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流不分流：40年的分流教育走入历史

王乙康教育部长宣布取消实行40年的分流制度。

明年起，25所试点学校可让普通源流学生从中二起，根据强项修读较高水平的地理、历史和文学科目。同样的，一些学生也可根据需要和兴趣，选修较低水平的科目。例如，快捷源流学生可选修普通工艺程度的机器人科目。

从2024年起，教育部将在各中学推行科目编班，让学生根据能力修读适合自己水平的科目，不再以“快捷源流”（Express）、“普通学术源流”（Normal Academic）和普通工艺源流（Normal Technical）来分班。 

分流制度源自吴庆瑞

分流制度是吴庆瑞的产物，多年来社会上已经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若追踪一下，不难发现分流制度以革命的速度全力推行，去分流化的过程则是缓慢渐进的。

吴庆瑞在任期间（1959-1984），推行三大影响深远的政策：（1）国家经济方面，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2）国家防务方面，推行国民服役法令，由以色列训练陆军，台湾训练空军和海军；（3）教育制度大改革。

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三（后来改成小四）与中学分流、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提高教师薪金至专业水平。 其中，分流制度引起最大的争议，因为它加深精英主义与社会分化。

“The Report on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1978” （Goh Report，吴庆瑞报告书）提出本地的教育制度过于刻板，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最终念到A水准。至于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都必须离校，等于浪费人力资源。

（吴庆瑞报告书：教育损耗率。E: Enrollment 招生率，A: Attrition 损耗率，L: Leave 完成该阶段后离开。1970年代新加坡有29%学生没完成小学教育。71%升上中学，其中36%中途离校，21%完成中学教育后没有升学。14%学生升上高中，其中5%学生中途离校，4%完成高中教育后没升学。最后升上大学、Singapore Polytechnic, Ngee Ann Technical College 和教育学院的只有9%。相比之下，台湾有20%大学毕业生，日本则高达38%。资料来源：NAS）

1979年3月30日，国会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接受Goh Report作为新教育制度（New Education System）的基础。 1980年，中小学分流制度全面执行。

历届教育部长的做法

由于整个教育体系是根据分流制度建立起来的，大修的话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相信这是迟迟不敢大刀阔斧宰圣牛的原因之一。黄小芳整理出一份分流制度演变的记录：[1]

1979年3月27日的国会，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解释教育制度改革的重要性，因为“留级可能对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不同孩子有不同的学习能力，并需要以不同的速度学习，政府必须接受这个原则。（吴庆瑞）报告中提议推出不同教育源流，以迎合学习进度较慢、一般、高于一般，以及杰出的学生。”

（吴庆瑞报告书：为什么需要教育分流。资料来源：NAS）

2001年3月15日的国会，张志贤捍卫分流制度，“比起要求所有学生都在同一个课程设计底下学习，分流制度是一个更好的做法。为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量身定做的课程越多，分流的选择就越多。”1980年实施分流制度前，只有58%的小一生持续完成中学课程。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是93%。分流制度有显著成效。

2004年，尚达曼首次对备受争议的分流制度作出重大调整。他在国会上宣布，小学EM1和EM2源流在年底合并，但保留EM3。原因是，EM1及EM2的学科大致相同，只不过EM1学生修读的是高级母语，而EM1及EM2的学生的能力已经出现重叠的情况。

2006年的教育部工作计划研讨会上，尚达曼指出，约四成的EM3源流学生在小四分流考试中，至少有一课及格，也有能力和EM1和EM2合并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该科目的课程。他宣布于2008年完全取消小学分流，让教育制度变得更灵活。

2014年，王瑞杰任教育部长期间，科目编班计划开始推行。某些科目掌握能力较强的学生，可选择和较高源流的学生一起上课。

如今教育部认为科目编班计划已经日趋成熟，能有效取代现有制度，由王乙康对外宣布。

（吴庆瑞报告书中所建议的分流教育制度，多年来该制度经过修订，2019年由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画上句点。资料来源：NAS）

教育回归人性

9年前听台湾作家张曼娟谈她的美好时光，娓娓道来中了解到她自小到大，几乎每一科都不及格，只有中文最棒，甚至可以边读书边写成名作《海水正蓝》。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下，她可以凭中文强项一路升上大学文学系，修读博士学位。她没想过当工程师或物理学家，无法理解自己的生活上只用简单的加减法，为何必须学习深奥的代数与微积分。她在台湾的语文教育领域中，为孩子栽种出许多棵阅读树，潜移默化中影响许多人。

当时我的直接想法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时候我们的学生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强项，不受政治经济效益所困。

分流制度实行的首10多年，我以补习老师的身份接触过学术成绩最好和最差的学生，感受到精英的自傲自信与普通标签的自卑失落的强烈对比。但我觉得更多时候，这是学生被安置在某个框框中，自然表达出的相应情绪，就像龙游浅海，虎落平阳，没有机会展现特长一样。

后来自己的孩子入学了，通过参于学校的活动，明白到一些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顾虑。教导普通源流学生的老师，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远比其他老师大得多；教导精英的老师，所面对的会考压力则是无形的。有些老师在学校排名这类变相分流下心理不平衡，一些老教员会告诉他人曾经在某名校任教，却隐瞒在邻里中学教导普通源流学生多年，直至退休。

如今，我以文史工作者的身份带领学生认识新加坡，通过“文化之旅”跟教育界保持接触，感受到普通源流的学生也可以选修快捷源流的课程所带来的激励性。同学们在跟我交流，对问题提出看法等所展现的自信，是以前的普通源流学生普遍缺乏的。我这个陌生的外人给予他们的能力肯定，可看出眼眸中所闪烁的火花。政府终于屠宰分流这头圣牛，这是结合民意的结果。

40年前的国会辩论

翻查1979年针对教育制度大改革的国会记录，国会以4天的时间，让议员在取消党鞭的约束下畅所欲言。发言的议员都大力支持分流制度，只是促请教育部执行时，必须避免标签效应。以下是一些摘录：[2],[3],[4]

3月27日安顺区议员蒂凡那（C.V. Devan Nair）：我是一个慢学习者，我的家长和老师 都十分怀疑我的能力。我的小学考试勉强过关。那个时候，我的学校Rangoon Primary School按照我们的学业成绩分配中学，一般或低于全国平均值的去维多利亚中学，优秀的则分配到莱佛士书院。我的两个哥哥都去莱佛士书院。很自然的，我被插上标签，父母和兄长都看不起我，使我受到伤害。但同时，它也激励我“让他们瞧瞧我的厉害”。但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摆脱那个标签，我恳请教育部不要将这些孩子分配到不同的学校，避免连学校都被插上标签。

3月28日，实龙岗花园议员刘德顺博士（Dr Lau Teik Soon）：将聪明和普通孩子分流进入超级和一般学校将出现阶级化，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分流教育应该在同一所学校进行。

3月28日，梧槽区议员兼卫生部长杜进才（Dr Toh Chin Chye）: 聪明的学生属于少数群体，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教育部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照顾更多不那么聪明的学生。

3月28日，蒙巴登区议员叶尧清（Eugene Yap Giau Cheng）：吴庆瑞报告书的分流建议是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而制定的，这是合情合理的。校长、老师、家长、学生都必须了解这个新体系的运作方式，主要是让孩子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成为有用的公民。大家必须接受每个孩子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我觉得分流制度对家长与学生都触及敏感的领域，如果进入较好的班级，那就没问题，如果分流到较差的班级，这些人就会不高兴。有些孩子可能很聪明，但由于并没有在良好的学习环境成长，他的未来却被裁定了。这不是孩子们的错。我们应该帮助这些群体，避免好的变得更好，差的变得更差的情形出现。

3月29日，甘榜景万岸议员Encik Mansor Haji Sukaimi：我们原则上同意教育制度必须照顾到学习进度较缓慢的学生。我们不认为需要将学生分成三个不同的教育源流，两个就够了。对于学习能力较慢的学生，这些班级的人数应该少一些，投入更多优良的师资和设备，给予这些学生更多帮助，这样才能降低耗损率。我认为这样的学习，才能够为学生提供努力的动力，并为他们提供寻求和体验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

分流制度与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Quah May Ling于1989年的学术报告，引用西方教育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信如果学生对自己感觉良好，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也会同样良好。反之亦然。因此培养积极的自我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这份报告，分流制度本身不会使到学生失去自我肯定的价值，重要的是被分流到较低的班级后，我们给予这些学生的协助。[5]

这也是王乙康近日来为分流制度辩护的论点，贴标签并非政府本意，造成歧视向来不是政策的出发点，而是一种社会反射动作。标签无处不在，我们是否希望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墙，取决于社会的选择。

说开了，分流制度就是儒家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崇高教育理念。翻阅了多份档案后，我相信分流政策并没有贴标签的意图，可是在无视反射行为的情况下影响了两代人。政府必须接受的是“I know best”早已成为政府的标签，推行政策时往往缺乏敏感度，去除这个高姿态标签就像去除分流制度的阶级标签一样困难。

主要参考资料

[1] 黄小芳，“圣牛今不再 回望分流制度40载”，《联合早报》2019年3月5日 

[2]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7-3-1979 , Vol:39 , Start Col :74, End Col :78

[3]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8-3-1979 , Vol:39 , Start Col :146, End Col :150

[4] REVISED STRUCTURE OF EDUCATION (PAPER MISC. 3 OF 1979), Sitting Date: 29-3-1979 , Vol:39 , Start Col :220, End Col :244

[5] Quah May Ling, “The effects of streaming on the self-concept and attitude of primary school pupil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9 VOL 10 NO 2, pp51-58,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ingapore)

相关链接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 时代巨人 （1 of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