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多年来，大巴窑长在我心间。
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电视台积极打造本土文化，我在邻居家初识陈建彬编写的《家在大巴窑》。笨重的电视机藏在大箱子内，扭开电视后必须等上30秒才发出声响，一分钟后才出现模糊的影像，真是名符其实的人未到，声先到。明明是光速比声波快，电视机却偏偏颠覆常识。
（1960年代本地设计生产的Setron电视机。图片来源：Roots.sg）
邻居的Philips电视机，中文名叫“菲力士”，不晓得什么时候变成飞利浦。邻居神气地说，菲立士是荷兰制造的名牌货，全世界销量第一，你们在联络所看的是日本货，便宜一倍的水货，影像声响都比名牌差得远了。
（声宝牌电视机的报章广告。1972年。）
荷兰，不简单啊！过年才有机会喝荷兰水，玩荷兰牌；荷兰豆炒三层肉，荷兰薯煮咖喱，那是美好的一顿了；至于带人“游花园”，那是“带你去荷兰”。荷兰肯定是很大，很漂亮，很有气派，也很容易走失的了。
于是每个星期天下午，我们注视着荧光屏，沉浸在大巴窑组屋的情节中。明明是编出来的，陈建彬却写得好像煞有其事。垂直甘榜的环境，潜移默化中改变国人的观念，放弃鸡啼狗吠，星夜踏着黄泥路回家的乡居，迁入灯火明亮的新镇生活。
那时候我在俗称“72家房客”的店屋居住，上学前放学后都自己料理煮食，往往为了小小的共用厨房和厕所发愁，有个属于自己的单位是个摘星梦。至于组屋楼下的店铺和洋灰游乐场，吸引力倒不大。 “我的家在骑楼上，楼下是个好地方，不管世界怎么样，只知楼下是天堂。”住家骑楼下的世界五花八门，附近又有山有水，大地就是最好的游乐场。
以前的大巴窑头上长草，叫做“大芭窑”，电视里头的大巴窑即没有山芭，又没有窑穴，为什么取个“大巴窑”这么古怪的名字呢？为此我纳闷了半辈子。原来“巴窑”的马来文原意为“沼泽地”。这块大沼泽地的确辽阔， 1846年的新加坡海峡地图上已经标志了“大巴窑”（Toah Pyoh，大片沼泽地）和“大巴窑内”（Toah Pyoh Lye，大片沼泽地的深处），大巴窑内就是现在的咖啡山，一百年前开始成为迁葬的墓地。
从山芭到卫星镇
上世纪60年代，偌大的大巴窑还是乡村地带的时候，老师叫同学们列举新加坡的名胜地。我住在水仙门，生活离不开皇家山和伊丽莎白道，坐在国家剧场后面山坡的梯阶看免费演出，好位置被占领了，只好在山风虫鸣中聆听《 百灵鸟，你这美妙的歌手 》。偶尔搭乘112号巴士到植物园看猴子，或是登上145号巴士去虎豹别墅看神话故事。当同学说花柏山、金宫别墅和双林寺的时候，眼睛都瞪大了。终于等到某一天，父亲带我搭乘霸王车，来到偏远的双林寺。不晓得为什么，从前看到重重楼阁的双林寺，总觉得大得无法形容，跟常见的庙宇不可同日而语，难怪成为旅游胜地了。
（大巴窑金吉道旁的莲山双林寺城隍庙。2017年。）
（大巴窑金吉道旁的莲山双林寺城隍庙。1954年。图片来源：互联网。）
双林寺有庄严的大雄宝殿和藏经楼，寺庙旁的金吉道则是个龙蛇混杂之地。私会党猖獗的年代，每个甘榜，每条村落都有地头蛇，德士霸王车都不敢入村，以免搭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的霉运。
甘榜标榜着旧时代，留存在年纪较大的国人的记忆里。甘榜精神建立在人的感情上，洋溢在空气中的是浓浓的，接地气的乡土情。甘榜设施虽然不足，但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居民不愿意搬迁，已经迁徙的则想回到从前。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饲养家禽，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难免心理不平衡。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最终跟住户达成共识。
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甘榜消失了，山丘的泥土填平加冷河的沼泽地，建筑工地到处可见来自广东三水、清远等地区的红头巾和蓝头巾，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1970年初的大巴窑已经发展成为十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设施完善的镇中心，每个邻区都有商店、巴刹、工厂和学校，足不出镇便可安居乐业。
（大巴窑一巷。小山坡上的第165，166和167座组屋已经拆除。图片来源：互联网。）
让梦想起飞
1973年新加坡第一次主办东南亚半岛运动会，电视台全日直播赛项。短短的两个星期，大巴窑成为东南亚的熔炉。
大巴窑中心刚落成的四栋点式组屋（175， 179， 191 和 193座）先让选手入住，对面的综合体育场就是选手们冲刺角逐的地方。我们为19岁的金牌姑娘陈丽燕雀跃欢呼，期待她继续拼搏，让国人的梦想起飞。陈丽燕11岁便参加国际游泳赛事，正常人无忧无虑的童年，放学后跟同学逛街看戏的日子都离她十分遥远。东运会结束后，陈丽燕宣布退休。
（陈丽燕 Patricia Chan，1966。图片来源：Wikipedia。）
上世纪70年代也是本地文艺团体蓬勃发展，伙伴们度过谈人生，追求理想的青涩岁月。70年代中叶持续五年的逮捕行动，严重打击文团的生态，一时间人心惶惶，在维多利亚剧院和国家剧场的文娱表演从高峰掉入平地。大型的公众演出做不成了，只好转换跑道做对内汇报。
（在维多利亚剧院的演出剧照。图片来源：1974生活剧社文艺晚会。）
我们学府的中文协会在社团法令下独立运作，同学们都有强烈的传播健康文艺的使命感，期待艺术之花盛开，说开了不也就像电视台一样，打造新加坡文化吗？对外演出的年代，协会通过售票来支持团体的运作，失去公开的大舞台后，协会改变方式，跟光前戏院一拍即合，在人口稠密的大巴窑镇中心播映长城、凤凰的《我又来也》《红缨刀》，这些武侠片弘扬正义又少教条，多数观众都可以接受。有些大巴窑居民看到同学们热情地逐户敲门，甚至买下整叠戏票，这几张是阿姨家的，那几张是表嫂的….。星期天的早场，千五个座位都坐满了。
（《红缨刀》海报。）
明天会更好
30多年前，我的第一份正式职业，雇主竟然是大巴窑一巷的菲力士。这里原为甘蜜大王佘有进的种植园，腹地延伸至武吉知马，最近我们还在菲力士附近的小丛林中探访佘有进的坟墓。
（佘有进墓。2019年。）
记得接到这家荷兰公司邀请面试的电话时，是否被录取已经不重要了。文团的伙伴眼中，跨国公司的形象烂透，都是吃人不吐渣的资本主义者。尤其是美国厂，hire and fire，千方百计地剥削劳工，没利益可图的时候就卷席而去，全然不顾工人死活。可是走出军营后，能够提供合理的就业机会的，偏偏是被唾弃的跨国企业。
菲力士是新加坡第一家跨国电器公司，早在1951年殖民地时代已经进军新加坡，1970年代在大巴窑兴建电器制造厂。那三栋“很大”的五层楼建筑，专门生产黑白与彩色电视机、收音录音机、随身听（walkman）、电视调谐器等。傍晚下班时分，成千上万名女工像瀑布泉涌般冲出工厂大门，大巴窑出现一片温暖的蓝海。
充满阳光气的女工有些在大巴窑长大，有些越过长堤，在工厂附近租房子。年轻女孩喜欢喋喋私语，时而爆出爽朗笑声，路人已习以为常。跨国企业的工资福利都比华人公司好，女工想到在大巴窑组织自己的小家庭，不免喜滋滋的为憧憬而奋斗。
（1980年代充满阳光气的Philips女工。图片来源：NAS）
菲力士打开中国市场，成为第一家在长春设立电视机制造厂的跨国企业。长春工厂兴建期间，本地负责生产双倍数量的彩电供应到吉林省，中国的领导、工程师和生产员工一批批的前来取经。为了应付额外订单，女工拍胸口讲义气，自愿调整作息做轮班，为公司解决当前的难题。
我刚在那儿上班的时候，菲立士电视仍属新加坡的第一品牌。上司说荷兰厂有人情味，不像美国公司那样随时炒鱿鱼，我可以放心地规划人生大计。事实上形势比人强，两年间菲立士电视机销售量从老大变成老三，日本品牌将顾客抢了过去。公司大幅度节省成本，优厚的花红没了，还在一年内进行两轮裁员行动。虽然我的饭碗不受影响，但为了寻找更好的出路，还是决定回返校园，做个成熟的超龄生。
21世纪的光和热
大巴窑也有老化的时候。大巴窑一巷的三房式住户陆续“提升”，空置的屋子改为让独居老人居住的租赁组屋。住在第160座的史先生无妻无儿，平日有义工上门送茶饭。他活到老学到老，十多年前以78岁高龄参与国家博物馆导览员培训，成为文物局年纪最大的义务导览员。80多岁无法负荷导览任务后，依然积极的为新学员上课培训，奉献发热的余生。
（大巴窑一巷第160座组屋：这里曾经是热闹的家居，后来人口渐少，变成租赁组屋。）
史先生经历过日战与建国的岁月，感受最深的却是消失的甘榜情。他以一贯缓慢清晰的语气说：“关在家里也会患上感冒，可贵的是网友们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疗方，虚拟空间令人有身处甘榜的回味。可是见到面，那颗心却窝藏起来，变得很陌生。想从前，在那夜不闭户的甘榜里，一人有事，大家奔走相告，有人患病，人人慰问，提供药方，甚至有人提供自己服过痊愈的药品，当然也有食疗处方，或者煮好的食疗药物，其实那就是美味可口的食物。整个甘榜就像是一个家庭。现在的垂直甘榜无法复制从前的生活，因为人心已经转变了，我们都变得更自我。…”
乡土，梦想，人生，余晖…。93岁的史先生终于等到国家庆生，缓缓地呼出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家在大巴窑拉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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