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新加坡情牵一线的“万木草堂”

百日维新后的新加坡

国家博物馆的新加坡历史展厅曾经展示过一幅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的肖像，画家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瑞天咸威严自信的形象，跟同时期被太后钳制一生的光绪皇帝形成强烈的对比。

（John Singer Sargent笔下的瑞天咸。摄于新加坡国家博物馆）

虽然瑞天咸跟光绪相隔万重山，他的亲兄另一位瑞天咸（James Alexander Swettenham）出任代总督期间，曾经参与过戊戌变法的后续。

话说光绪曾经想做个开明的皇帝，打造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毅然接受维新派的主张，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拉开戊戌变法的帷幕。 

（光绪帝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摄于万木草堂）

（慈禧出面镇压，戊戌变法失败。摄于万木草堂）

激进的步伐使到许多老臣寝食难安，促使慈禧出手稳住大局，戊戌变法匆匆收场。维新派倡导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清廷通缉，流亡海外。

1900年2月2日，康有为在本地维新派人士邱菽园的协助下抵达新加坡。他先在新加坡河畔邱菽园的寓所“客云庐”留宿，隔天林文庆登门造访，表示清廷已经发现他的行踪，不能久留。

瑞天咸出面了。他落实英国反慈禧的政策，设下金蝉脱壳计，安排康有为登上英国轮船，然后在半途潜返回新，最后住在林文庆家里。 

这段往事记载在李元瑾的文字里[1]：

林文庆对1900年潜居新加坡的康有为也负起了保护的义务。康有为抵达后，林文庆就成了他与海峡殖民地总督瑞天咸的中间人物。2月2里，林文庆写给瑞天咸的信中提醒不可向报界透露康氏的行踪，2月3日，华民护卫司和林文庆奉命到勿基邱家拜访康有为，告以情势危急，愿意协助他迁移，当追杀消息白热化时，瑞天咸设下“金蝉脱壳”妙计，在林文庆的导演下，康有为于2月23日登上英国轮船，佯装远赴欧洲，实则半途偷偷回返，住进汤申路恒春园，3月26日，康有为再度迁居，搬到林文庆家中，住了半个月。在新加坡，林文庆对康有为的恩义，恐怕仅次于邱菽园。

邱菽园除了捐款资助康有为外，也担任康有为的保皇党新加坡分会会长。邱菽园甚至在《天南新报》的社论上直言维新不是康、梁师生间的私事， 而是四亿国民的公事，并且公然发动新加坡华人上书中国，请光绪“圣安”，并望“亲政”。

大清朝廷十分恼怒，羁押了邱菽园在故里的亲人，迫使他捐银一万两来“赈灾”，并且退隐江湖。

后来邱菽园是否跟康有为决裂各有其说。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既是光绪的导师，又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主张“救出保住光绪皇帝，中国就有希望，革命只会使中国灭亡”。当时有不少富裕的华商通过捐官来光宗耀祖，保皇派温和改革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获得许多富商支持。

（康有为写给邱菽园的信函。摄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邱菽园展）

至于康有为对新加坡华社的最主要影响，是紧扣着当时进步人士改革的脉搏，在生活习俗上“破旧立新”，如创办新学、开通民智、戒烟（鸦片）、剪辫、天足（不缠脚）等。

就政治理念而言，康有为跟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大相径庭的。双方的分歧越来越严重，最后彻底决裂。满清皇朝的结束也终结了保皇派的任务。 

万木草堂

回顾这段百年往事，岁月悠悠中红了樱桃，绿了芭蕉。邱菽园在新加坡河畔的住家已被拆除，原址竖立起大华银行。我童年的时候在河畔附近居住，只知道在林立的货仓间看着驳船、起重机、古铜般的苦力的肤色在河水与陆地交替着，河床的臭味打造着经济命脉。原来繁忙的河边曾经跟清朝存亡息息相关。至于林文庆的巴德申路（Paterson Road）住家，已改建成巴德申公寓。孙中山落脚的晚晴园数度易手，如今成为文物局属下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这些历史人物都出现在纪念馆内。

康有为在广州的立足之地则大隐隐于市，座落在靠近地铁农讲所站附近的百货商场后面。那一方毫不起眼的清静之地叫做“万木草堂”。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

原名“邱氏书室”的万木草堂 “隐”于长兴里，一不留神就错过了。万木草堂遗址曾经被改作民居、工厂等。广州市当局投入资金，安顿居住在草堂内的多户居民，将建筑与万木草堂的气氛还原。

万木森森万玉鸣，只鳞片羽万人惊。走入百余年前的旧校舍，仿佛与古人面对面，见证了100多年前促成戊戌变法的历史现场。百日维新被慈禧镇压下来后，老师学生越洋逃亡，甚至到过新加坡。串联起这些事迹，心情不禁起伏不已。 

（万木草堂内观）

康有为在广州讲学，宣传学习西方之长，力图以教育兴国。梁启超、陈千秋、郑洪年等人听课后都为之折服，成为康有为的弟子。

在学生的建议下，1891年（光绪十七年）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租借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康有为携同一群胸怀大志的学生，寻找中国现代化之路，只有短短八年生命的万木草堂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草堂的学生组织学会、发行报纸、创办学校、成立政党等，体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由于学生越来越多，接下来草堂两年内两度搬迁，不过这两个新校舍都不存在了。 

（康有为与梁启超师生铸像）

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收场，但从草堂讲学到北京参政，造成相当的冲击。日后慈禧推出新学，但清朝气数已尽，无法力挽狂澜。

康有为所倡导的新学理论显然也受到广州的外国教育模式的影响，外国教会早已在当地创办西式学校。美国传教士John Glassgow Kerr创办的博济医校，是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美国女传教士Harriet Newell Noyes创办的真光书院，是广东第一所女子学校，对女子教育影响深远。 

他们往何处去？

辛亥革命后，南海先生康有为并没有回到佛山的故乡，而是在上海与青岛定居。 

（南海先生并没有回到南海度过晚年。摄于万木草堂）

梁启超跟康有为分道扬镳后，与孙中山合作过，也对立过。梁启超说：“这决不是什么意气之争，或争权夺利的问题，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跟康有为同是佛山南海人的陈千秋命短，无缘看到戊戌变法。他曾经协助康有为编撰《新学伪经考》，讨论《大同书》相关问题等。

郑洪年后来离开了康有为，追随孙中山搞革命。他参与创办为华侨所设的暨南学堂，出任第一任“堂长”。暨南学堂发展成为暨南大学，郑洪年出任校长职务。

本地养正学校校友何乃强透露养正的首任校长陆敦骙和老师陆乃翔都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养正创校时千里迢迢前来新加坡办教育，延续那个时代的精神，为后人谋福祉。


[1] 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与新华知识分子的三种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联合出版，2001）。126-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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