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1, 2020

黄埔河畔:跌宕起伏世间事

原文刊登于《源》2020年第三期,总期145,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

“依山”傍水而居的黄埔居民


黄埔河与加冷河衔接,流入滨海蓄水池,河的两岸风光旖旎,早已摆脱清河前污水沟的影子。莱佛士还未登陆前,河流是海人居住的地方。19世纪的道路不像现在那么四通八达,河流乃主要的运输途径。如今圣乔治(St. George),麦奈雅(McNair),文庆与黄埔的组屋建在水道旁,居民成为现代依山傍水一族。这里四面平坦,哪儿来的山呢?19世纪的地图上,黄埔河畔有座小山丘Contention Hill,山下就是老人家口中的甘榜万里和万里港了。

(南生花园与明丽园于上世纪70年代发展为文庆路组屋。)

黄埔的词源跟中国广东省番禺区的黄埔村有些关联,黄埔村为出洋古港的所在地,频繁的对外贸易让村民嗅到宏观视野的气息。19世纪的芒加脚(文庆组屋区)有一座占地宽广的南生花园,主人胡亚基外号黄埔先生,出生地正是广东黄埔村。他随着父亲到新加坡经商,同时期出任中国,俄罗斯与日本驻新加坡领事。胡亚基去世后,南生花园由另一名大财主佘连城收购,易名明丽园(Bendemeer House),悠悠黄埔河见证了富豪角力的时代兴衰。

(广州番禺区的黄埔古村是胡亚基的出生地。)

(黄埔河的景色跟胡亚基的出生地黄埔古村神似。)

黄埔河畔的“圣人”


黄埔河畔的人物色彩浓厚,除了黄埔先生外,还有殖民地政府以“圣人”命名的街道与住宅区,这四位基督教的主保圣人(Patron Saint)包括圣乔治(St. George),圣迈克(St. Michael),圣法兰西士(St. Francis),圣威菲立(St. Wilfred)。殖民地政府赐封胡亚基为圣迈克与圣乔治之友(C.M.G.),性质就像新加坡独立后颁发的国庆日荣誉勋章,可见胡亚基这位“圣人”深受尊重。

(圣乔治路口百年老建筑,后面是圣乔治组屋区。)

圣乔治是古罗马的骑兵军官,因对基督教忠诚而违背罗马皇帝的旨意,宁死不屈。

圣乔治的生平充满传奇性,中世纪的《金色传说》(The Golden Legend)写道,有一条恶龙堵住人们赖以生存的泉水的出口,百姓只好每天供奉一头羊来讨好它。羊群被吃光后,恶龙索取少女来进食。百姓通过抽签来进贡少女,某一天刚好轮到当地的公主,就在千钧一发之际,路过此处的圣乔治英勇屠龙。恶龙的血液流到地上,形成红色的十字。

(圣乔治屠龙,Saint George and the dragon, detail from an Italian fresco. Photograph: De Agostini/Getty Images.)

圣乔治在土耳其出生,一生没到过英国,更别说古代新加坡了。他除了成为英国的国家标志外,也是黄埔河畔的地标。原来圣乔治跟英格兰沾边源自十字军东征,相传英格兰“狮心王”查理一世行军到圣乔治屠龙的地方,遇上一场恶战,狮心王祈求圣乔治的庇佑,最终获得胜利。此后,圣乔治身穿盔甲,骑马屠龙的武士图案传遍英国。

圣迈克则是《旧约圣经》中有超能力的大天使,这位天军的首领,在战争中驱逐了魔鬼撒旦和追随者,并将在末世时将撒旦毁灭。圣法兰西士是守护动物与自然界的主保圣人,圣威菲立则是英国主教,也是多所教堂与学校的主保圣人。

多元种族宗教的蒙士顿巷


蒙士顿巷(Moonstone Lane)原为Kampung Marican,俗称万里港的马来甘榜,有少数华人、印度人和欧亚族人住在村子里。Marican 的原意为爪夷峇峇娘惹(Jawi Peranakan),属于印度人与马来土著通婚的后裔。

(印度同胞创建的华人福德祠坐落在蒙士顿巷的尽头。)

蒙士顿巷的福德祠 (万里港)沈春发庙被高楼大厦包围着,亮眼之处是创建人乃本地的印藉同胞峇朱成(Bachu Singh)。根据庙祝的说法,信奉兴都教的峇朱成于二战前在万里港居住,在附近的波东巴西生产麻油。峇朱成有意买下万里港,可惜无法如愿,有人建议他求村里的大伯公保佑,拜了之后果然灵验,于是建庙答谢神恩。福德祠于1957年落成时设备简陋,日后陆续翻新,如今每逢大伯公诞和中元节,附近商家依然落力添香油,支持小庙的运作。

(峇朱成(Bachu Singh)创建福德祠 (万里港)沈春发庙。)

顺便一提,林厝港Bollywood Veggies农场的创建人Ivy Singh-Lim就是峇朱成的女儿,Ivy 表示 取名“Bollywood”(宝莱坞)就是为了反映半印度,半华人的血统。峇朱成的的华裔妻子信奉基督教,每逢华人节日履行道教仪式,孩子们都送往教会学校读书。可见他们家族思想开放,兼容并蓄。

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 新中国汽水公司


新加坡曾经是主要的汽水生产地,花莎尼、杨协成、绿宝、发达、百事可乐、可口可乐等都是家喻户晓的品牌。新中国汽水公司是早期的主要产商之一,两层楼主体建筑散发着装饰艺术风格,环保设计让更多阳光照入工厂,在新加坡的发电厂生产过剩,政府鼓励人们多用电的年代背道而驰,节省不少能源。这座实龙岗路的老地标将跟兴建中的公寓融为一体,保留国家的汽水历史。

(蒙哥马利桥头的新中国汽水公司老建筑,将跟兴建中的公寓融为一体,保留新加坡的汽水生产史。)

新中国汽水公司于1929年投入生产,日据时期被令继续运作,受管制的白糖由军政府供应。1950年代公司扩展,从惹兰勿刹的店屋搬迁至此,生产瓶装汽水鲜拿果(Sinalco)和吉家宝(Kickapoo)。鲜拿果乃德国配方,由橙、柠檬、黑莓、覆盆子、草莓、黄梨等水果调制;吉家宝则是混合葡萄柚、柑橘、酸甘的美国配方。

新加坡自治时期,鲜拿果在新马的年销售量超过1,000万瓶。上世纪70年代,本地的汽水业受到石油危机的打击,生产与运输成本上涨下元气大伤;80年代卫生部教育国人少喝碳酸饮料,造成产品滞销,90年代停止生产。原建筑丢空十多年后终于寻获新生。

创建精神病院的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桥(Montgomerie Bridge)横跨加冷河,桥头就是新中国汽水公司的落脚处了。

蒙哥马利(William Montgomerie)是一名苏格兰军医,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他在新加坡开埠期间,专门为上流社会如莱佛士和驻扎官等人看病。第一任驻扎官法夸尔曾经表态,认为蒙哥马利太年轻,对他的医术缺乏信心,于是以万一自己发生什么冬瓜豆腐,蒙哥马利必须接手管治新加坡为由,要求东印度公司撤换人选。事实证明法夸尔的顾虑是多余的。

蒙哥马利擢升为本地的医药总监之后,对精神病患十分关注。他发现洋人都受到良好的照顾,但华族和马来族的精神病人却被关在监牢里,对种族歧视的做法忿忿不平。1840年发生监狱里的精神病人杀人事件,蒙哥马利借此机会倡议兴建本地第一所精神病院。殖民地政府以费用为由,提出将病患运往印度的可能性,蒙哥马利坚持己见,终于获得政府拨款。百多年前的精神病院发展为现今的心理卫生学院。

陶纳园战前排屋与殖民地官员


黄埔河畔旁的麦奈雅路(McNair Road)有个小型组屋区,广惠肇留医院的社区关怀中心设在组屋底层,为黄埔区的年长人士提供日间护理。

麦奈雅路以殖民地官员麦奈雅命名,麦奈雅17岁便到北印度工作,学得一口流利的兴都斯坦语。他在新加坡负责公共工程,监督被流放到本地的印度罪犯劳工的建设作业。

麦奈雅路自成一格的陶纳园(Towner Ville),以英国公共工程师陶纳命名。陶纳园的6列双层排屋于上世纪20年代落成,细看之下有三类建筑风格:西式、中式和马来式,分别以入口拱门、女儿墙与尖顶表现出来,共同点为高天花板、阳台、庭院、宽敞的走廊与花卉栏杆。虽然如今堪称百年老屋,经过城市重建局翻新后,反而散发出岁月的芳华,屹立在高耸的组屋旁,愈显古色古香。

(上世纪20年代落成的陶纳园6列双层排屋,有三类建筑风格:西式、中式和马来式。)

兴化人创建宏文学校


宏文学校于1920年由兴安会馆创建,至今已经百年。兴安会馆由本地的莆田兴化人组成,莆田市史称兴安、兴化,兴安会馆以史命名。

宏文学校是本地少数会馆管理的辅助学校之一,百年来经历过四次迁徙,如今宏观的校舍在陶纳园一带落户。作育英才的伟业,往往经历过风风雨雨,宏文学校亦不例外。2005年维多利亚街的校舍租约期满后,校董面临两个选择:将学校交给教育部接管或由会馆继续管理,若要保留承办权,兴安会馆必须筹集学校管理委员会基金,此外支付百分之五的学校重建费用。所需筹募的总金额为310万元。

(宏文学校成功保校,继续为传承前人基业奋斗。)

董事部的意见不一,有些认为索性将管理权交给教育部,那就不需要为数百万元这笔大数目伤脑筋了。有些不希望先辈留下来的教育基业变成政府学校,毕竟一个世纪前先辈们千辛万苦,节衣缩食的情况下都能办校,如今国家繁荣,物资不缺,为何放弃珍贵的文化资产呢?

宏文失去了就会永远消失,不会重来,到底保校还是放弃?最终集合了会馆、校友、公会等力量成功保校,宏文学校继续由会馆办理,为传承前人的基业而奋斗。

消失的黄埔中学


人生中最难忘,永不褪色的风景线,往往是学生时代的生活。该地区的另一所华校黄埔中学则没那么幸运,原址已变成明智中学。

(明智中学坐落在黄埔中学原址。)

殖民地时代,政府只开办英文和马来学校,华文教育由华人自己处理。自开埠以来,华社已经习惯同舟共济,办教育亦不例外,1950年代华校巅峰时期,本地的民办华校达300多所。不过,这些学校提供的是小学启蒙教育,华文中学寥寥可数。

1955年福利巴士公司工潮,华校生成群结队支持罢工的工友,最终警方动用武力清场,政府强行关闭三所主要的中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和中正中学分校。首席部长马绍尔召开“立法议院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促使殖民地政府正视华文教育,并将民办华校纳入政府辅助学校,华校终于获得四种语文源流平等对待的权利。黄埔中学就是初期创办的政府华文中学之一。

政府华文中学的生命短暂,1978年教育制度大改革,一夜之间教学语言与教科书从华文转变成英文,很多华校生不知所措,向来用华语授课的老师也难以适应。许多学生因为英文基础不好而错失上大学的机会,成为教育改革的牺牲品,人生旅途蒙上一层灰。也有一些学生经历过这番磨练掌握双语,在专业领域大施拳脚。整体而言,那一代人对于教育制度转型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黄埔中学跟许多华校一样,排山倒海的大环境下收生人数每况愈下,无法再撑下去了。

黄埔河畔的故事,应验了人生世事跌宕起伏之常情。

主要参考
1. 刘素芬,“黄金春50万元效应 — 专访宏文学校董事长黄金春”,《新学》第5期,2013年9月-10月https://www.edunationsg.com/2013/201305/cover-story05.html.

2. 《消失的华校 国家永远的资产 2014年华校校史展》,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出版。

3. Buckley C. B., An anecdotal history of old times in Singapore, Fraser & Neave Singapore 1902.

4. Gracie Lee, “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 Singapore Infopedia, 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5-09-28_141832.html accessed 10 Feb 2020.

5. Lee, Y. K., "The Mental Diseases Hospital, Singapore (the first 100 years) – a short history (part I)", 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 vol. 33, issue 4, pp. 386–392, August 1992.

6. “McNair Road, Townerville and the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Remember Singapore, https://remembersingapore.org/2017/05/31/mcnair-towner-balestier-roads/ accessed 10 Feb 2020.

7. Melody Zaccheus, “The Hindu man who sheltered a Muslim tomb”, The Straits Times, Apr 11, 2019.

8. Ng Yew Peng, What’s in the Name? How the Streets and Villages in Singapore Got Their Name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8, ISBN 978-981-32-2139-0.

9. “THE LATE HON'BLE HOH AH KAY WHAMPOA, C.M.G. AND M.L.C.”, The Straits Times 3 April 1880. 

相关链接
一个半世纪的“芒加脚” (Mangkaka)
正确认识精神分裂症
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个案--回顾1950年代的福利工潮 (2 of 2)

Friday, September 04, 2020

七姐诞:消失的本地节日

原文《消失的传统情人节---本地的七姐诞》刊登于《联合早报》2020年8月27日

童年时期的《儿童乐园》图书有一首儿歌:“七夕星星多,牛女会银河。乞巧趁佳节,姐妹齐祝贺。”银河两岸喜鹊桥的爱情故事,吸引我窥探浪漫的夜空。当时我家隔壁住着一群老妈姐,七月初六晚在窗前摆好香案,子时一到便是初七了,一伙人欢天喜地,向着深邃的繁星敬拜,还请我吃觊觎一整年,只待今夜的七姐饼。


(牛车水硕莪街大中国饼家制造的七姐饼也叫金钱饼,善信用来拜观音与其他神灵。)

去年七月初六在吉隆坡文良港的七宫仙女庙,见证了小镇居民坚持90年的七姐诞。深夜11时过后,厨房的义工更加忙碌,好让陌生男女边享用糖水斋菜边交友聊天。温馨的场面令我感动与落寞相互交错,从前的新加坡也庆祝七姐诞,到底是什么因素促使本地人忘情,不再相信神话呢?


(吉隆坡文良港庆祝七姐:鲜花、水果、双姝花露水、三凤海棠粉和七姐水等供品,七姐赐福后各自带回家(2019年)。)


七姐诞流传已久


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也叫七夕节,广东人称为七姐诞,一群人联合组织的庆祝活动则称为七姐会或银河会。

七姐诞起源于牛郎织女的故事,上世纪30至70年代曾经风行于以广东人为主的本地社群中。如今只有零星的家庭式活动,多数以怀旧的心态来纪念此节日。

《诗经》是最早记载牵牛织女星的文献。东汉末年,曹植的《九咏》写道:“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汉之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人性化的牛郎织女大致定型。

宋朝《岁时广记》记述:“京师人七夕以竹或木或麻秸编而为棚,剪五色彩为层楼,又为仙楼,刻牛女像及仙从等于上以乞巧。或只以一木剪纸为仙桥,于其中为牛女仙从列两傍焉。” 汴梁(开封府)庆祝乞巧节的场面辉煌,车水马龙的壮景持续整个星期。

民初《中华全国风俗志》的《广东》篇记载,七月初六晚上妇女便开始拜七姐,而且有未婚女子“迎仙”,出嫁未到一年的女子“辞仙”等仪式。她们用就地的材料制作小工艺品,收集七姐水,穿针乞巧等。

《南洋商报》(1929年7月31日)报道,为了响应时代精神与革命原则,广州风俗改革委员会要求禁止当地人庆祝七姐诞的“陋习”。

毕竟“粤人重巧夕,灯火到天明”,下南洋的广东人将根植的习俗带到他乡,广东人集居的牛车水,庆祝七姐诞就像过年一样热闹。


七姐会的组织形态


大坡一带的七姐会,有六类组织形态:

(1)工厂女工及家庭主妇:牛车水的工厂女工主要是“树溶妹”,泛指在树胶厂工作的年轻女子。七姐会一般在会头住家的骑楼下进行,由家庭主妇帮忙。年轻人身穿划一的新衣,梳妆赴会。


(从前的七姐会由南无佬念经祈福。南无佬后面稍微被遮住的女生名骆二女,乃陈耀基的母亲。图片来源:陈耀基。)

(2)三水女工:在豆腐街居住的建筑女工,挑沙砌砖的收入不多,又要汇款回家乡,因此七姐会的规模较小,福物有限。

(3)群居的妈姐:梳起不嫁的妈姐主要来自顺德与周边镇乡,可能织女崇尚婚姻自由跟妈姐摆脱传统家庭枷锁的精神面相似,七姐会成为住在姑婆房的妈姐们的主要常年庆典。

(4)会馆、同乡会及附属组织;这类七姐会的会员多数是会馆本身的成员,主要是当家佣的妈姐及同乡的家属,跟主人关系良好的妈姐会邀请“老爷奶奶”和“少爷小姐”们出席盛会。

(5)龟婆,琵琶仔与阿姑:恭锡街的欢场女子财力较雄厚,红牌的姑娘还聘请近身妈姐伺候。七姐会通常交给妈姐负责,偌大的帐棚从街头的东亚搭建到街尾的凖提宫。摆设的手工艺品多数是妈姐的创作,此外还请歌伶唱戏,道士念经等。摆设品越多,场面越热闹,就表示身价越高贵。

朱煜荣的家族在尼路经营的均祥杂货店,乃恭锡街七姐会的理事。高高挂起的巨型七姐盆和七姐衣由登婆街荣盛纸扎铺制作,再由叔叔朱德润加工。七姐盘最为考究,上有牛郎的笛子、织女的梳妆品如梳子和镜子,还有金、银手镯和金链等。会场还有别出心裁的雕花西瓜灯,做法是将西瓜镂空,里面点亮一盏灯,外面雕花。西瓜灯是向住在达士敦山桃园堂姑婆屋的老妈姐定制的。


朱德润站在均祥杂货店门前,手提着由他加工的七姐盆和七姐彩衣(SPH档案照片)。


(蔡乙权为牛车水七姐会提供的七姐果,原名苹婆,味道像栗子,昔日只在甘榜山亭种植。)

(6)船厂员工:西北门是岌巴船厂的所在地,这里的五座宿舍是员工家属居住的地方,人气特别集中。西北门的七姐会和中元会是联办的,于现在的声音(Seah Imm) 停车场一带进行,规模比恭锡街盛大得多。譬如1976年的庆祝会,聘请天鹰粤剧团连演十场大戏,剧目有应节的《天姬大送子》和戏迷深爱的宫帏剧《刘金定斩四门》等,台柱有新马当红的文武生邵振寰和香港花旦尹飞燕,单单戏班的费用已经不菲。香港红伶如文千岁、红霞女等亦曾到此演出。


顺德妈姐是主要推动力


昔日七姐会的现场布置与文创风格各花入各眼,只博访客点赞,明年老马识途。

水车街与恭锡街交界的店屋二楼(51A Kreta Ayer Road)是坚持最久的七姐会历史现场之一。上世纪70年代初,顺德沙溪黄族同乡会从这里搬到安祥山后,一群妈姐入住原址,持续七姐会的传统,每年七月初六至初八门户大开,让公众人士列队上楼参观。七仙女的立体塑像跟真人一样大,穿戴着类似粤剧花旦的凤冠和绣着珍珠亮片的彩衣,绕着大厅的桌子坐成U形。刺绣的钱包屏风,精细的折纸花篮,以及根据民间故事制作的公仔等,洒上亮晶晶的金粉后格外耀眼。


(水车街与恭锡街交界的店屋二楼(51A Kreta Ayer Road)是坚持最久的七姐会历史现场。)

水车街25号的顺德沙浦同乡会是同一条街上的另一亮点。较特殊的妈姐手工艺品是中国塔,做法是先以纸筒塑造外形,然后将染成各种颜色的糯米、红豆、绿豆和芝麻一颗颗粘上去。会场也摆设禾秧和麦草,代表牛郎的收成。顺德妈姐煮食一流,手工灵巧,可能心诚则灵,真的获得七姐赐予巧手了。


(从新加坡回到广东顺德养老的妈姐制作的手工折纸。摄于顺德均安冰玉堂。)

社区变迁以及年轻人西化,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最大,较单元的社群活动随着牛车水重建而曲终人散。文良港之行倒是给予我些许灵感,或许重塑七姐诞,可为有心人士制造民俗文创的互动平台,说不定还能牵红线,完成人间美事呢!

相关链接

Friday, August 28, 2020

民族血缘何其沉重!读杜晋轩的《血统的原罪 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

学生时代,我是个标准文学迷,初小翻阅《南洋儿童》、《世界儿童》和《儿童乐园》,高小和中学时期通过学校图书馆和住家附近的红砖国家图书馆接触文字书写的童话故事、世界名著、古典小说,以及香港的写实作品和《当代文艺》。

那时候新加坡有些小型的出版社,出版薄薄的本地创作如《木屋区的故事》、《家福》、《小岛醒了》、《直面惨淡的人生》等,只需几毛钱一本;新大中文学会的全国征文比赛文集《成长》、《暖流》和《不屈的人们》则要几块钱。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掀起以文革为题材的伤痕文学,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三集《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其中收录在书中的《人到中年》和《假如我是真的》登上大银幕。

填补两者之间的空档的,就是台湾的乡土文学,从中接触了锺理和《原乡人》、黄春明《看海的日子》、王拓《金水嬸》、陈映真《将军族》、柏杨《异域》等。柏杨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丑陋的中国人》曾经引起巨大回响。王拓、陈映真和柏杨都因政治色彩而入狱。

1979年台湾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于12月10日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提出民主与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的诉求。他们被判处徒刑,出狱后都曾担任民进党的主要职位:吕秀莲曾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姚嘉文曾任考试院院长,陈菊现任监察院长,施明德、黄信介、王拓和张俊宏曾任立法委员,林弘宣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这批曾经在绿岛、泰源或其他监狱中受到长期监禁的“台独”人士后来成为民进党的领导核心,埋下绿营与蓝营长期对立的基因。


(绿岛监狱:思想改造。图片提供:许愫芬。)

对于“白色恐怖”,当时倒不觉得惊讶,因为上世纪50至70年代,新加坡也有类似的情况,1963年“冷藏行动”对付社阵以及70年代中后期针对文团的规模最为庞大。新加坡自治前,殖民地政府为了提防新马被共产主义赤化,甚至将左翼人士遣返回出生地。多年以后,这群遭遣返的人士纵然芳华已逝,仍然坚持自己是马来亚人或新加坡人,他们的祖国始终是新马。


太平洋上的绿岛


今天的台湾是个尊重言论自由的开放社会,近十多年来,台湾是新加坡人的热门旅游地,对当地的人文风貌与夜市小食赞不绝口。有些人被歌曲《绿岛小夜曲》所误导,以为歌曲所写的就是台东的绿岛而到岛上观光。结果错有错着,认识到曾几何时,一些台湾人为了理想,义无反顾地奉献青春,当中有些被囚禁在绿岛或其他场所,有些被枪决,有些日后获得“平反”与赔偿。无论到头来他们坚持走两岸统一或台独之路,或者平平淡淡过一生,相信多少离不开来自绿岛的经历。

绿岛原名火烧山,是位于台东县以东33公里太平洋上的小孤岛。1910年日本统治台湾时期,在绿岛设立“火烧岛浮浪者收容所”,把“犯罪人口”(罪犯)和“浮浪人”(政治犯)送到这里。


(绿岛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距离台东县33公里,土地面积约15平方公里。图片来源:谷歌截图。)

1949年蒋介石时代,台湾省主席兼台湾省警总司令陈诚颁布台湾省戒严令,1987年时任总统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此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绿岛就是集中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1999年,时任总统李登辉和文人柏杨等揭开绿岛人权纪念碑,并代表政府向政治受难者道歉,1949至1999半个世纪之路何等漫长。

碑文上写道:“在那个时代 / 有多少母亲 / 为她们 / 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 长夜哭泣”。许多位妈妈哭泣的长夜把时光倒流到1951年,第一批近千人被秘密押送到绿岛“新生训练处”,高峰期这里关押约两千人,“枪决名单”则有千多人。

绿岛并不纯粹是台湾人的故事。杜晋轩的《血统的原罪 被遗忘的白色恐怖东南亚受难者》,让我们看到时代洪流下的“两个祖国”,以及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以及外国人,包括马来西亚人在莫须有的罪名下度过漫长的绿岛岁月。

杜晋轩在绿岛国家人权博物馆的“误入白色恐怖的马来西亚侨生”展板上,看到马来西亚人,包括来自霹雳怡保的同乡陈钦生的事迹后,展开“血统的原罪”的探索,以挚诚之心填补这块被遗忘的历史拼图,让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尘封的史迹。


白色恐怖与马来西亚受难者


根据杜晋轩的研究,白色恐怖的38年期间,共有5位马来西亚人(70年代:陈钦生、蔡胜添、陈水祥,60年代:邬来、陈团保)在台湾被判刑坐牢。至于遭驱逐出境的马来西亚人,书中提到一些名字如武侠小说家温瑞安与诗人方娥真等,当时还出动“大侠”金庸跟有关当局较量,被卷入“遣返”之列的实际人数则是个谜。
五位在台湾坐冤狱的“侨生”简介如下:
陈钦生:1949年在马来西亚霹雳怡保出生,1967年到台湾读书。他是最后一批在放暑假时,被迫到成功岭参加军训的侨生,以后是台湾当局为马来西亚侨生另外开设的“海青会”(海外青年讲习会),直至上世纪90年代才退出舞台。1971年陈钦生被安上“马共”的罪名而遭逮捕,随后被判刑12年。出狱后那三年,台湾政府不让他回马来西亚,也不发中华民国身份证给他。
蔡胜添:1946年在马来西亚柔佛士乃出生,1965年到台湾念先修班后上大学。1970年他被带到拘留所,指他在马来西亚念书期间参加马共,来台湾宣扬“共匪”的光荣史,最终判处12年徒刑,并褫夺公民权5年。蔡胜添出狱后不敢回马来西亚,担心被误会为马共再次受到扣留。几个月后他才领到台湾的身份证。
陈水祥:1947年在马来西亚槟城大山脚出生,一岁时因局势混乱,一家人搬迁到泰南勿洞。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他到怡保投靠叔叔。小学毕业后选读育才独中,期待毕业后直接进入南洋大学深造。由于高中成绩不理想,只好退而求其次,到以国民党人为主的“中华大会堂”申请“回国(台湾)升学”。1970年底,台湾警察到他的家搜索并将他逮捕,1972年判刑12年。出狱后因遗失身份证明文件回不了马来西亚,最终以泰国护照“逃离”台湾。
邬来:1936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双文丹(Serendah)出生,受长辈灌输家乡好的观念,于1952年回到原乡广东台山。1962年邬来准备回马来亚探望病重的母亲,在澳门被设局拐骗到台湾,因写下“中国共产党员要不怕牺牲地坚持地下斗争”而成为政治犯,坐牢14年。中国认为他是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台湾则认为他是有共产党关系的华侨,结果两头不着岸。
陈团保:1939年在马来西亚吉兰丹出生,随父母到新加坡定居和读中学。1956年,反共的他获得升学优惠,搭乘免费飞机到台湾读书。1962年陈团保读大二的时候被指控在新加坡参与“匪帮外围组织”,被判处徒刑五年,褫夺公民权一年。陈团保两年后获释,可能是一方面马华公会跟台湾交涉,要求当局放人;另一方面台湾成功设立驻吉隆坡领事馆,释放陈团保来表示善意,同时避免外交风波。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扣留的马来西亚公民没有台湾身份证,“褫夺(台湾)公民权”出自何因?

杜晋轩的书中也提到神秘的新加坡人陈瑞生,这位“职业学生”在新加坡读了几间小学都没毕业。1955年林德宪制下的立法议院选举过后,17岁的陈瑞生前往广州的华侨小学读书,因不愿参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场劳动而被学校开除。他申请港澳通行证抵达香港后,被“安排”到台湾观光。1959年陈瑞生被台湾当局逮捕,后来下落不明。

此外,1969年有5名马来西亚留台学生被指控在马来西亚读书期间组织读书会,阅读反动书籍,来到台湾后依然故我。由于时值马台外交的关键时期,台湾决定遣返五人。

不幸遭遇到白色恐怖关押的马来西亚人只是思想较左倾,或者甚至根本遭诬陷,被安上共匪、间谍等罪状。台湾终于在2019年7月7日,由蔡英文政府为他们平反,撤销多年前的判决,让他们不再背负 “政治犯”的前科记录。


(绿岛:台湾监狱岛《安息歌》图片提供:许愫芬。)

追根究底,这些马来西亚人只是因时局的变化,回不了解放后的中国读书,或跨不进东南亚唯一的中文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的门槛,或因经济效益的考量,台湾成为顺理成章的对象。直到今天,台湾还是许多马来西亚学生升学的选择。2019年的马来西亚《中国报》引述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的话,2018年在台湾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人数达到17,000人,占东南亚学生的一半。

马来亚独立前,殖民地政府将马共(或疑似马共)遣返中国大陆,独立后中国不再接收马来亚华人。耐人寻味的,时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跟台湾磋商,希望将境内的马共带到台湾,依法审讯后送到绿岛去。不过台湾并没答应,而是决定派专家到马来亚协助“教育”这些政治犯。

马来西亚和台湾联手营造的“黄金十年”,为日后的双边贸易与文化教育奠下根基。但上世纪70年代接连遇上台湾退出联合国(1971)、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1974)后结束台湾领事馆事件,黄金时代前与后的小人物生不逢时,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国际政治博弈下所衍生的“两个祖(籍)国”


马来亚化的年代,一些在地华人面对身份认同的取舍,到底应该回到祖籍国中国还是留在新马参与建国。在那个新马正在如火如荼地争取摆脱殖民地统治的年代,1955年的万隆会议成为催化剂。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放下双重国籍的原则,要求在地华人加入居住地国籍,向宗主国效忠,台湾则极力争取做“正统中国”,坚持华侨的“祖国”身份认同。

二战后美国评估国共内战的形势,认为台湾落入中国共产党之手只是迟早问题,决定对台湾的未来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随着1950年韩战爆发,美国重新估量局势,台湾若被共产党占领,将直接威胁美军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因此给予台湾经济与军事支援。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超越日本,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便是实例。

随着中苏交恶,中国的外交政策由亲苏反美,转为联美抗苏。1971年4月中美“乒乓外交”,美国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友好赛,以小银球转大地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一系列对中国开禁措施,为中美关系打响第一炮。十个月后,尼克松访问中国一个星期,改变日后的国际格局。虽然美国仍然跟“退出联合国”的台湾保持邦交,但跟中国关系迅速升温。1979年美国终于跟台湾断交,但通过《台湾关系法》来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以及美台商业及文化关系。

中华民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世界五强”之一(英国、法国、苏联、美国、中国),参与创建联合国,成为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通过第2758号“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会议第2758号决议,将蒋介石政府驱逐出联合国。图片来源:Wikipedia。

台湾不承认“入联公投”,因为知道大势已去,决议表决前先宣布“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台湾认为退出联合国在先,决议表决在后,因此可根据先后程序来保住台湾的合法地位。

10月26日,蒋介石发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告全国同胞书》:“以台澎金马为基地的中华民国政府,乃是大陆七亿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恢复大陆七亿同胞的人权自由,乃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愿,乃是我们决不改变的国家目标和必须完成的神圣责任。中华民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对于主权的行使,决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扰,无论国际形势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将不惜任何牺牲,从事不屈不挠的奋斗,绝对不动摇不妥协。”

昔日国民党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和“正统中国”的主观立场,只要祖先来自中国,身上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就是中国人。在国际政治空间越来越狭窄的情势下,企图通过反攻大陆、“侨生”、“侨务”以及双重国籍等手腕来突围,维持其代表中国人的“合法身份”,东南亚华人,包括马来西亚“侨生”成为这场政治博弈下的棋子。


马华公会与国民党


1949年初,英国支持马华公会的成立,利用右派华人的势力来对抗左派华人为主的马共。

1950年英国承认北京政权,中华民国在马来西亚各州的领事馆都关闭了,马华公会接过保护马来亚华人的角色。

1951年马华公会由土生华人陈祯禄宣布为政党,并成为第一任总会长。由于殖民地政府禁止外国人在新马从事政党活动,一些原国民党领导人加入马华公会,继续反共的工作。

陈祯禄所属的土生华人群体在马华公会属于少数派,形成本土派与国民党人之争,但随着马来亚独立,华族获得公民权而得到缓解。


新台关系


新加坡在建立武装部队时,并不想过度依赖以色列。1967年台湾跟新加坡初步会谈,协助建立新加坡共和国空军,为新加坡提供飞行教官和维修技师,以此作为协商的筹码。1969年台湾在新加坡设立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现在的驻新加坡台北代表处),不过新加坡政府强调纯属商贸考量。1971年的联合国决议,新加坡投票支持中国入联,但驱逐台湾则弃权。新加坡的原则是一个中国,中国和台湾如何统一是两地的内政课题。

1973年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飞到台湾跟蒋经国会面,两人一见如故。如《李光耀回忆录》所说,蒋经国的假想敌为中国共产党,新加坡的假想敌为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马共,共产党成为共同话题。隔年,李光耀又到台湾,跟蒋经国讨论陆军的训练场地。几个月后,两地达成已经持续45年的“星光演习”(Exercise Starlight)协议。


(1973年李光耀(左)访台,蒋经国(右)亲自接待,参观日月潭。图片来源:中时电子报。)

1989年李登辉到新加坡访问,那是东南亚国家第一次接待“来自台湾的总统”,相信这次的会晤为海峡两岸建立信心,促成1993年台海两岸选择新加坡这个中立场所进行汪辜会谈。

李登辉奉行民主主义,发展经济,台湾朝野称他为“民主先生”。台湾戒严38年之久的白色恐怖,出于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制定的宪法中,跟中共武力对峙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90年李登辉接纳学运代表的意见推动修宪,废除戡乱法条款及“万年国会”,走向今日台湾。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国情不一样,由于台湾没有在新加坡设立过领事馆,因此没有所谓的建交与断交。新加坡人对祖籍国的认同,始终是中国。至于新加坡为数不少的金门人,同样的,他们对祖籍的认同是金门而非台湾。新加坡到台湾读书的学生虽然比例不大,每年也有几百人,如果说新加坡的留台生曾经面对过“两个祖国”、“侨生”、“正统中国”等困扰,或许就如马来西亚的情况一样,那只是过去的台湾一厢情愿的主观意识。


注:文中的马来亚和马来西亚指的是同样的马来西亚。1963年马来亚、新加坡、沙巴、砂拉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前称为马来亚,合并后称为马来西亚。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主权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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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August 21, 2020

七夕:吉隆坡文良港的七姐诞和槟城七条路的七娘妈

吉隆坡文良港的七姐诞


2019年七月初五,我们一行四人抵达马来西亚吉隆坡文良港,观察当地拜七姐的活动。

文良港Jalan Pahang 52号的店屋楼下是七宫仙女庙,楼上为属于先天佛堂的天德坛。这里是全马少数供奉七姐的庙堂。类似店屋的格局是后来发展形成的。


(文良港Jalan Pahang 52号的店屋楼下是七宫仙女庙,楼上为天德庙堂。这里是全马少数供奉七姐的庙堂。)

七宫仙女庙创建的年份距今已近90年。根据碑记,1920年东莞妇女在家乡创建仙女庙,1931年左右由“谢门丁氏”带到吉隆坡,创建庙堂后她便回故乡了。后来庙堂由袁门谢氏、袁转好管理。第四代管理人为袁焕娣。

七宫仙女庙安装的七尊仙女木雕,就是创庙时由中国师傅制作,带到吉隆坡来的。最特殊之处是她们的手是可以活动的。

七仙女的排位是这样的:大姐坐中央,偶数在右方,奇数在左方,因此大家熟悉的七姐(织女)是照片中最左方穿青衣那位。两座男像,右边是牛郎董永,左边是牛郎织女的孩子董仲。七姐和牛郎分坐两头,是因为凡人和神仙不能结合,为了圆满才把牛郎和董仲摆放在两旁。据悉这是传承自古代的格式。


(文良港七宫仙女庙,初六傍晚人开始来了,过了晚上11时(初七)人潮开始涌现。)

七位仙女和两名状元的衣服,都是善心人行功制作的素衣,由庙堂的义工美化,亲自把珠花、亮片缝上去,看起来就像粤剧的服装一样。

七宫仙女庙的常年拜七姐活动发展蓬勃,加上马来西亚中文报章与ASTRO电视台每年都有报道,传播越来越广,成为男女老幼皆咸宜的节日。

每年趁着七夕前来的人潮都相当多,让七姐诞得以传承下去。农历七月初六早上,这里已经开始拜七姐了,最高峰是七月初六子时过后,直到凌晨三点,隔天七月初七继续让人参拜。善信的来源颇广,已经结婚的来感谢七姐赐良缘,老夫老妻感谢七姐眷顾,父母为子女祈福,未婚男女来这里求姻缘,乞求早日脱单找到好对象。

七宫仙女庙安排了简单有趣的转运活动,让善信的人缘、姻缘圆满。初六晚上11时,七宫仙女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年轻男女和少数中老年人士列好队,由义工带领在庙里庙外转三圈,过后有义工准备的小点心如菜燕、寿司等让大家享用。


(年轻男女和少数中老年人士列好队,由义工带领在庙里庙外转三圈。)

摆在桌上的供品有鲜花、水果、海棠粉、花露水、口红、针线、梳子、礼篮、寿包、香烛和七姐盆。我们从新加坡带过去的七姐饼(金钱饼)在当地倒是没见过。七宫仙女庙鼓励善信敬拜七仙女后,将化妆品和供品带回去,不要浪费。

有些少女带上自己亲手制作的手工艺品向七姐展示,看看七姐是否已经赐予巧手。如果连续三次掷到圣杯,那就表示乞巧成功;笑杯就是七姐哈哈大笑,说还可以再接再厉;若是宝杯则是不合格,必须加倍努力。


(七姐诞的香案一角:水果、鲜花、三凤海棠粉都是传统供品,现在也有Johnson & Johnson 爽身粉。)

随着时代的演变,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以往多是父母亲带着儿女或帮儿女祈求姻缘,如今则是年轻一辈自己前来寻觅良缘,因此近年来的七夕节里,庙内庙外都会挤满年轻人,焚香礼拜祈求七姐赐予良缘。年轻男女多数在初六深夜前来,拜过七姐在后厅喝茶谈天结缘,自然流露的甘榜情在大马依然存在。

蓝姐(约70岁)是一名客家人,在七宫仙女庙及附近其他庙堂服务20多年。刚到七宫仙女庙的时候,这里住着一些妇女,包括一群自梳女。她们年轻的时候在吉隆坡工作,梳起不嫁,年纪大的时候有些决定回乡终老,谁知道子侄将她们的钱花光后,连房间都不留给她们,只好回到南洋,在七宫仙女庙寄宿。

蓝姐表示平日也会有善信上门拜七姐求签,善信需要开导,因此无论上中下签都是上签,也就是A+,A,A-。下签并非不顺境,只是时辰未到,守得云开见月明。她们的责任是给人间带来希望,善信听了自然就会释怀。

蓝姐在永平读完独中后,申请奖学金到台湾逢甲大学深造。她成长的年代,华人受到固打的限制,无法进入马来西亚的政府大学,因此台湾往往成为多数独中毕业生的选择。

蓝姐表示七姐一生凄苦,每年只跟丈夫会面一晚,但她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成人之美的心情,就是妈姐梳起不嫁的情操。

袁焕娣身为七宫仙女庙的管理人,定期到来主持活动。她记得小时候,这里二楼已经居住着一群单身女子。这些女子有些是顺德与周边地区的自梳女,有些因为跟家庭不和而搬到庙堂居住,有些则是丈夫去世后无依无靠,选择在庙堂终老。她们必须互相照顾,为往生的姐妹们上香等。上世纪80年代,这些单身女子已经不在人间。

袁焕娣表示她们很坚持传承七姐成人之美的美德,主要靠一年一次的七夕来赚取香油。虽然有人建议邀请道士、乩童等做法事来增加收入,她认为这些活动会淡化七姐的特色,传统文化会跟着流失。传承七姐文化与增加收入来源来扩建庙堂之间,她认为传承,确保传统文化不会流失更重要。


(七宫仙女庙后厅:年轻男女多数在初六深夜前来,拜过七姐在后厅喝茶谈天结缘。)

我以现代的观点去解读七宫仙女庙信众拜七姐背后的含义,是通过七姐诞的仪式来缔造人与人会面交往的缘分,让年轻男女有个比较自然的认识新朋友的平台,传承东方情人节的意义,或许这样的场合比一些特别安排的红娘活动自在得多。


槟城福建人拜七娘妈


2019年农历七月初七,我们来到坐落在槟城乔治市七条路的城隍庙。


(槟城乔治市七条路的城隍庙。)

每年七月初七,善信从四面八方前来拜祭七娘妈,献上七色花、爽身粉、海棠粉等,一些善信也会将受过祝福的化妆品带回家使用。根据当地的习俗,乞巧节拜七娘妈,可求得巧手,好容颜和好姻缘。当地的年轻男女已经懂得祭拜七娘妈,到现场祈福的亦不乏中老年人,那是因为七位仙女同在七月初七下凡,为大家赐福,所以这一天的香火特别旺盛。


(善信带来的供品。)

有一种别致的食物供品称为肚脐圆,外表类似汤圆,不过中间有个凹槽,根据当地民俗,肚脐圆的凹槽是用来盛装织女的眼泪的。


(根据槟城的民俗,肚脐圆的凹槽是用来盛装织女的眼泪的。)

顺便一提,槟城曾经流行过广东人拜七姐的活动,上世纪40至80年代是全盛期,许多来自顺德、江门四邑的广东妈姐都会依据传统习俗来过乞巧节。福建人也会在七马路城隍庙为适龄少女进行出花园仪式,但现在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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