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厝港尽头的启信屋（Cashin House, The Pier）

这些年来本地蕉风椰雨的景观不复见，只能凭空想象，倒是出现林林总总的树木花草，青翠河道成为国人休闲的好去处。湿地与自然生态公园面积增加了，飞禽水獭移民本地安居，让我们限度回归与大自然共处的日子。

这是个时代“轮回”，从前旅行家笔下的新加坡就是大自然，那时候的市区集中在南部，其他都是未开发之地或种植园丘。随着毒蛇猛兽盘踞地被人类占领，虎踪于上世纪30年代绝迹。如今全岛是一座城，国家公园局（NParks）肩负重新绿化，打造自然中的城市的任务。

旅行家笔下的新加坡19世纪。

2024年3月初，我着手组织包括林厝港前居民在内的“PMS启信团”，联络NParks到启信屋（Cashin House）参观。PMS指的是Pioneer（建国一代），Merdeka（立国一代）和Senior（老人乘车证的前进一代），这是新加坡将各年龄层老人家分类的专属名词。

4月26日，一行人回到曾经熟悉的林厝港尽头，探访建在海上的启信屋，端的是旧欢如梦。

一行人回到曾经熟悉的林厝港尽头，探访建在海上的启信屋。

 

启信屋旁的滩涂自然公园

NParks职员Florence Sim心地善良，特别为我们安排两个小时的启信屋和滩涂自然公园之旅，还嘘寒问暖，需要车子载送吗等等，由同事Johnathan Tan为我们导览，让大家上了一堂自然生态课。

NParks职员Florence Sim（右一）和Johnathan Tan（左一）。

近年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候鸟避冬时往南越飞越远。其中一条名为“东亚---澳大利亚”飞行路线（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往返西伯利亚（Siberia）、澳洲和新西兰，全程一万多公里。阳春三月北半球天气回暖，候鸟沿着相同路线飞回北方进行交配。

一来一往中，新加坡成为候鸟的停泊站，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Sungei Buloh Wetland Reserve）和万礼红树林（Mandai mangrove forest）都是候鸟喜欢停留的地点。随着林厝港自然公园成型，与双溪布洛湿地和万礼红树林形成动植物繁衍的延伸空间。

林厝港自然公园（Lim Chu Kang Nature Park）、双溪布洛（SBWR）和万礼红树林（Mandai Mangrove）地形图。

沿海森林保护海滩免遭腐蚀。滩涂的红树林生长在潮间带，为小鱼提供保护网，长大后游往大海。红树植物为了在咸水中生存，从叶子排出盐分或由根部过滤盐分。泥滩在退潮时露出水面，虽然看起来光秃秃，但淤泥为候鸟和其他小动物提供丰富养素。

我们在启信屋看到燕子筑巢，NParks职员表示这里也出现新的物种如“银脸蜘蛛”（argiope mangal）和新品种的泥龙虾（mud lobster），未来生态值得期待。

沿海红树林。

 

启信与林厝港

说到启信，让我们先认识启信家族成员：

第一代：老启信于1819年从爱尔兰来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开枝散叶。

第二代：约瑟·启信（Joseph William Cashin）是J P Joaquim律师楼的书记，投资鸦片和地产致富，成为第一位来自欧洲的百万富翁。

第三代：亚历山大·启信（Alexandra Cashin），林厝港和榜鹅都有他的产业。

第四代：霍华德·启信（Howard Edmund Cashin），律师。

1855年的林厝港是个甘蜜种植园。20世纪初，林厝港的甘蜜园消失，红树林和橡胶园遍布乡野，属于纳马兹（Namazie）和启信的产业。

1906年亚历山大·启信在林厝港尽头兴建码头，橡胶园的收成通过海路运到格兰芝河。1921年，他在原来的码头尽头兴建度假屋（启信屋），地图标志 “码头”（The Pier）。

1914年度假屋还没出现，亚历山大委任梁宙扩展橡胶园，并赠送梁宙土地来建立南和村与通和村，村名就是梁宙的杂货店的名字。1937年林厝港已是个约5000居民的“大港”。

21世纪初，林厝港的居民清空。

林厝港路通和村，1984年。图源：互联网。

 

重建启信屋

如今所看到的启信屋不是从前的启信屋，而是拆除后95%还原的仿造品。从前....回不去了。

这是一栋典型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希腊式圆柱、洋灰栏杆、石膏图案等，融入本地马来文化元素，例如高架木结构、高屋顶通风设施。屋里屋外均可观赏柔佛海峡全景。

启信屋拆除前与重建后对比。

话说2009年霍华德·启信去世，屋子由土地局回收，空置多年后交到NParks手上。由于老屋子年事已高，码头地基受到腐蚀，因此花四年时间重建，2023年8月完工。

NParks依据启信屋建筑图和建筑材料重新建造，工程包括拆除原有结构、挖掘泥滩来建新地基，以及加固建筑结构。屋子的瓦片、铸门、水磨石地砖和窗口等都用回原来的建材，一些破损的屋瓦则找回印度小镇的原产商（The Commonwealth Trust (India) Ltd）制造。

一些破损的屋瓦则找回印度小镇的原产商（The Commonwealth Trust (India) Ltd）制造。

霍华德的华族妻子莉莉（Lily Cashin）旧地重游后深感满意，捐赠门口的灯罩和一些旧家具来点缀，为码头小屋增添昔日情怀。

霍华德的华族妻子莉莉（Lily Cashin）捐赠的门口灯罩。

 

启信屋门口。

亚历山大·启信的榜鹅豪宅

从前加东和巴西班让有不少类似的海面度假屋，不过都已消失。 亚历山大在林厝港建码头之前，于1902年在榜鹅兴建明德楼（Matilda House）送给妻子，屋子以亚历山大的母亲Josephine Matilda Cashin 命名。日后屋子的拥有权传给霍华德，1953年霍华德从英国修读法律归来，和妻儿住在这里，1960年代转让给他的兄弟。

1985年政府收购榜鹅地段发展新镇，市区重建局（URA）将明德楼列为受保留建筑，如今这栋老屋已成为私人公寓“A Treasure Trove”的一部分。

 

霍华德与大巴窑杀童案

上世纪70年代大巴窑杀童案，代表第一被告林宝龙的律师就是码头末代主人霍华德。霍华德为杀童案的主犯辩护，竟然受了些无妄之灾。

霍华德代表第一被告并非自愿，而是由政府委任，打这场官司的每天百余元津贴也是由政府支付的。当时一些社会人士以为霍华德由被告重金聘请，霍华德的办公室和住家都接到愤怒的恐吓电话。经过多日审判，三名被告全被判处死刑。

关于这起杀童案，林宝龙连同妻子和情妇将两名儿童诱拐上门，以孩子的血液祭神，再将他们杀害。新闻见报后，孩童失踪的谣言满天飞，有人说见到孩童的头颅吊在桥头等，警方必须忙着辟谣。

 

二战之后

1942年2月8日，日军第五师从柔佛乘坐橡皮筏渡海，在新加坡西北部海岸线登陆，启信屋是登陆点之一。日军与防守的澳军第22步兵旅进行一夜激战，约 360 名澳军阵亡。

启信屋是日军登陆点之一。

克兰芝和林厝港沦陷后，日军在启信屋的花园建立一座神社，供奉登陆战阵亡的日军。

1949年，霍华德将老屋修复，将神社的石墩用来铺路。霍华德表示当时找人拆除神社相当困难，毕竟大家对神社、日军和亡灵多少有些畏惧。

1960年代，启信将老屋扩建成现在的规模后与妻子入住，直到2009年去世。

从柔佛海峡对岸的Sungei Kanpon Temon 看过来林厝港的启信屋（右边白色建筑）。

 

启信街

小坡百胜楼旁有条启信街（Cashin Street），根据黄友平的《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启信街以第二代约瑟·启信命名。

上世纪70年代，学生书店、大众（冷气）书局大众（冷气）书局和路边摊都在启信街上。星期六学校统一测验过后，有时候我会到大众书局逛逛，再回去学校乒乓室挥霍青春。当时的大众书局有许多穿着校服的学生，静静地盘膝坐在地上看免费书，书局职员没有干涉。

大众书局已于2024年元旦由香港财团接管。

启信街（Cashin Street），1970年代初。两名女子准备越过桥北路。图源：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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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广告业为城市争光

路名纪念四女性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4年6月3日

新加坡以女性姓名命名的街道并不多，有“皇亲国戚”的洋女士，或陪同夫婿到来新加坡任职的殖民地高官夫人。也有“妻凭夫贵”的大地主夫人。这里要写被殖民地政府将街道以她们名字来命名的四位女性。

东海岸路上段的惹兰哈芝扎（Jalan Hajijah），是以马来女园主、地主兼慈善家哈芝扎命名。她拥有的土地建有30多户的甘榜。甘榜哈芝扎是在1821年左右开发。她常常帮助这里的居民，斥兴资建回教堂，也捐钱修复附近的甘榜实乞纳回教堂。1980年代，这滨海的马来甘榜，因填海工程而消失，只留下惹兰哈芝扎作为历史的印记。

哈芝扎生前行善无数，捐钱给百年历史的甘榜实乞纳回教堂（Masjid Kampung Siglap），是实乞纳最古老建筑之一。哈芝扎葬在附近叫八条石（Batu Lapan）的地方，现已迁葬。

武吉知马区的布勒克摩通道（Blackmore Avenue），是纪念一位女教育家贝苏菲（也作苏菲雅布勒克摩，Sophia Blackmore 1857-1945）。她以促进女子教育为使命。1887年，她从澳大利亚来新加坡，不到一个月就着手开办一所为淡米尔女孩所设的学校。该校后来易名卫理公会女校（Methodist Girls’ School）。接着她又积极筹办另一所女校。1888年，只有八个女孩报读的直落亚逸女校（Telok Ayer Chinese Girls’ School）开课。24年后的1912年，这所学校搬迁到尼路（Neil Road），成为花菲卫理学校（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

为了让女子受教育，贝苏菲不辞劳苦，常常挨家挨户，上门求见家长，苦口婆心，劝说父母把女儿送进学校读书。

贝苏菲结识富豪陈恭锡，答应当他二女儿陈德娘（1877-1978）的英文老师，她也是林义顺子女的英文老师。她在新加坡工作长达41年，在1928年71岁退休，退休后还重访新加坡多次。

加东依洛路（Elliot Road）是以1939-1950年时任圣安德烈儿童医院院长的Dr. Patricia Ruth Elliot（?-1950）命名。她设立骨科系，以6万9000叻元建手术室、X光室，和加建两间容纳60个病人的病房。她在新加坡服务23年后退休，猝逝伦敦。

后港达斯华巷（Da Silva Lane）, 是以住在该处Dr Bertha Da Silva（1878-1949）命名。她是欧亚籍人，娘家姓Reutens，这位女医生的生平不详。

《重温南洋文摘》之“新马的那些春秋史”

1924年，大众书局起源于正兴公司，经营故事书和图片。大众书局99年，跨入一个世纪前夕，由香港投资公司倍哲资本（ZQ Capital）收购，2024年1月1日正式接管。昔日华校生心深处，多少保留一些大众的空间。接下来的两三代人，或许更多记忆停留在10 year series辅助作业本。

大众书局辉煌期，书城三楼还有间“大众书局咖啡店”。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在念小学，我们击掌为盟，每年国庆日上午必定穿上红色上衣，来到大众消磨时光，品尝咖喱鸡、咖啡与书香，可谓百味杂陈。三楼的大众归还给业者，我一家子国庆日“百味纲目”的时代跟着终结。

周星衢基金成立20年，随着大众书局易手而拉下帷幕。

临别在即，2023年12月2日，周星衢基金主办《重温南洋文摘》发布会兼告别茶会，让大众向大众告别。告别式不应该是伤感的，而是为未来重提往事酿制更多温馨的话题。160名公众人士在国家图书馆16楼书香茶聚，四名作者张曦娜，李国樑，李金生，温昌进行汇报。以下是我的汇报。

左起：李金生，李国樑，张曦娜，郭振羽，温昌

现场一角

 

《南洋文摘》创刊

1960年《南洋文摘》创刊的时候，新加坡迈入自治半年，正在探索通过新马合并来获得独立的可能性，人民当家自主，对周边的马来亚、婆罗洲、南洋古今产生兴趣，可说是不言而喻。

以我的父亲作为例子，他从中国南来，母语是广东话。生活了十年后遇到新加坡自治，对于未来充满激情，学得一口流利的第二语文马来话。他有一本粤语发音的马来字典，一satu是杀都，二dua 是都牙，十sepuluh是杀布佬，卖布的都被杀了 。他也上夜校学习比较标准的马来话，跟马来人、印度邻居cakap melayu（讲马来话）。有他在旁，我在马来半岛通行无阻。

另一方面，南洋华人有家归不得的心情何等沉重。为了下一代的未来，必须收拾心情，从华侨过度到新加坡华人，在异域落地生根。充满矛盾的情怀，催生了《南洋文摘》。

多年以后，昔日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已经出现老态，趁着中国开放，有些带着一家大小回乡寻根，发现家乡再也不是记忆中的家乡，终于沉淀心情，成为新加坡人。这是过早结束的《南洋文摘》所看不到的新时代，新气息。

 

《南洋文摘》停刊

1973年底《南洋文摘》停刊的时候，新加坡已经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工业化经济引擎步入轨道，国际市场是Made in Singapore产品的绿洲，不幸的却受到全球性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货膨胀的情形，就好像现在的GST 起1%，万物涨价10%那样，纸张价格也涨得不清不楚。读者缩紧腰带不买书，《南洋文摘》滞销，只好壮士断腕，忍痛停刊。

政治上新马经历过离合，政治以外，新马人民一家亲的情怀始终不变。马来西亚人越过长堤，参与新加坡工业化建设，成为新加坡公民。那时候，民族主义情绪已消退，不论你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都没有融合的问题。马来话是共同语言，牛车水的印度人还会讲广东话呢！

今天的新时代移民社会变得不一样，种族、语言、语音、游神、煮咖喱、当水滴落下的声音，都成为融合或不融合的新闻面。所谓不打不相识，很多时候，融合是从对立开始的。

 

新马那些春秋史—我的“痛苦挣扎”

周星衢基金曹蓉吩咐我做“新马春秋史”版块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痛苦挣扎”。前辈高人何其多，我活到半百才出家，她说要的就是我有时带点叛逆，有时用第三双眼睛看世界的性格。我受过十年华校教育，之后都是在英文环境中度过，或许中英思维的交叉点可以相互借鉴。

周星衢基金董事曹蓉（左二）

《南洋文摘》的春秋史相关栏目包括史话、专载、考证。回想年初翻阅《南洋文摘》那700多篇，超过百万字的相关原始资料，茶饭不思、高枕难眠的紧张日子仍然历历在目，最大的成就应该是练成一双金睛火眼。

至于东西方思维，通常我们会以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来做标签。东方思维确实凸显集体主义、整体和谐与稳定性；至于西方思维的个人主义标签，我反而觉得更接近于独立自主精神，从而开拓新机遇和创新的可能性，敢于在还没有法律规范的灰色地带寻求突破。《南洋文摘》收录了一些西方思维的翻译文章，读者可以感受两者的差异。

我尝试将新马春秋史归纳成3大部分和9个小章节，3大部分包括建立马来亚意识时期、殖民地时期与华人、二战与新马独立。我觉得读者应该享受阅读和探索的乐趣，因此只补充一些近期资讯，同时推荐《南洋文摘》的一些精华，对不同时代新加坡社会整体趋势多些了解与对证。

《重温南洋文摘》

 

文化熔炉与马来亚文化

马来亚文化和大熔炉是建国年代的热门课题。

马来亚文化离不开马来亚意识的形成。今天新马两地百姓，或许更感兴趣的是肉骨茶是谁先发明的，最早出现的是黑色福建式、还是褐色潮州式，谁的椰浆饭比较好吃，谁的煮炒比较有锅气，谁的米其林星星比较多。

关于早期马来亚历史，许云樵的贡献有目共睹，《南洋文摘》收录许云樵多篇文章，我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也收录了他的文字。

1960年，许云樵每个星期三风雨不改，在加利谷山的广播电台主讲15分钟《马来亚丛谈》，讲稿收录在青年书局出版的丛书中。引述他的感言: “聪明人是不干的，他该在中国讲南洋，在南洋讲欧美，在欧美讲东方，才能吃香，才有人要听。现在我在马来亚来谈马来亚，要谈人人能谈，任凭你研究多少年，都是不堪胜任的。”

《南洋文摘》1960年第二期翻译拉惹勒南的《马来亚文化的探讨》，无独有偶，他也说不好谈。让我们感觉一下拉惹勒南这位东方人的西方思维。

从前大移民时代，马来人来自马来群岛，米南加保、亚齐、爪哇、巴韦安、武吉斯、巴达、峇厘、望加锡（Makassar）等，1926年友诺士（Eunos）倡导成立“马来人联盟”，从此本地马来语系的居民统称马来人。印度人来自南亚、納德邦（Tamil Nadu）、北印度等, 又有齐智人、朱烈人（Chulia）、 帕西人（Pasei）、吉宁人（Kling）、 孟加里人（Bengali）、旁遮普人（Punjab）等，华人来自广东省、福建省、上海、江苏，以及少数中国其他地区。

那时候各有各的集居地，种族问题并不明显，但不表示马来亚文化并不存在，而是殖民地居民的民族意识并不极端，让马来亚文化能够自然交融，植根民间，形成各族百多年来一方面保留自己特色，另一方面共生的基础。随着二战以后的演变，民族主义抬头，最后由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决定文化形式。

那么，建国时期塑造单一民族，打造熔炉式的共同文化，可否强化国民凝聚力？什么是共同文化？熔炉政策是否可以塑造共同文化？或许当时最值得参考的熔炉模式就是美国。

拉惹勒南举出言简意赅的例子：“假如你是华人，进华校肄业，学习成为华人，你们不是生下来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你是生下来被教养成为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譬喻，一位马来人在华人家庭长大，教以中华文化传统，不论他是什么种族，他的思想和行为都会好像华人一样。”

可见60年前，大家都在摸索文化大熔炉的可能性。多年以后，或许我们在共同语言、Singlish、国民歌曲、美食、舍弃方言和某些文化养分等方面取得共识，另一方面我们接受多元化是我们的整体优势。

放眼未来，熔炉概念和共同文化是否让世界更美好？共同文化与多元性是否能够同时平等存在？其中还存在着许多探索的空间。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做的事

《南洋文摘》也加强我的某些信念。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可做的事，该做的事，做了就没有遗憾了。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大众书局陪伴几代人成长，2024年元旦由香港财团接手，周星衢基金运作20个年头后拉下帷幕，相信将在许多国人心里留下深刻的思念，或许这就是《南洋文摘》的当代演绎。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陈金钟路的疑问

作者：何乃强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4年5月20日

英文版网页Singapore Grandfathers’ Roads: Legacies of Our Pioneers（新加坡先驱人物命名之街道：先驱的遗产）指出，中峇鲁金钟街（Kim Cheng Street）是以新加坡先贤陈笃生的长子、社区领袖、东南亚富豪陈金钟（1829-1892）命名。而在武吉知马区花拉路转入，也有一条陈金钟路（Tan Kim Cheng Road）也是纪念陈金钟的。该网页还强调，新加坡有两条不同的街道，以一个人名字命名，陈金钟是少有享有如此殊荣的的先贤！

但是，有很多文史研究学者对此持有怀疑的态度，陈金钟路是否以他命名？还是另有其人？新加坡的道路从英国殖民地时代开始，使用英文，而新加坡的华人名字，要经过英文拼音后，才算法定。如果反过来将英文拼音名字翻译中文，会冒出不同的中文名字，这不免引起混乱。故此有人认为网页所指Tan Kim Cheng（一称Kim Ching）未必是陈金钟。也许是另有同音名字的人。这样的说法合情合理。

根据《新加坡地名探索》作者黄友平引述学者林志强的资料，在1928年12月，《海峡时报》曾刊登一则广告，一位名叫Tan Kim Cheng（相信是潮州人陈锦清），以“陈锦清公司”合伙人经理的名义，声明他与另一家代理商没有关系。该公司是经营进出口贸易与藤器生意。签发地址是武吉知马路535A号Tan Villa，距今日的陈金钟路不远处。

Kim Cheng是很多人常用的名字，中文翻译可能是金钟、金清、镜清、锦清，金庆，剑青等等，令研究员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是学者研究的“陷阱”，易把冯京作马凉。例如金殿路（Kim Tian Road），究竟用的是航运业巨子陈金殿（Tan Kim Tian 1832-1882），还是福建同安富商、驳船业巨子林金殿（1879-1944）的名字？陈金殿比林金殿年长，相差近半世纪（47年），金殿路始见于1936年，那时林金殿仍在世。

黄友平亦引述1955年英文《自由报》所刊，金钟街（Kim Cheng Street）是以经营船运业黄金钟（-1950）命名，他是印度尼西亚望加丽甲必丹黄良檀（Wee Leong Tan，1835-1913）的儿子。此街在1941年正式命名，不知当年政府会否以街路名来纪念仍在世的黄金钟？可见研究新加坡历史人物的高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