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加坡独立后第十三届全国大选落幕

九成白云，一成蓝天

新加坡共和国独立后第13届全国大选在新冠疫情笼罩下进行，于2020年7月10日投票，11日凌晨陆续开票，清晨4时一切尘埃落定。人民行动党夺得83席，工人党10席。

新加坡的政治生态特殊，就成熟的民主社会来说，行动党能够夺得九成的国会议席，可谓战绩辉煌，但执政党对整体表现并不感到开心，反而有挫败感。工人党不仅成功保住阿裕尼集选区和后港，甚至意外地攻下新划分的盛港集选区，从原有的6个国会议席增至10个，缔造新加坡历史上的新里程碑。

（选票分布图。图片来源：The Straits Times）

集选区制度对反对党是不公平的，他们没有基层实力，也缺乏曝光率，因此由重量级部长领军的集选区几乎十拿九稳，其他候选人可以乘搭顺风车进入国会。

前总理李光耀曾经挑战工人党前秘书长刘程强，若想在国会有所作为，就别窝在后港。刘程强真的走出后港，阿裕尼集选区落入工人党A队手中。

回溯那场2011年大选，阿裕尼集选区选情告急，前总理李光耀对阿裕尼选民发表“懊悔论”，大致上说行动党输了一个集选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阿裕尼选民在接下来的五年将会懊悔不已。

落败的行动党部长杨荣文事后解密，表示李光耀向他道歉，说帮了倒忙。杨荣文认为选民要反对党来制衡政府是成熟的民主社会的特征，大势所趋，非战之罪。

一代新人换旧人，十年风雨几番新，工人党十年内第二度攻破集选区堡垒，集选区已经不再是铁仓。更多新加坡人相信国会需要反对党确实是大势所趋，不过选民那一票，也是对工人党多年耕耘所树立起来的正面形象的认同。

平均票数

平均票数方面，行动党获得61.24%，比上一届（2015年）减少近9个百分点；工人党50.49%，比上一届增加近11个百分点。由于2015年的大选主要借助于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光环，选民或多或少都有通过选票向逝世的前总理告别的心理，因此这年的票箱可能含有许多感性的成分，未必真正反映民意。

1984年以来的九届大选，除了2001年（911）和2015年（前总理李光耀去世）的突发事件为执政党制造“危机选票”外，其他七届大致上是40:30:30，40%行动党铁粉，30%中间选民，30%反对党选民。只要反对党的素质不太差，都能得到约30%的选票，如果反对党候选人的素质优秀，选票则达到40%以上。譬如这届新成立，尚欠地气的前进党的得票率近41%，西海岸集选区的选票甚至达到48.31%；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改变愤怒激进的形象后得到45%的选票，主席淡马亚教授（传染病专家）46%。

（人民行动党历届得票率。）

这次行动党制造“疫情危机”选举，可能是自我感觉良好，认为抗疫成功，因此重施故技。防疫措施是双刃剑，政府应对冠病疫情，从最初的成功控制，到客工在Mustafa受感染后没有针对性处理，造成新加坡进入封锁阶段，经济与就业都遭重创。

政府动用储备金援助配套救市的当儿，过去被掩盖的社会讯息无可避免地浮出台面，凸显新加坡虽然是GDP首富，实际上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情况依然严峻，无形中让好些人如梦初醒。

这回选民不买危机账，卫生部长颜金勇所领军的蔡厝港集选区选票大跌17个百分点。其他五个跌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选区都是PAP的铁票仓：西海岸集选区（票数减少26个百分点），丹绒巴葛集选区（减少14.7个百分点），先驱（减少14.36个百分点），丰加北（减少14个百分点），武吉班让（减少13.4个百分点）。

逆流而上的只有两个单选区：接地气的林谋泉（蒙巴登）以及曾经被吴作栋点名说受到拖累的陈佩玲（麦波申）。

陈佩玲的经历是个传奇故事。2011年大选，麦波申划入马林百列集选区，网民将陈佩玲表现得有点小女孩的视频放上网，吴作栋领军下的马林百列竟然只获得56%的选票。2015年麦波申被重新划分为单选区，陈佩玲的耕耘受到居民肯定，两届的成绩都优于马林百列。功夫下得深，铁棒磨成针，是由一定的道理的。

以工人党与行动党直面交锋的六个选区相比，工人党赢得一半议席，总票数多出约1%，阿裕尼集选区的票数更相差近20%，可见针对阿裕尼市镇会的政党政治已经失去效应。

如果未来五至十年里，工人党与其他有素质的反对党声势继续壮大，可能会演变成全新的局面。因此执政党的真正隐忧应该不在于眼前，而是可见的未来。

（工人党与行动党的票数比较：工人党参选4个集选区与2个单选区，结果一半胜出。）

举步维艰

有些人会误解反对党的意义，以为是在兴风作浪，惹事生非。实际上，成熟的民主社会必须有反对党制衡的力量，健全的反对党机制并非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参与辩论，提供替代方案，使到政策更加灵活合时宜。

新加坡的民主进程走得很慢，关系到1966年李绍祖率领社阵抵制国会，走向街头斗争，紧接着放弃参与1968年的独立后第一届选举，等同将了反对党一军，让执政党稳住阵脚，从容地建立声望。1968至1980年独立后连续四届的国会都由行动党完全垄断，直至1981年才由时任工人党秘书长惹耶勒南在安顺区补选突破僵局，成为13年后唯一的反对党议员。1988年第六届大选推出集选区制度，直至2011年第十一届大选，反对党经过23年的奋战才赢得第一个集选区。

2020年的选举结果，显示多数选民认同温和、自信、有建设性的反对党，希望执政党能够敞开心胸，聆听多元化的声音，改变多年来一意孤行的做法。

第十三届大选的“十大”

传统媒体社交传媒有许多不同的选后分析文字，以下 “十大” 是我在这段竞选期间的一些个人体会：

1. 刘程强效应：两年前刘程强放下工人党秘书长职责，这届不参选，表现的是政治家的气度，该放手的时候就放手。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时代都应该由属于该时代的后生挺身而出。相信刘程强的后座角色在关键时刻还是起着一定的作用的，譬如他在竞选的最后一天的华语与潮州话录音，可能进一步争取到一些中间选民，包括增加陈立峰在后港的选票。

2. 毕丹星渐趋成熟：毕丹星，林瑞莲，莫哈默费沙（Muhamad Faisal Bin Abdul Manap），贝里安（Leon Perera），严燕松所组成的阿裕尼团队中有三名旧人和两名“新人”，由贝里安和严燕松取代原议员刘程强和陈硕茂。两位“新人”都有非选区议员的经验，在国会的表现可圈可点。近年来毕丹星的国会表现稳健，竞选时从容地化解三场“危机”：行动党议员陈有明医生质问毕丹星力挺剧作家亚菲言的评论，没有派候选人参与电视台的华语辩论，以及辣玉莎（Raeesah Khan）不慎失言。毕丹星不推卸责任，勇于担当，展现出优秀的领袖风范。

3. 辣玉莎事件发人深思：26岁的辣玉莎被网民就发言失当报案，配合警方调查下继续沉着参选，具备新加坡的反对党那种打不死的小强的抗压能力。事情的起因是两年前辣玉莎在一则脸书贴文中，针对城市丰收教会的判决发表看法，称新加坡无情地判少数族群坐牢，骚扰回教领袖，却让偷走5000万元的涉贪教会领袖逍遥法外。两个月前，辣玉莎在另外一则脸书贴文中，指新加坡执法单位歧视公民，与其他群体相比，富裕的华人和白人享有差别待遇。这是针对疫情期间，一群人违反阻断禁令，在罗拔申码头喝酒有感而发。

由于辣玉莎的言论可能涉及到种族与宗教的敏感性，辣玉莎在媒体前为无知之过诚恳道歉，反而刺激大家思考，在网络上公开讨论。其实无论是咖啡店或网络世界，这些都是公开的话题，主要在于出发点是否存在颠覆社会和仇视其他族群的企图。新世界的思维不可能继续套上古老的枷锁，相信辣玉莎事件将刺激政府重新检讨言论自由（或不自由）的准绳。

4. 个人背后有个撑腰的团队：盛港集选区的工人党团队有何廷儒，蔡庆威，林志蔚，辣玉莎。何廷儒于上届出征马林百列集选区，数场群众大会的演讲都表现不俗，这回在网络论坛与媒体镜头前同样落落大方，温文儒雅之余不乏宏观视野。辣玉莎道歉的时候，整支盛港团队，秘书长毕丹星和主席林瑞莲都站在她身后，这股团结力量肯定提高士气。相比之下，行动党的新人林绍权（Ivan Lim）提名前面对一些前同事与军队下属的爆料，必须独自为过去的行为辩护。行动党那种迹近于大难临头各自飞，撇开关系的处理方式，最缺的就是人情味。

5. 年轻议员的亲和力：林志蔚在电视辩论时与行动党维文交锋，表现亮眼，让选民对正面的国会辩论有所期待。何廷儒胜选后发表感言，不忘提起前榜鹅东议员李丽连和上届盛港西候选人许俊荣过去十年来孜孜不倦的努力耕耘，为今天的胜利打下根基；蔡庆威谈到对盛港未来的希望，接下来任重道远。他们的语气诚恳，亲和力强，可以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热忱。

6. 总理区流失选票：虽然行动党在宏茂桥集选区的得票率超过70%，但跟上届相比流失了约6个百分点的选票，高达2.8%的废票也是最多废票的选区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李显龙的行动党团队面对较弱的革新党，党魁肯尼斯惹耶勒南甚至因疫情被隔离，没参与竞选活动。或许将家事升级为国事的李家个案、强行通过的总统选举修宪、过度政治化的阿裕尼市镇会等事件所引起的反效果，已在宏茂桥发酵。

7. 失去集选区的现实：2011年大选，明眼人都看得出行动党无法接受阿裕尼集选区败选的现实，在国会内外搞党派政治，由许文远扮演黑脸的角色，刻意将工人党管理的市镇会政治化。如今行动党失去另一个集选区和三名部长与政务部长，是否会依样葫芦？相信这回不论是行动党或是工人党都学乖了，不至于重蹈覆辙，否则双方都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8. 新移民铁票仓的趋势：新移民一路来都是行动党的铁票仓，上述的几起事件与后期的新冠疫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使到一些新移民对行动党政府改观，铁票仓不再那么牢固。我还从新移民那里学习到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八字真言的意思是为人处世必须以厚德载物为出发点，胸怀积善修德，浩荡之气，不做奸邪不义之事，否则多行不义必定自己遭殃。

9. 建设开放、平等的民主社会：疫情就像其他大小危机一样，总有过去的时候，年轻选民更关心的是他们和孩子的未来。国会的制衡力量，多元化的思考模式，言论自由的空间，以及并没成为竞选议题的地球暖化等，比起眼前的疫情冲击更重要。

10. 传统媒体与自家网络各放异彩：报章与电视新闻都给予执政党与反对党不偏不倚的新闻追踪，一些网络视频更让读者对候选人的政治观点、生活态度与草根性多一些了解。工人党录制的候选人日常生活视频自然清新，比行动党的创意点子强多了。

就像人们重视女政要或夫人的时尚品味一样，我也八卦一下，观察女候选人连日来的穿着。行动党、前进党、民主党是一贯的党T恤与长裤，工人党的年轻女候选人则多数时候以蓝衫长裙平底黑鞋上阵，造型跟新文化运动的新国民服装有几分神似。一个世纪前的新文化运动促使女性角色朝多元化发展，社会地位开始转变，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那个时期中国女生的装扮，亦成为上世纪20年代新加坡的女生校服。工人党的服装是否隐藏着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或者纯属巧合？柔化的形象是否为竞选加分呢？

（工人党女候选人的服装是否带着改变新加坡民主进程的含义或者纯属巧合？）

后续事宜

当然还有好些后续事宜将对新加坡往后的政治生态影响深远：

1. 阿裕尼市镇会的官司尚未了结，虽然生米已成熟饭，但上诉庭的最终判决将为市镇会的管理与运作模式设下法律界限。

2. 毕丹星将成为正式反对党领袖，国人会更加关注他和另外11名反对党员（10名反对党议员和两名非选区议员）在国会内外的表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同样可用在工人党身上。

3. 行动党实力雄厚，不乏真心为民服务之士，亦不可能坐以待毙，相信接下来几年会看到另一番改革。如果日后的国会真能落实健全的制衡与合作的政局，那才是国人的福音，符合分水岭选举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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