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在教堂里的故事
圣安德烈座堂坐落在City Hall地铁站的出口，教堂于约180年前由移居本地的苏格兰人创建，在原地见证了城市变化。
（苏格兰人创建的圣安德烈教堂，于1837年开启第一场礼拜）
教堂跟传统庙宇一样，通过牌匾石碑，为过去的人、过去的事留下了印记，让搜寻历史、找寻记忆的人士有个寻根之所。
圣安德烈座堂内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
莱佛士签约租下新加坡，哥罗福买下新加坡，新加坡人多少听闻过。至于巴德沃尔，本地人也许比较陌生。当年的海峡殖民地中，槟城的北海（Butterworth）以巴德沃尔命名。巴德沃尔出任海峡殖民地总督期间（1843-1855），成立新加坡莱福枪志愿团（Singapore Volunteer Rifle Corps SVRC），负起维持内部治安的任务。此外，白礁灯塔和莱佛士灯塔都是他在任期间兴建的。
（半圆形后殿的三面花窗玻璃，纪念莱佛士、哥罗福（John Crawfurd）和巴德沃尔（William J. Butterworth））
教堂的左墙上则看到了三面牌匾，纪念的是1915年2月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教堂左墙上纪念1915年，因印度军团叛变而身亡的英军）
对证了名字后，新加坡有三条马路的命名可能跟当时的罹难军人有关：蒙巴登的Walton Road，麦波申的Harper Road， 里峇峇利的Holt Road。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不是响当当的军官元帅， Philip Walton 是新加坡炮兵志愿团的炮手（Singapore Volunteer Artillery ），Corporal J. Harper 和Private A.J.G. Holt 则为正规军人（中士与二等兵）。
牌匾背后的故事
结合了维基，Singapore Infopedia和《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的说法，兵变的经过是这样的：
英国皇家约克郡轻步兵团（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原本在新加坡驻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该军团受命前往法国前线，英殖民地政府将印度第五轻步兵团（Sepoy）从印度调来新加坡，总部设在亚历山大军营（Alexandra Barracks，与后来的吉门军营只隔一条马路），目的是看守德国战舰埃姆登号（SMS Emden）的战俘。
（吉门军营现观）
当时有约309名德国人被囚禁在东陵军营（Tanglin Barracks），包括来自埃姆登号的战俘。埃姆登号原本在青岛驻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1914年8月），德国战舰从青岛南下，在印度洋肆无忌惮，掠劫了八艘商船，1914年10月14日袭击槟城，击沉了俄罗斯和法国战舰，新加坡以西的商业航道一概关闭。两个星期后，埃姆登号在科科斯岛（Cocos Islands）外被澳洲军舰摧毁。
（科科斯岛（Cocos Islands）在地图左下方）
这支第五轻步兵团的约八百名军人都是孟加拉回教徒。来新加坡前，步兵团已经分化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这两派互相排挤对方，一派赞成的另一派必定反对（维基的说法）。
来到新加坡后，他们必须调整生活作业，譬如在印度，他们都有羊肉羊奶供应，新加坡则吃不到羊肉，只分配到鸡肉与少量的鲜奶。他们食量大，只好自掏腰包加菜。由于新加坡的生活费远高于印度，使他们更加恼怒，累积了许多负面情绪。
英国军官意识到印度第五轻步兵团有煽动叛乱的可能性，决定将它转调到香港执行驻军任务。由于没有交代，谣言开始在右翼阵营传播开来，说他们将到美索不达米亚，跟土耳其回教兄弟打仗。
德国俘虏在东陵军营跟看守军朝夕相对，Oberleutnant Julius Lauterbach借机怂恿他们发动兵变（Singapore infopedia的说法）。
2月15日，开往香港的运兵船“诺尔号”（Nile）将于隔天启航。英国军官在阅兵仪式上表扬印度军的贡献，并表示大家已经完成在新加坡的任务，隔天就要离开了，但就是完全没提到香港为下一个目的地。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对印度军来说，英国人分明是刻意隐瞒，前往土耳其的谣言几乎成真了。
下午3.30时，右翼阵营403人启动武装叛变，首先在亚历山大军营夺取军火，然后兵分数路，第一批留在亚历山大军营袭击英国军官；第二批沿着巴西班让路前往岌巴港，见到洋人便杀；第三批冲到五公里外东陵军营释放德国俘虏，把德国人当成朋友，给他们枪械弹药。不过，多数德国俘虏似乎并不认同印度军的做法，印度军走后，他们留下来照顾死伤者。
德国人确实有逃跑的计划，他们已经挖好了隧道，有些俘虏利用渐暗的天色逃跑了。
由于叛军的组织能力不强，第二天便处于守势，沦为亡命之徒。英国人得到多方支援，进行反击，十天后兵变事件结束。
至于左翼的军人，他们依然效忠，当他们的同僚开始闹事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批投降了。
借助盟国的势力镇压叛乱
1915年2月15日兵变当日为农历年初二，许多军人都在休假，殖民地政府左支右绌，只好打电报向附近的船舶求救。镇压的过程中，锡克警察、新加坡志愿军、柔佛武装部队（由苏丹亲自指挥）和英国海军，增援了正规部队。
还有一支“不可能”的军队伸出援手。
大家都记得1942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新加坡落入日军手中。日军是在新加坡沦陷前一个星期（2月8日）越过柔佛海峡，在新加坡的西北部登陆的。
早在1915年，日军便已经登陆过新加坡，协助英国平息印度军叛乱。
根据《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的叙述，日本领事招募了190名日本特警，和巡洋舰“渥太华”（Otawa）和“对马岛丸” （Tsushima）的149名海军，跟法国和俄罗斯军人联手搜捕叛军。日本共派出339人，是阵容最强大的外国部队。
日军能够光明正大地踏上英国的领土，关系到1905年修订的《英日条约》，任何一方在远东的利益受到他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面相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依照《英日条约》对英国伸出援手，同时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除了占有太平洋的德国领地外，更重要的是控制了德国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包括青岛的海军基地。英国亦准许日本舰艇在印度洋巡逻对付德国，并利用槟城的港口设施。事实上，日本战舰在印度洋护送船队，甚至派战舰到地中海支援，保障了新加坡和本地区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安全，让英国海军集中全力在欧洲主战场。
《新加坡历史原貌1275-1971》引述塚田（M. Tsukada）在1916年3月在东京出版的《From Nanyo》书中，记载自己在新加坡逗留的经过：
“总督亲自打电话给日本领事，告诉他英国人应付不了局面。日本人于是决定招募义勇军，订下4个条件。他们只助守卫市区，应当获得和英国义勇军同样的待遇。此外，日本义勇军只在日本军官指挥下作战。最后，他们只作战到日本军舰到来。”
塚田将印度军形容为“就像小孩子，脾气好的时候很容易相处，愤怒时却像猛虎或魔鬼”。又说，“马来军官遇害后，马来士兵们逃掉。15日晚上马来警察害怕极了，不敢出门。马来人缺乏战斗力”，印度兵“确实野蛮”，得由英国人和“毫无组织的义勇军”来应付。
塚田指出，英国人“不久前还很傲慢，如今却垂头丧气，收起翅膀，万分喜爱我们。谁会变得那么可怜吗？2月16日上午8时，300名日本人在领事馆面前集合，荒木和退休中尉、担任过日本海军前军医处处长的铃木检阅了队伍。由退休中尉和田发号施令，上午10时把他们送到义勇军总部。退休的日本士兵成为义勇军队伍的组成部分，穿着不同的衣服。他们排列得整整齐齐，显得那么勇敢，使阿瑟爵士（Sir Arthur Young）决定派他们到巴西班让作战。”
塚田认为，人们对待日本人的态度改变了。“在人行道上，各民族毫无例外地给日本人让路…我们当时在军事上占领了一部分英国领土---确实只有一个很短时期，但太阳旗在新加坡中心升起，意义何在？亚历山大军营是在新加坡岛中心，而新加坡是南洋的心脏。”
塚田的语言，跟20多年后的日战相比，似乎成为“启示录”般的预言。
英国人则觉得日本其实并没有什么贡献，因此越快将他们送走越好。或许这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所说的话。
叛变的士兵在军事法庭受审，47人被枪毙，137人终身监禁，28人支持叛变被判入狱。
（叛变的士兵在欧南监狱被公开枪毙。图片来源：互联网）
叛变跟反殖民地有关？
一些叛军的口供显示他们受到新加坡的印度回教徒，以及以三藩市为基地的革命组织（Ghadar Party）在旁遮普（Punjab）所发动的叛变的影响，趁着英军跟德国开战，兵源不足下争取独立。
半个世纪后，研究肯定了印度军可能受到印度国内反叛势力的支持，意图推翻英国的殖民地统治。
英国人并非省油的灯，立刻成立政治情报部门来对付颠覆活动。大战于1918年结束后，隔年正式成立了刑事情报部（Crimin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演变为日后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与现在的内安部（Internal Security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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