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6, 2022

追溯二战前成立的华人俱乐部 看华社开创辉煌来时路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21113

 

30年前,“雅皮士”兴起追逐5C的热潮,以加入乡村俱乐部为荣,会费越高昂,越能凸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二战前情况大同小异,少数人搭上海港城市的列车而致富。在人以群分的自然引力下,老板俱乐部应运而生。这些华商俱乐部俗称公馆,成立的初衷大同小异,无非是让老板们有个体面的社交场所,互通情报、开会、宴客、抽鸦片和娱乐消遣。入夜时分,穿着贴身旗袍,婀娜优雅的琵琶仔乘坐黄包车来到公馆,一陪饭局,二陪方城战,间中为老板们唱曲献艺。

追溯起来,19世纪中叶已经出现华商俱乐部,二战前有如雨后春笋,如今剩下的老店屈指可数。这些俱乐部的印迹,反映新加坡的来时路。

所谓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华人俱乐部曾经辉煌,至于如何在不同时代持续引导潮流,对当事人而言确实并非简单的考验。

 

醉花林是最古老的华商俱乐部

醉花林俱乐部创建于1845年左右,比屹立在大草场的英国人棒球俱乐部还古老。当时的潮商凭甘蜜业和鸦片专卖权致富,陈成宝倡议潮人应该有个清幽之地联络感情,将自己的庆利路产业作为会所。

醉花林的会员必须是潮州人,“经营正当商业,或实业家或商行之经理为限”。它是个协调潮商关系的重要场所,创建端蒙学堂、成立潮州八邑会馆、佘有进家族交出义安公司管理权等事项,都在醉花林商议。

儒商自然也有文采飞扬的时候。中国抗日期间,郁达夫接过《星洲日报》副刊编务,受邀到醉花林宾主对诗共乐,借酒兴写下“后题诗书带草,香鸟语似上”而传为佳话。

醉花林有段郁达夫“醉后题诗书带草,花香鸟语似上林”的佳话

 

亲国民党俱乐部关心“国事”

政治意识上,殖民地华侨倾心故国,虽然新加坡的国民党分部于1914年被查禁,实际上党员仍然活跃于合法的同德书报社、星洲书报社和类似组织。同仁、志仁、民声等则是亲国民党的俱乐部,无事时麻将烟酒,有事时关注“国事”。举些例子:

1927312日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同仁俱乐部吴胜鹏和梅国良乃主要发起人,因国民党员发生内部骚乱,最终酿成人命伤亡的“牛车水事件”,间接削弱同仁俱乐部的民族运动影响力。

1929年奉安大典,国民政府在南京为孙中山举行葬礼,同仁俱乐部、怡和轩俱乐部、同德书报社、星洲客属总会等都派代表出席,可见民间俱乐部与社团所受到的重视。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志仁俱乐部致电中央海外部转蒋介石,指责汪精卫“此等卖国奸贼,不诛无用,敬乞严令讨伐,以正法纪”。

日军投降后,中国发生内战。1947年的联合国会议,苏联提出将中国问题列入议程,本地百多个民间组织联电国民政府,抗议苏联干涉内政,不将联合国宪章放在眼里,无视海外华侨在八年抗战中,全力协助中国获取胜利。其中的华商俱乐部包括同仁(武吉巴梭路)、乐闲(武吉巴梭路)、华侨(维多利亚街)、中兴(丝丝街)、民声(道拉实街)、同声(尼路)、志仁(戏院街,即史密斯街)、振华(海山街)、潮州联侨(潮州马车街,即沙球朥路上段)、华声(火城)、云峰(波东巴西)等。这些俱乐部都已消失。

 

客纳街以翠兰亭俱乐部命名

19世纪末的客纳街俗称翠兰亭,广东人和福建人分别称之为“大门楼”和“大门内”,不过最贴切反映地貌的是英文名“Club Street”(俱乐部街)。早在1885年之前,富商陈桂兰已在此小山顶兴建豪宅和成立翠兰亭俱乐部,后因会员起争执而解散。

1891年于原址成立的中华为基利俱乐部(Chinese Weekly Entertainment Club),会员主要来自海峡殖民地出生的富裕华商和精英阶层,早年的会员如李俊源(也有写作李浚源)、林文庆、陈武烈、陈谦福、陈祯祥等与政府关系密切,常被误会为峇峇俱乐部。

“为基利”乃“Weekly”音译,是个让会员定期聚会,招待商业伙伴的场所。这些通晓英语的华商,邀请欧洲商人出席星期六晚上的“宾客之夜”,享用中式晚餐和西式香槟之余,互相交换名片。

中华为基利俱乐部的早期会员多数是海峡华人出身的富豪与精英

中华为基利隔壁的吾庐俱乐部,外墙上的“时光壁画”出现各年代的吾庐风云人物。“吾庐”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它的前身 “古寄乐”由清末驻新加坡领事孙士鼎、陈卓然(第一届总理)等倡建,相信跟中国清朝拉拢侨商有关。1905年成立时会员多数是来自商业与银行界的闽商,先后入会的有邱国瓦、陈延谦、谢荣西、薛中华、郑古悦、陈六使、李光前、高德根等。

邱国瓦和陈延谦革命色彩鲜明,加入同盟会赞助孙中山革命;袁世凯称帝时,两人汇款到云南,资助蔡锷将军反袁护国。

陈嘉庚领导筹赈会支援中国抗日时期,也是吾庐最积极地投入时代洪炉的年代,由陈延谦出任筹赈会代主席。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将富豪集中在吾庐软禁,成立昭南岛华侨协会时亦以吾庐为总部,似乎有意向吾庐及其会友来个下马威。

吾庐的外墙记述各个年代的风云人物,包括创建时期的清朝官员

 

道拉实街有三所俱乐部

相比之下,道拉实街的嘤嘤和友竹俱乐部属于中档次。同一列店屋的民声俱乐部于1938年由中华民国驻新总领事开幕,可能是国民党的直系分部,还设立海外部,颇具“统战”的意味。

上世纪60年代初的道拉实街和麦士威路交界: 嘤嘤、友竹和民声俱乐部所在地为如今的慕理坊(Murray Terrace)。(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1936年广帮金铺老板创建嘤嘤俱乐部,后来开放给伙计们共用。大坡金铺林立,员工多数居住在牛车水局促闷热的店屋,放工后索性到俱乐部吹冷气搓麻将。上世纪80年代牛车水居民陆续迁入新组屋,必须赶末班车回家,俱乐部的人流渐少,最终名存实亡。

友竹俱乐部比嘤嘤早一年成立,取义自友谊之光,高风亮节。友竹庆祝33周年(1968年)纪念时,捐献过一笔款项给国防基金。事关当时英军宣布将提早全面撤退,政府通过国防基金筹集更多建军的经费,民间亦义不容辞,跟独立后的新加坡风雨同舟。

21世纪初友竹跟适可成立适可友竹俱乐部,使用武吉巴梭路的适可俱乐部原址。适可俱乐部于1929年由潮州富商创建,在醉花林以外开辟新天地。1953年芽笼3巷的大火蔓延至17巷,适可俱乐部通过潮人创建的中华善堂蓝十救济总会接济灾民。那个年代的火灾特别严重,主因是乡村居民纷纷跑到市区谋生,城市甘榜非法加建木屋,使到火势一发不可收拾,催生芽笼、河水山、旧加冷机场等地安置灾民的租赁组屋。

武吉巴梭路的适可友竹俱乐部,跟许多华人社团与草根书局为邻

 

领导广帮的海天游艺会

百多年前粤籍殷商接受总督安德逊的要求,成立中西医合并的广惠肇留医院。日常运作上轨道后,1913年成立耆英善社为医院筹款。几年后改称海天俱乐部,最后易名为海天游艺会,多年来通过表演粤剧来资助留医院运作、为赈灾募捐、筹集丹戎巴葛民众联络所扩建基金等。

中国国难时期,海天游艺会成为星华筹赈会的广帮筹赈中心,发动广东人的同乡会和学校参与活动,同时在所有广东人社团设置捐款箱、搞特卖会和演大戏等,甚至规定有工作收入的本籍人士各自认捐。

海天游艺会如今坐落在林德金路,平日行事低调,告别羽扇纶巾,领导广帮的日子。

海天游艺会的尼路会所因整体重建搬迁至林德金路,楼下出租给餐馆业者

 

个人色彩缔造怡和轩精神

1895年成立的怡和轩堪称最富有个人特色的华商俱乐部。

怡和轩在达士敦山初创,1911年迁至客纳街。总理林推迁的生日刚好落在正月初一,各方人马来到怡和轩向“大哥”祝寿。俱乐部前搭台演戏,从初一演到十五,“其热闹盛况,在本(怡和)轩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新加坡作为海外革命基地,尢列通过 “行医”来联络新马天地会兄弟成立中和堂。“大哥”林推迁于同盟会分会成立时,可能已当上天地会的洪棍,跟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当时的怡和轩会友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都是同盟会中坚人物。

1925年怡和轩乔迁至武吉巴梭后,陈嘉庚再度将它与社会接轨,山东筹赈会、星华筹赈会、南侨筹赈会、组织南侨机工和星华义勇军等,都以怡和轩为总部。时任总督金文泰对怡和轩鼓吹反日深感不安,有意将它关闭,最终因担心华社反弹而作罢。卢沟桥事变后,英国意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转向支持援中抗日。

1949年怡和轩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排右11)到访。(图片来源:新加坡国家档案局)

21世纪初怡和轩重建竣工后,在林清如率领下推广文化,成立先贤馆、主办周末讲座、出版《怡和世纪》等。借用林清如的肺腑之言:“让一个沉寂多年的社团投胎换骨,重新走进社会,这是集合多人的努力,我只是扮演一个小角色。”

本世纪初重建后的怡和轩俱乐部增设先贤馆和临时展区
 

注:

庆利路 Keng Lee Road
武吉巴梭路 Bukit Pasoh Road
维多利亚街 Victoria Street
丝丝街 Cecil Street
道拉实街 Tras Street
尼路 Neil Road
戏院街,史密斯街 Smith Street
海山街 Upper Cross Street
潮州马车街,即沙球朥路上段Upper Circular Road
火城 Lavender Street
波东巴西 Potong Pasir
客纳街 Club Street
林德金路 Lim Teck Kim Road
达士敦山 Duxton H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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