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为新加坡二战沦陷80周年，我为文物局设计一条惹兰勿刹二战遗址路线，并以两场英语，两场华语现场导览，带领参与者穿街走巷，重温二战的历史。疫情管制下，出席者必须使用合力追踪（TraceTogether），处于疫苗接种有效期。每小组限制5人，总人数以20人为限。
集合点为劳明达街出口B，终点在广惠肇留医院，全程约2.4公里。
一战将领的道路
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何来二战？惹兰勿刹有16条以一战的英法将领命名的道路，包括Horne
Road, Jellicoe Road, French Road, Penhas Road, King George Avenue, Cavan Road,
Hamilton Road, Tyrwhitt Road, Beatty Road, Foch Road, Petain Road, Allenby
Road, Plumer Road, Kitchener Road, Maude Road, Townshend Road。这一带是1920年左右开始发展的，当时一战结束不久，官方决定以将领命名，作为战争的记忆。
各道路都以“路”（Road）命名，只有乔治王道（King George Avenue）以“道”命名。20世纪的英国乔治王有两位，乔治王道纪念的乔治王（五世）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曾祖父。乔治王（五世）向德国宣战，在法国检阅军队时从马上摔下来后无法痊愈，加上烟瘾成性，一生为疾病所困。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父亲乔治王（六世），1938年三巴旺军港启用的船坞King George VI Dock以他命名，阿尔柏王园（King Albert Park）也以他的阿尔柏（Prince Albert of York）身份命名。
“胡文钊路”
翰密顿路（Hamilton Road）俗称“胡文钊路”，不过官方正式命名的胡文钊路（Woo
Mon Chew Road）在勿洛南，附近还有纪辰道（Kee Sun Avenue）。日据时期，曾纪辰和胡文钊分别担任广惠肇留医院的正副主席，维持留医院的运作。二战结束后，胡文钊出任主席，负责战后重建的工作。胡文钊在翰密顿路建立两栋“石屎楼”（洋灰楼，
3-11，8-30），他的广和隆建筑公司和住家都在这里，他的孙女在此处居住至80年代。日军投下炸弹时，这些石屎楼成为街坊的避难所。胡文钊为避难的街坊提供食物，大家感恩于心，因此将此路以胡文钊命名。禧街警察局是胡文钊所承包的建筑工程之一。
新中国汽水公司（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于1929年在翰密顿路设厂，二战后以鲜拿果（Sinalco）和吉家宝（Kickapoo）闻名，二战前则生产孔雀牌鲜橙水。鲜拿果乃德国配方，由橙、柠檬、黑莓、覆盆子、草莓、黄梨等水果调制；吉家宝则是混合葡萄柚、柑橘、酸甘的美国配方。日据时期被令继续运作，受管制的白糖由军政府供应。
翰密顿路和贺恩路（Horne Road）交界处的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是座以华族建筑物常用的青瓦建成的福州圣公会堂，创建时坐落在已被拆除的红砖图书馆原址。1941年现教堂落成不久便遇上二战，教会所依赖的外国经济援助被完全切断，不得不学会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贝当：从英雄到“叛国”
贝当路（Petain Road）的贝当是位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一战期间，贝当出任法国总司令跟德国军对抗，成为一名民族英雄。战后法国的军力每况愈下，二战时已经无法跟纳粹德国抗衡。贝当临危受命为法国总理，贝当奉命组织内阁，隔天下令停火，向入侵的德军签署停战协定，成为傀儡总理，因此背下卖国贼罪名。贝当亦跟日本签下条约，允许日本在中南半岛扎军，作为侵略东南亚的军事基地。
战争结束后，贝当因叛国罪受审，被法庭判处死刑。临时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对此审判提出批评，将法庭的判决改为终身监禁，理由是贝当已经是名80多岁的老人，他在一战的战功显赫。10年前，本地的法国居民与前联合国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建议政府将贝当路改名，最后不了了之。
惹兰勿刹体育场与维多利亚学校
国家体育场落成前，本地重要的足球赛事都在惹兰勿刹体育场进行。惹兰勿刹体育场是该地区的检证集合点之一。这里不只是18至50岁的男性，连妇女和小孩都必须检证。超过240名男士被运往丹那美拉和樟宜海边集体杀害。
体育场旁的维多利亚学校（日据时期改名惹兰勿刹男校Jalan Besar Boys School）用作临时拘留所。维多利亚学校出了三位新加坡总统：尤索夫（Yusof bin Ishak），蒂凡那（CV Devan Nair），纳丹（SR Nathan）。
茂德路
茂德路（Maude Road）至梧槽河畔俗称松林板厂，它是河畔最大的工厂，林文庆的妻舅殷雪村乃成立股东之一。这一带的梧槽河又名结霜桥，名字来自河边的冰厂（Singapore
Ice Work），锯木后的木屑附在冰块上就是环保的绝缘体了。检证时期，松林板厂是另一个临时扣留所。根据该区筹赈会要员之一廖清醒的口述历史，他就是被囚禁在此，三天后利用宪兵害怕传染病，扶着全身都是苍蝇的伤患逃脱的。
二战前，茂德路75B（75号三楼）是间“车仔馆”，也就是人力车夫居住的估俚间。李光耀就是在此处躲藏，捡回一命的。话说拉车夫高长古从福清来到新加坡，在车仔馆住宿，后来到诺福路（Norfolk Road）李光耀家里当车夫，负责接送他的三个弟妹上学放学。日据时期高长古和李光耀前往惹兰勿刹接受检证，结果高长古获释，李光耀则被令跟一群年轻人站在一边。李光耀觉得形势不妙，跟宪兵说上楼拿衣服和粮食，宪兵竟然同意，于是跟着高长古跑到车仔馆躲了两天。救命之恩，涌泉已报，李光耀的母亲蔡认娘照顾高长古一辈子，直到高长古回福清的家乡终老。
三龙路与王三龙
三龙路（Sam Leong Road）以王三龙命名，第一次大战期间，王三龙捐钱支援英国抗战，殖民地政府以三龙街来纪念他的贡献。王三龙在姓王山（咖啡山的一部分）的坟墓占地最大，约10间三房式组屋。三龙路好些店屋都挂上会馆的招牌，二战前本地的会馆多数支援中国抗日，日据前先将档案销毁，避免被日军秋后算账，因此许多会馆的战前资料都遗失了。
王三龙安排广合源街猪仔馆的苦力开发圣诞岛，1958年政府将圣诞岛卖给澳洲。圣诞岛上最大的族群是华人，虽然官方语言为英文，但岛民多数将粤语和马来话。
新世界游艺场
王三龙去世后，王文达、王平福兄弟继承父亲的遗产。因母亲喜欢看戏，两兄弟决定发展新世界娱乐场，1923年开业的新世界开启新加坡三大世界的先河，早在迪士尼乐园之前已经是个娱乐天堂，日后创建的大世界和快乐世界皆以新世界为模式。日军控制新加坡八个月后，下令三大世界重新开放让华人赌博，不过日本人不准入场。
中日战争爆发，新加坡成立华侨筹赈会，新世界舞厅的舞女通过卖舞票、投标首饰、登台表演等方式筹款，成绩骄人。当时上海的电影红星梁赛珍和梁赛珠姐妹因战乱逃到香港，接受聘请前来新世界舞厅伴舞。新世界舞厅规模庞大，可容纳500对舞伴。梁氏姐妹爱国情切，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参与多项筹赈演出，本来打算乘坐最后一班轮船“帝国之星号”逃到澳洲，可惜载送妇幼的轮船被逃兵占领，梁氏姐妹只好躲躲藏藏，挨过昭南岁月。
新世界附近的店屋还保留着后楼的螺旋梯，这些楼梯是让挑粪夫使用的。那时候的粪桶承载着夜香，必须每天更换，挑粪夫使用通往“屎巷”（后巷）的螺旋梯，不至于影响人们的日常作息。日据时期，日本军政府命令联军俘虏当挑粪夫，负起清理夜香的任务。
齐智人庙宇
实龙岗路的Srinivasa Perumal Temple于19世纪末，由一群齐智人创建。新加坡有至少三座齐智人创建的兴都庙，另外两间在登路和恭锡街。齐智人庙宇最盛大的节庆就是大宝森节了，参与游行的信徒从这里出发，或撑着拱架（Kavati）或顶着牛奶罐，步行3.2公里到登路。由于日本人信奉神道，日据时期不会随意冒犯宗教场所与墓地。
大宝森节庆祝湿婆（Silva）和雪山女神（Parvati）的幼子战神穆鲁甘（Murugan）的生日，这一天他得到雪山女神馈赠一支长矛，最终消灭魔鬼Soorapadman。
广惠肇留医院
广惠肇留医院的霍然亭花园鸟语花香，有三棵总理植树：凤凰木（李光耀，1964）、紫叶黄牛木（吴作栋，2019）、越南黄牛木，也叫新加坡樱花树（李显龙，2018）。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机在新加坡投下炸弹，留医院部分病楼被炸毁，附近店屋亦不可幸免，霍然亭花园就是用来埋葬死难人士的。
留医院的义务司理（CEO）梅启康是广帮筹赈会要员，他交代好工作后前往宪兵部（YMCA）报到，因不肯交出筹赈会名单而被折磨，死后尸骨全无。
梅宝坚（BOEY Poh Kin）的口述历史
根据梅宝坚（BOEY Poh Kin）的口述历史，台山出生的梅启康在圣约瑟书院（St
Joseph）念书，在家补习中文，继承父亲的当店事业。他对孩子管教严格，要他们饮水思源，爱国，兄弟姐妹间要相亲相爱。他觉得自己中文水平不够，因此送孩子到华校读书。
梅启康在社群中相当活跃，参与筹赈会（广帮总务）、静方女校、海天游艺会、广惠肇留医院等。他担任昙花镜影慈善剧社的名誉会长、精武体育会会长，推动购买会所的工作。在海天游艺会筹款演出粤剧《吕布与貂蝉》中饰演董卓，讲两句，不过不会唱。
梅启康一家住在巴耶利峇的椰园，12月8日轰炸的时候，最小的女儿刚满月。当时静方女校的校长和教员也搬到椰园，由梅启康负责他们的住宿和粮食。1942年2月中旬搬到留医院的宿舍避难。
留医院病房被炸弹炸过两次，大炮也打到病房，总共死伤几十人。[1]
大检证时，留医院职员包括梅启康到南生花园问日本军官需要去检证吗？军官听说他们在医院工作，说不用去了。
1942年3月6日下午4.30时，宪兵部来到留医院带走梅启康。当天晚上梅启康获释，神情沮丧。他说真的没办法的话准备牺牲，不会跟日本人合作。第二天（3月7日）上午8.30时，梅启康前往YMCA报到，因迟到被打耳光，他不知道东京时间比新加坡快一个半小时。当时是由海天游艺会的姚九带他去，说没事的，去一去就回来了。一个星期后，梅宝坚的同学在YMCA见过梅启康。
再过一个星期，天长节快到了，八和会馆的郭先生说梅启康被关在中央警署的个人囚房，背后被割了两刀，苍蝇飞来飞去，没有希望了。郭先生被打到半死，只能爬着出来，黄包车夫好心载他回家。
战后调查证实梅启康在中央警署去世后被载走，但不知道埋在哪里。
昭南岛军政府巡视广惠肇留医院，发现全职专业医疗团队只有西医关应鸿、中医蒙景生和一名药剂师，要求留医院增加人手，包括西医黄礼学，中医刘愿可，以及多一名药剂师；女看护从一人增加至8人，采用日夜轮班制。赠医时间则从半天延长到全天，上午10.30时至下午6时。军政府亦要求公众人士打预防针，留医院乃指定中心之一。
吴泰昌（NG Tuck Cheong）的口述历史
根据吴泰昌（NG Tuck Cheong）的口述历史，昭南市政局及卫生局长安藤允许广惠肇留医院继续经营，并陆续增聘医生和住院护士，医务人员在医院住宿。留医院得到日本卫生局协助提供物资，药物方面相当充足，粮食方面则靠董事筹款。逃难的人士由留医院收留，路边死去的人士由留医院收尸敛葬。当时没有葬身之地，所以在花园里埋葬。大楼后面的空地也埋下去。兵荒马乱，不可能将人名记录下来。交通解封后，留医院将尸体移至碧山亭。
注[1]: 2022年7月16日，陶纳路（Towner
Road）预购组屋Towner Residences工地发现疑似二战炸弹一枚，可以佐证留医院被炸的一幕。
主要参考
1. BOEY Poh Kin oral history, Accession Number 000177,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2. NG Tuck Cheong oral history, Accession Number 003435, National
Archives Singapore
3. Jalan Besar A HERITAGE TRAIL, NHB 2012
4. Tommy Koh, Should Petain Road be renamed?, The Straits Times, 20
March 2012
4 comments:
图片说明：“保留的新世界大门”并不正确，原本的大门早已拆除，这只是个仿造大门，而且看来比原来的大门小些。
图片说明没错，该大门是从 Jalan Besar Road搬过来的。
根据 ‘维基百科’ 的记载 ：1643年12月25日英国人威廉·邁納斯（William Mynors）船長在聖誕節
發现该岛，并命名为圣诞岛，於1888年正式并入英国，屬於由新加坡為管理中心的海峽殖民地。
1942年－1945年曾經被日軍占领，於1946年起成为海峽殖民地的属地。
1957年，澳大利亚在新加坡自治前，要求英國將聖誕島主權移交澳大利亞，而澳大利亞政府交給
新加坡殖民地290万英镑作為補償。1958年10月1日依据《1958年圣诞岛法令》，圣诞岛正式移
交澳大利亚管理，成为澳大利亚的外领地，行政上屬印度洋領地，澳大利亚國會選區屬北領地。
文中：《1958年政府将圣诞岛 ‘卖’ 给澳洲》，一看之下是令人 ‘震憾’ 的，因为这似乎给人一种当
时的新加坡政府将新加坡 ‘神圣’ 的领土出卖割让予澳洲的印像，但是当我记起新加坡在1959年正
式自治之前还是英国的 ‘直辖殖民地’ 的时候，主权应该也还在英国手裡，英国人将圣诞岛从
新加坡 ‘移到’ 澳洲，就好像我把裤袋的钱从左边移到右边一样，顺理成章，无所厚非，不是吗？
对这个290万英镑的交易我的理解有问题吗？
“1958年政府将圣诞岛 ‘卖’ 给澳洲” 裡用这个 ‘卖’ 字似乎非常令人 ’匪夷所思‘ ！
事实上由于宗教，历史，种族，文化 和 殖民宗主国 ‘分而治之’ 的政策，等种种
原因，相同宗主国的殖民地就算有着共同的边界独立后也不一定可能成为同一个
国家。例如：美国与加拿大，澳洲与纽西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
印度与巴基斯坦与斯里兰卡与孟加拉，越南与辽国与柬埔寨，….. 等等。
从地缘政治来看：圣诞岛离开印尼雅加达500公里，新加坡1,300公里，澳洲的
珀斯2,600公里，圣诞岛的更合理归属人人心里一把尺。要面积135平方公里的
圣诞岛成为新加坡共和国在印尼眼皮下的一片 ‘飞地’，…..
我忽然想起1975年印尼出兵 ‘解放’ 东帝汶 使之成为印尼第27个省的历史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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