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W提议到芙蓉去看第37届马来西亚全国华人文化节。L接过领队的棒子，安排的行程包括随后北上吉打和金宝，参观历史之遗迹，看日落，尝美食。一行八个人，开两部车。W和L二位是国家美术馆、博物馆等展馆的义务导览，我听过他们导览，知识丰富，每次都唤起一些已遗忘的东西。看他们兴致勃勃准备出游，我想，一半是，那样的游玩可能有“充电”的时候。我坐享其成，吃喝玩乐之外，也认真看点东西。
9月16日近傍晚到芙蓉镇，吃了炭烧螃蟹晚餐便赶到中华中学看开幕表演。礼堂坐满，二楼左右两侧设有座位，也坐满，济济一堂，气氛是热烈的。不禁坠入了时间隧道，W说，好像回到读书的时候——我们的60年代，学校礼堂逢有节庆表演就是这样的。今年森美兰轮值主办，真不容易，他们一路走来靠的是自强、防御、抗争和争取。时间继续向前走，气候阴晴不定，文化生态跟着有了变化；另一方面，科技赋以能量，也带来冲击。他们仍在努力，呈现的形式从最早的晚会到文化村，到现在的文化节。当晚的表演者大多森州的学生，也有各州专业团体参与演出，水平相当好，看得出来是经过一番苦练，认真筹备的。“扎根传承”是晚会要传达的主题，重中之重，有好几个节目还刻意凸显“师传”与“受业”的画面。有一个节目由华乐团和Caklempong Piring Lambung联合呈现，叫《融》，是一首由华乐、大提琴、吉他、马来乐器与印度乐器合奏的曲子，显然有意展示各族和谐相包容的意思，并利用光影交接来配合演绎，效果生动，看后留下深刻印象。
文化村设有“童玩体验区”，让童孩临场体验投壶、扯铃、剪纸、吹梅、绕口令等手艺和游戏。艺术工作坊提供的选择也很多样，包括剪纸、钢笔画、丙烯画、手工植物蓝靛染、水墨画、篆刻等。另外还有“亲子茶艺工作坊”等等。从构思和推出的节目，大略可以看到主办方的诚意。
第二晚我们参加“文化古今耀九州”大游行，锣鼓喧天，舞龙舞狮少不了，学童也参加，学童应是华社寄以重望的对象。我看到大龄妇女边游行边跳扇舞，乐在其中。经过一座马来回教堂，有马来青年衣着传统服装，手持马来鼓站在路边击鼓表示欢迎。一路上围观者不乏印度裔朋友。民间的积极性和友善对待是感受得到的。其实，若无不测之诡风谲浪，民间一直都很平静。W受到街上氛围的感染，跑前跑后忙着跟踪拍照，手足身段不禁舞之蹈之。我一直以为他是印度尼西亚过来的“番客”，那天才知道他是新加坡土产，差一岁就古稀了。他太太告诉我，每次来看他们的学校，都很兴奋。
新加坡华社和民间一直也都在想方设法，要把习俗、把书画、把华乐……带进日常中，年轻人的生活圈子。我们强调的身份认同，以华族来说，就包括了华族文化以及其他多元的文化。这一趟远道去芙蓉镇观摩，森美兰主办方很是开心，回程经过芙蓉镇，工委会主席张金祥特地安排他的公子在靠近快速公路边上的烧包城餐馆设宴送行。森美兰文史馆主任陈嵩杰也赶来会面，并赠每人一本《双溪芙蓉图鉴》。
到阿罗士打，车子直接开到马哈迪故居。大门已深锁，那就在铁门外望一望就好——恰好是日暮时候，老天懂我们的意思。屋里灰暗、沉寂，不见一盏灯光一个人影，枣褐的外墙便显得更落寞；尤其当我们随后来到马来西亚开国元首的故居（Rumah Merdeka, Tunku Abdul Rahman House），相比之下，马哈迪故居更有黄花堆积满地的感觉。东姑阿都拉曼的故居就在不远处，保安看守，灯火辉煌，在铁门外拍照片亦足以感觉到其人风光犹在。马哈迪本也是政坛一个叱咤风云人物，因算计太过，私心太重，最后输得一无所有，只剩赤裸裸一个糟老头子。
政治人物玩起权力来，教普通老百姓看傻了眼。瞒天过海的事，时候到了，天会闪一闪电光，就看懂黑和白了。最后谁来判断是非？变聪明的普通老百姓。这叫吊诡。访马哈迪故居印证了这个道理。
车子走得慢，两边是稻田农家，树。看见稻米博物馆了，外观似六堆稻谷，和周边的景观挺融洽。三层楼，顶楼是一幅三百六十度环形壁画，完整呈现恬静、富足的农耕日子，据说是邀请朝鲜画师所绘。走一圈看，对农耕生活没有产生感觉。还是下楼来看实物吧，也看不出什么名堂。那些农具有好些叫不出名字，其用途不甚了了。想象一下，农具欲展示的生活，一拉一送，一杵一槌，一耙一锄，过程是很慢的，而且必须使劲。看实物，看说明，我大略了解一些。
我不知道现代父母还会不会读李绅的《悯农》给孩子听：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若读了，孩子是否能在日常中培养节俭的习惯？城市化和机械化已彻底改变“事物在心中”的位置，改变了对待事物的态度，讲节俭，语言也就变得苍白，带些自我嘲讽。当城里人稍停下每天的拼搏，想缓一缓步调，还是喜欢田园牧歌，偶尔去旅游，归去来兮一下。北上阿罗士打，自然要去看稻田，可惜时间不对，稻禾已收割。稻茬一片枯黄也好看。留得稻茬弹雨声，大概还会兴起这样的联想而沾沾自喜，然后把快乐凑合起来。
若要认真起来呢？曾到吕梁山邱家河村插队落户的小说家李锐，做过六年农民。后来读《王祯农书》令他惊喜，原来农具也有自己的历史。他写了16篇短篇，叫《太平风物》。在他的小说里，那些斧、锹、镢、镰、磨……变成有作为的“人物”。对于农具、农民和土地三者的关系，他有深刻的领会。学者作家格非说，李锐没有简单地把农民当弱势群体来写。我在想：生活，到底有多少个层次呢？——即使处于鲜少变化的日常，如果处于苦难中更是难以言说。——李锐将图片、文言与白话、历史、虚构、诗意放进去写，他说这是“超文体拼贴”。我在想，这不仅是技巧，不仅是知识，不仅是经验。碰巧我读黄永玉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朱雀城》，有个地方写到苗碗。有这么一段话：
碗就碗，为什么要说“苗碗”？
苗族长年住在山上，占尽了大自然的便宜，锻炼得好身架，一锄头下去尺把深，一镰刀一根柴，跳岩抓山羊，爬坡追兔子，四五十里赶场去买半斤盐，一两百斤的小牛背着过河……这都是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瓢喝水弄出来的。谁耐烦用小杯小碗，挖耳匙、牙签挑东西吃？所以，苗锄头、苗钉钯、苗犁耙、苗粪桶、苗镰刀，甚至苗“夏”（竹背萝），城里人都用不动。
也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和许多的“物”以及“物”带出的“事”存在着看不见的“隔”。看了实物展览，懂一些情况，不等于没有隔。我们必须承认，生活的层次是丰富的。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处事之道唯谦虚而已。
《悯农》还是要教和学的，它丰富了我们对事物的领会和想象。
艳阳的午后来到吉打考古现场（Bujang Valley Archaeological Museum and site），我真开了眼界。我承认我只是旁听历史课的一名小学生。吉打考古现场可以追溯到三佛齐，又称室利佛逝，发源于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附近。未能确知三佛齐建国于哪个年代，只知道7世纪开始到中国进贡，东南亚印度化古国之一，又是当时东南亚佛教的中心。三佛齐强盛时期向外兴师，势力扩张到现代马来西亚的吉打州地区。
1960年代考古家Quaritch
Wales发现寺庙的遗迹，挖掘和考古研究始于1974年。从寺庙的结构和出土的文物看到佛教和印度教传布的踪迹。于是我们知道吉打曾经有过的一段历史。多数寺庙估计建于11世纪，发现的文物包括盛有圣物的盘子、武器、宝石、瓷器和青铜立佛像等。我这里抛砖引玉，读者可参看李国梁的专文报道。
W的连襟随我们北上，一位洋大哥，叫Andy。偶尔他开腔说两句，总带点幽默，大多时候都静静地看，拎一个相机，要捕捉鸟的行踪。他的加入为此行程增添一点异质元素，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启迪吧。第一晚在芙蓉市中华中学的礼堂他跟着大家看表演，对表演的水平很赞赏。他会欣赏也许是他娶华族妻子受了影响，更合理的解释是，他本来就包容性大所以能接受异质文化。隔天晚上的重头节目是游行表演——游行表演更多的是表达一种祈愿，把它看作一种心情的展示也可以。锣鼓欢欣，一路热闹。Andy跟着游行，那是有趣的异国风情。
那天来到考古现场。四周密林静寂，古化石上清泉流淌。Andy不动声色，轻轻移步。鸟的行踪不是轻易让你发现的。有收获吗？他让我看，哦，一只灰鹡鸰（Grey Wagtail）在岩石上蹚溪水。我怎么没看见？只能说，他的耳朵辨识得出万绿丛中一点鸟的动静，眼睛便往哪里去寻觅。Andy是工程师，家里有一个房间是用来开火车的。他喜欢制作古老火车模型，看火车川行于大地原野，房间变作大地原野，他的快乐创造了他的房间。
上日莱峰看日落是这一次北上特地安排的节目。度假村早被预订一空，有点失望，却没有打消上山的计划。日莱峰海拔1200余米，开车到山顶，路狭窄也不难。有个有趣的插曲值得一记。GPS不是无所不知，明明到了山顶，却出现岔路，方向有点蒙。先向左，走不远竟是死路，再向上，约200米竟是兵营。阿兵哥说，你们不是第一次（碰壁）。只好打回头。能行个方便吗开铁门让车子U转？不行，阿兵哥说，有摄像机。只好小心翼翼车子沿着山谷倒退行驶，为了安全，乘客都下车。心想：只要在那个方向有点蒙的岔口竖个牌子指示方向，旅客开车至此就不会一头雾水，重复同样的错误。对于度假村，这应该是会想到的服务；对于兵营，这应该是会想到的善意，极简单的一件事没有做到，错误便成了荒诞。
山顶有度假村，环境清幽，视野好。吉打州延伸而去的田地像一幅水墨画。蓝天碧水之处是槟岛，浮罗交怡是世外桃源。那里也都在看日莱峰的彩霞吧，隔海相望，波光缠绕。正是红日将落，美，在此瞬间变化，此瞬间消失。坐下来吧，心情放松，景色这样创造出来。
新加坡华社和民间一直也都在想方设法，要把习俗、把书画、把华乐……带进日常中，年轻人的生活圈子。我们强调的身份认同，以华族来说，就包括了华族文化以及其他多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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