿都可食,兔子和猪都不可食。至于海产,“凡是水中有鳍有鳞的,不论是海里的,或河里的,都可以吃。”按此规则,大多数鱼类都可以食用,无鳞片的鲨鱼、鳗鱼、鲶鱼等则不能成为盘中餐。

屠宰动物的时候,屠夫除了技术高明外,还必须从信仰的基础上不让动物受苦。屠夫使用又薄又锋利的屠刀,一刀割断喉管,减少动物死亡前的痛苦。事后必须检查尸身,符合食用标准后才能放血。

犹太教徒进餐的一大禁忌是肉类和奶品不可一起烹煮或同时食用,它们的进食时间必须相隔6小时,盛载过肉类的容器必须24小时后才能盛载奶制品。一般上,犹太教徒都把盛载肉类和奶品的容器分开使用。


(别具风格的犹太洁食餐)

这顿不用出国也可享用的犹太餐食,大家都大开眼界了。

综合了四马路的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不难发现各族群所拥有的共同特色就是社会良知,不论是单纯照顾同乡人或大爱无边的博爱情怀,都为社会提供了前进的动力。我们深深感受到老建筑背后有许多故事,它们凝聚了民间沉淀的记忆,也是打造新加坡文化魅力的桥梁。

主要参考
1. 苏芸若,“新加坡芽笼区先天道斋堂调查”,《田野与文献》 第八十七期,2017年7月15日。
2.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联合出版,2013年。ISBN 978-981-4504-82-9。
3. Bonny Tan & Valerie Chew,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8.
4. Joanna HS Tan, “Church of Saints Peter & Paul”,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7 September 2018.
5. Maghain Aboth Synagogue 解说员口述记录,2018年9月4日。
6. Remember Singapore, “Singapore’s Street of Religious Harmony (Part II) – Waterloo Street”,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7/11/25/waterloo-street-places-of-worship/.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8.
7. Show Ying Ruo, “CHINESE BUDDHIST VEGETARIAN HALLS ¬ZHAITANG  IN SOUTHEAST ASIA: THEIR ORIGINS AND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The ISEAS - Yusof Isha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28.
8. Thulaja Naidu, “Sri Krishnan Temple”, Singapore infopedia, 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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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mment:

Anonymous said...

文中提及了 ‘英日条约’,这是有史以来最卑鄙的 国际条约之一。
显然的,为了相互牵制,相互利用,甚至为了 ‘瓜分’ 第三国而成立了 英日同盟 的关系。
一旦局势有变,翻脸比翻书还快,英国的主力 ‘战舰’ 被日本打造成了 ‘潜水艇’,永沉海底不见天日,
正所谓 ‘道义摆两旁 利益放中间’ 英国的属地随之变成了日本的部分 ‘领土’。
狗咬狗,双方都将 ‘厚黑学’ 发挥得 ‘淋漓尽致’ !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某一年除夕晚上 ‘被逼’ 陪老婆大人到四马路的观音庙去上 ‘头柱香’,岂料
十一点左右,小坡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五马路,密驼路 等捂槽一带便已经塞车到
‘水泄不通’ 的境界,我立刻 ‘知难而退’,冲出重围,返家看电视,以后再也不敢再有上 ‘头柱香’
的念头了。
自此以后老婆大人也不再提上 ‘头柱香’ 的事。在国外多年以来看CCTV的春晚节目已成了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