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么看？
根据5月14日海峡时报的报道，5月13日下午2时，有十七辆罗厘在月眠路（Goodman
Road）载了中正中学的学生到皇家山集合，同时有三辆载送华侨中学的学生的罗厘抵达。当时学生告诉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他们不是来示威，他们只是来和平请愿，支持会见顾德的学生代表。事发当晚，警方发言人向媒体表示他们相信共产党在背后为学生撑腰，他们反对国民服役法令失败，现在想要操纵一小部分被误导的学生来继续他们反政府的行动。
5月23日海峡时报报道，全国已经有25233名适龄男子完成国民服役登记手续，登记率达到98%，成绩辉煌。
5月23日海峡时报报道，全国已经有25233名适龄男子完成国民服役登记手续，登记率达到98%，成绩辉煌。
6月6日海峡时报报道，总督约翰·尼皓（John Nicoll）在莱佛士书院的庆典上表扬莱佛士书院的学生乐于投身国民服役的积极态度，不像那些反国民服役者，轻视新加坡自治的进程，并且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
以当时在莱佛士书院念书的陈国相（《情系五一三》的作者之一，1955-56年中学联的英文秘书）的说法，“…受奴化教育的英校生绝大部分是书呆子，只顾读书考试，争取领到剑桥文凭，离开剑桥文凭考试还有半年，他们已经把向外的窗口关得秘密的。…那些在学校里参加过陆军见习团或童子旅的学生，甚至还有可能感到服兵役是一种难得的当女皇臣民的机会。”
五一三事件在华校族群中有许多支持者与同情者，《虎报》和其他本地报章都批评警方过度引用武力来殴打学生，如果顾德亲自接见学生，那结果可能是蛋糕红茶，而不是拳脚交加。《南洋商报》认为殖民地当局对华校的猜疑是导致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校长和教师都不愿意涉足学生运动，怕被当成共产党人看待，结果学生在缺乏师长的指引下，走上被警方攻击之路。整起事件上，政府无视导因，只看结果，实际上华校生所受到的歧视、挫折与不安，只是在等待某个适当的时机爆发出来。
当时《虎报》的副总编辑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是人民行动党的元老，也曾担任过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等内阁职位。
当时《虎报》的副总编辑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是人民行动党的元老，也曾担任过文化部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等内阁职位。
通过海峡时报（The Straits Times）的读者的反馈，可以看出多数英文报读者认为华校生在制造混乱，只有少数英校生同情华校生的处境，一般受华文教育和英文教育者在思想意识上有强烈的分化。
5月15日和5月26日，典型的英校生Davies Wong 和R.F.R. Mentakab就很不客气的说这些学生幼稚，竟然为了反国民服役而示威，如果发生战争，他们期待什么人来保护他们的家庭和他们自己呢？
5月17日，署名Young Once的读者认为对殖民地政府和警察的指责都是不公平的，法律必须严格执行。这些孩子已经不服从他们的家长，他们还会听校长老师的话吗？他们藐视法律，破坏和平的秩序，他们的家长还有必要保护他们吗？警察还要被指责吗？这些孩子已经成长，已经可以自行判断，如果他们选择错误的思考，他们的家长又没有办法约束他们，政府就有权维持社会秩序。
5月22日，署名Disgraceful的读者认为华中和中正学生反国民服役是耻辱的行为，他们自称服从马来亚的律法，但却制造骚乱，他们长大后会做些什么？或许日本人应该回来马来亚，这些学生才会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英国政府太仁慈了。
（海峡时报有少数读者认为英国殖民地政府在国民服役课题上犯了原则上的大错误。NLB：The Straits Times, May 30, 1954）
5月26日， 署名Mat. 的读者认为华校生只是在找一大堆藉口来反对国民服役，他所知道的不成理由的理由包括（a）国民服役影响他们读书，（b）国民党没有征募他们（换言之，如果是国民党征兵，他们会立刻报到），（c）好铁钉不需要用好钢材，（d）国民服役法令并没有解释清楚。这些华校生只是对中国有兴趣，他们对马来亚的福利一点兴趣都没有。
5月22日，署名Soo-Sa-Lah的读者认为警察不应该使用警棍。政府并没有清楚解释国民服役中的“服役”到底是什么回事，条件是什么。军队作战必须要有出师的原因，同样的，殖民地政府必须用亚洲人的脑袋来认识亚洲人的想法，才能够好好地沟通。
5月30日，Lim Sok Cheng认同华校生对国民服役的看法，认为英国殖民地政府犯了原则上的大错误，国民服役是为国服务，但是新加坡并不是一个国家，只是一个殖民地。立法议会通过国民服役法令是非常天真与无知的做法。
5月17日，负责国民服役的官员（National Service Officer）A. C.
Loggin认为公众人士对官员的指责有欠公平，Loggin指出他们特意安排在4月21日到中正中学为学生做国民服役登记手续，当时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已经完成登记工作。他们为中正学生提供这项特别服务是因为校方说有1002名学生需要登记，设在Beach
Road的国民服役登记局有四里路，不太方便。可是到了学校，校方却说学生不了解国民服役是什么回事，令他大感意外。经过一番解释后，到头来有118名学生登记，4名在场的学生选择不登记（其他学生故意不上学）。在两天的登记工作上，校方和官员的关系融洽，彼此以礼相待。
是理解还是误解？
在英文报读者的评论中，有好些措辞严厉，质疑华校生对新加坡的忠诚，在那个日战结束不久的年代，他们忽略了华人响应总督珊顿·汤姆斯（Shenton
Thomas）的要求，成立自卫队，以每发一枚子弹就必须装另一颗子弹的鸟枪来抗战。新加坡沦陷后，日军向华人报复，展开肃清行动，杀害了至少五万名华人，华人为新加坡守卫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后来他们也跟英军联手，跟日军打了多场游击战。这些华人多数是保留本身的语言和文化的华校生。
很显然的，在这中西文化与思维方式无法和谐交汇的大环境下，学校与教育是政治较量的舞台。《1950年教育报告书》已经特别提出新中国成立后对本地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在政治因素的考量下，有必要将各源流学校整合起来，最适合新加坡的是英文学校，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则以第二语文的方式来传授。殖民地政府也承认，英文教育并不是抗衡共产主义可靠的疫苗，但跟现行的民族语言学校的课程和教科书相比，英校教育会使得殖民地政权更加安全。
（五一三事件一年后，华校生支持1955年的福利工潮。殖民地政府认为是马共在背后指使的。图片来源：CNA）
（中正中学：维护民族教育，五一三的后续。NAS 1956）
（华侨中学：维护民族教育，五一三的后续。NAS 1956）
五一三事件之后，英殖民地政府认为可以趁机推行国民型教育，顾德表示政府愿意支助华校的办校经费，但华校的教育政策与管理制度必须进行大改革，采用英校的监控模式。华社领袖和学生认为英政府的目的是干涉华校，管制学生，将华校英化，因此否决了这个提议，还掀起了一股维护华文教育的热潮。1954年9月21日尼皓总督在立法议会发言，他表示对有人指责政府采取反华人的政策感到痛心，实际上政府无意同化华校和把它纳入殖民地的教育体系。
1956年发表的《新加坡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中学联）白皮书》，英政府进一步指责五一三事件是一个狭隘自私的议题，多数适龄青年已经完成了国民服役登记，只有一小撮华校中学生在那里喋喋不休，将几宗小小的轻伤事故夸大成流血事件，煽动性地攻击国民服役和殖民主义，那正是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政策目标。
（1956年，英政府进一步指责五一三事件是一个狭隘自私的议题，再度引起华校学生抗议，维护民族教育。NAS 1956）
（镇暴警察挥动警棍殴打抗议的学生。NAS 1956）
对于可能在亚洲扩大的共产主义势力，英美等国都寝食难安，将“反共联防”的概念带到东南亚，1954年底成立了“东南亚公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sation, SEATO），类似北大西洋公约（NATO），但SEATO的成员国却来自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法国、巴基斯坦；只有两个东南亚国家：泰国和菲律宾。美国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公开阐明这个统一阵线是为了防止中国对东南亚展开可能攻击的计划。至于一个以华人移民占多数的新加坡，可能成为一个里应外合的特洛伊木马。
当时新马三大族群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经济活动，只有受英文教育的各族“精英分子”在读书时有共同的语言和课本，他们可以参加剑桥考试（1939年起）、报读莱佛士书院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与国大的前身），或到英国去深造。对华校生而言，五一三时代是中国南来的移民首先必须解决的新马归宿的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紧张的政治气候却把华校生的亲中国与亲共产党挂上等号，否定他们反殖民主义的出发点。青年被放逐回中国，被扣留，甚至被逼转入地下。在这种华文教育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造就了一群早熟的华校生，他们对何谓祖国的本土意识的探索却被比较极端的英校生所误解，这种创伤是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英校精英所难以理解的。
当时新马三大族群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经济活动，只有受英文教育的各族“精英分子”在读书时有共同的语言和课本，他们可以参加剑桥考试（1939年起）、报读莱佛士书院和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与国大的前身），或到英国去深造。对华校生而言，五一三时代是中国南来的移民首先必须解决的新马归宿的问题，但是那个年代紧张的政治气候却把华校生的亲中国与亲共产党挂上等号，否定他们反殖民主义的出发点。青年被放逐回中国，被扣留，甚至被逼转入地下。在这种华文教育处于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造就了一群早熟的华校生，他们对何谓祖国的本土意识的探索却被比较极端的英校生所误解，这种创伤是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英校精英所难以理解的。
（画家蔡名智的《马来亚史诗》（1955）：在华文教育维艰的环境下，造就了一群早熟的华校生，他们对何谓祖国的本土意识进行探索，但却被解读为沙文主义与共产主义，这种创伤是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英校精英所难以理解的）
| 吴元华在“论新加坡华语文的政治价值”（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中分析：
政府一方面声称要教育马来亚化，另一方面却否定当地华族语文的价值，这种不符合常理的政策令华社感到愤慨。1954年9月20日 《南洋商报》的评论说，“论星马两邦华人，在历史上为本邦最早期的自由移民者；论功劳上为本邦最先进的拓荒创业者；论教育上为本邦最进步的兼修两国语文者。然而，华文教育在政府的教育体系上，不但没有占有合理的建制地位，而且备尝当局非民主的深刻猜忌。” 它接着说：“今日之华文教育所遭遇的艰难，尤甚于战前时期。而今日乃是星马两邦政府高唱自治的、高唱独立的时代。我们华人固愿效忠于星马两邦，而以此地为永久的第一家乡，然而，星马两邦政府却在法律上只认我们为外籍人，更自然地只认华文教育为外国语文教育了，甚至认为它‘分离马来亚社会精神及意识’。……今日统治马来亚者——英人，何必对华人文教加以任意而为呢？” 人民协会在一册纪念特刊里回忆当时新加坡的社会背景时说，在五十年代里，英语群和华语群存在着一条鸿沟。受华文教育者几乎无望晋身民事服务机关或在任何大商行任职。他们多数从事劳力工作，少数幸运者在华人银行、商行和服务行业找到工作。“殖民地政府漠视他们的存在，所有商业与行政都采用英文，只有那些要华人遵守的法律条文才翻译成华文。讲华语者一辈子怨恨，对讲英语者感到不满 ，动辙骂他们是‘走狗’。” 在华文教育受到刻意的歧视的情况下，争取华文教育的合理地位演变为剧烈的政治斗争。华校生反殖民地的情绪，除了受左派思想影响之外，也是对身为被压迫者的一种反抗与发泄。 |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英文至上的政策到如今并没有改变，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而声援华文教育之士也选择以和谐的姿态来面对。纵使如此，还是被现政府“误解”，并通过外交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表示有些华社中人利用跟总理李显龙先生对话的“国是论坛”向政府施压。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
对担任学生的辩护律师的李光耀来说，五一三事件是他迈入华人圈子的桥梁。李光耀在他的《李光耀回忆录》“第十四章：华校生的世界”中坦承他利用这些华校生来满足他们这群英校生的政治野心：
“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功。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跟英校生和马来人建立联系，这些人既没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力量跟华校生一较高低，更别说抗拒受华文教育的共产分子了。”
（华校生掀起的反殖民地运动为政治家提供了走入政坛的机会。前排左一至左三：李光耀，林清祥，方水双。后排右一：马绍尔。图片来源：CNA）
关于五一三的后续，李光耀说道：
“在1954年的一天晚上五个华校生一起到我家里来。一个个子小，留平头，门牙缺了一颗的小伙子担任他们的翻译兼发言人，他叫孙罗文（Soon Loh Boon，1956-64年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2010年去世，享年76岁）；另一个叫史立华的男孩儿，英语也说得不错。此外是三个梳辫子的华族小姑娘。男孩儿穿短裤，女孩儿穿裙子，都是校服。他们要求我请英国女皇的律师布里特（D.N.
Pritt）替七个同学上诉，这些同学被法庭判了罪，罪名是警方下令学生解散时他们阻挠执法。案子审理后罪名成立，他们被判三个月徒刑。上诉案将在10月开审。
（1955年，孙罗文以中学联主席的身份出席第二届泛马学生联合会常年代表大会。
图片来源：《情系五一三》）
…华校生跟英校生截然不同。他们生气勃勃，善于筹款。我代表他们找布里特时，告诉布里特他们能动员中华总商会的商人出钱。布里特建议收费三万元。我转告学生，他们眼睛眨也没眨。布里特是在10月7日飞来新加坡，处理五天后开审的上诉案，早在这之前，他们便把钱送到我家来。
…布里特…根据自己多年来表达激烈感情的经验，尽量替学生讲话，并进行宣传，以损害政府。他到达后第二天，学生在羽毛球馆开茶会欢迎他。布里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讲。东道主发表了多个华语演讲，却没有人翻译给他听。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这是个机会，幕后的领袖可以利用合情合理的事件进行动员，支持学生，鼓起他们的热情，为群众运动进一步打下基础。
整个过程给布里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十二年后出版的自传里，他还记得，当时有五千名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会场里，人人手上都有一盒蛋糕、包点、花生和香蕉，过后花生壳和香蕉皮都放回纸盒，由招待员拿走。这样，在学生们离开会场坐巴士回家时，场内依然干干净净。这显示出卓越的组织和后勤能力。这一切都是按照15岁左右的男孩儿和女孩儿通过扬声器发出的简单利落的命令进行的。这样的表现，任何军队的参谋看了都会高兴，我和布里特一样，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是我参加的第一个这类会议，后来还参加了多次，我从没见过英校生也有这样的表现。英校生说话没信心，缺乏自信，他们使用非母语时心理上有障碍。
…10月12日，大批学生在最高法院外面的大草场集中。根据《新加坡虎报》报道，布里特到达时，他们爆发出“一阵暴风雨似的掌声”。英国籍法官奈特问道：“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上诉案，怎么排上了三天？”布里特说，这件事应该由他负责，因为按照他估计，案件不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审完。接着他认真地说明了上诉的理由，接连两天摆出了勇敢的姿态。换成我的话，要拖到超过一个上午也难以做到，而且效果会很差。第二天双方陈词结束后，法官维持原判。但是他说，如果年轻的学生签下保证书，保证18个月内行为良好，他会撤销监禁刑期。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枢密院在1955年2月15日审理并驳回上诉。案子审结了，但是我对华校生的世界的认识却刚刚开始。这是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有那么多活跃分子，个个生龙活虎；有那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不自私，准备为更美好的社会牺牲自己的一切。看来他们完全献身于革命事业，下定决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个平等和公正的新世界。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华校生的理想主义和对自由独立的渴望使他们投身于反殖运动，造就了人民行动党和日后的新加坡。李光耀充分利用他们的热忱，结识了代表工会和华文教育人士的年轻领袖林清祥，将华校和英校的精英，包括左翼份子结合起来。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
（李光耀与林清祥初相识，在典型的英校生和典型的华校生间只能有一个胜利者。c.1954）
隔年，在林德宪法下的立法议会选举，人民行动党的政纲就包括了废除国民服役法令，申明只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才有权征召公民去承担军事责任。李光耀和林清祥都在人民行动党旗帜下当选，标志着反殖运动出现一个崭新有力的政治联盟。
从1959年自治邦选举以来，人民行动党掌管了新加坡超过半个世纪。至于英国殖民地政府无法实行的全国性国民型教育，由后来的政府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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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自治邦选举，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1959年6月5日，李光耀宣誓任职。后来画家赖桂芳以油画绘制了当时的场面，1992年公诸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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