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清水寺)
虽然日本自1990年代起便面对国内经济停滞的困境，但并没有改变它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本的贸易出口额占全球的6.6%，入口额占全球的5.4%，相比之下，方圆不及700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总贸易额占全球3%，排第15位，新加坡国民的平均财富为世界第四，国小气壮。接下来希望累积财气之余能够积极转型，提升人文素质，打造出一个爱心温情自然流露的城市家园。
日本汽车与电子产品风靡全球，新加坡输往日本的商品包括提炼后的石油、电子零件与药物，从日本输入高增值的制成品，贸易逆差达US$200亿（输出到日本约US$100亿，从日本输入约US$300亿）。
至于两地人民的往来，每年到日本旅游的新加坡国民约15万人次，日本人到新加坡旅游约57万人次。单从数目字来衡量，难以想象这样一个泱泱经济大国， 100余年前曾经是个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地方，甚至通过售卖良家少女到新加坡赚取外汇。除了丝绸和煤炭外，卖身外地的风尘女子寄回家乡的汇款是日本的第三大经济支柱。
早在19世纪1870年代日本便在南洋进行经济活动，南洋姐(Karayuki-san，日妓)是第一批移民到新加坡的日本人。南洋的经济活动蓬勃发展，与远在非洲的苏伊士运河息息相关。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世界已经通过海洋连成一线。
1870年苏伊士运河通行，成为衔接欧亚之间的贸易桥梁，带动蒸气船业。1876年发明有线电话，海底电缆工程与通讯业提高了远洋的工作效率。西方国家纷纷工业化，对锡矿和树胶的需求日增。随着人们在生活素质上的追求，咖啡、茶、香料、蔗糖、棉花等“奢侈品”水涨船高。新加坡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口，正好搭上时代的列车，分一杯羹。1871至1873年间，新加坡对英国的输出额达到256万美元（6%），到了1925-1927年，增至1亿8000万美元（18.4%）。
在地球另一端的东北亚，19世纪中期的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只有荷兰与中国的商人被允许在原本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长崎，Nagasaki）进行商业活动。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湾（东京湾），要求日本开国通商，史称“黑船事件”。1854年1月，日本与美国在神奈川（Kanagawa）签订了《日美神奈川条约》，同意开放下田（Shimoda）和箱馆（函馆，Hakodate）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不平等条约使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
（黑船事件）
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宣布废除幕府，并命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将权力归还给天皇。倒幕派与德川庆喜在京都附近展开三天的交战，拥有新式军队与精良武器的新政府虽然以寡击众，仍然取得重大胜利，并决定乘胜追击，派遣东征军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据点—江户。
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决战江户前夕，终于达成协议，以国家为重，一致对外。1868年5月3日，江户不流血和平开城，幕府正式瓦解，日本进入明治维新时代，通过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与管理方式，加速日本现代化。
明治取《易经》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维新则来自《诗经》（《诗•大稚•文王》）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经过明治维新而日益富强的日本，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随着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在1895年以及1904-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1910年朝日战争也打胜仗，晋升为亚洲强国。
时光倒流回1868年3月，日本处于德川幕府与明治维新交替的阶段，还是个贫困潦倒的国家。原籍荷兰，在日本居住的美国商人van Reid以中介的身份，将153名日本客工送到夏威夷，42人送往关岛，掀起第一波日本移民潮。1880至1900年间，送往北美洲、南美洲、新加坡、婆罗洲、苏门答腊和澳洲的日本人约1万多人。
日妓主要来自贫困的九州(Kyushu, 日本南部岛屿)的长崎县与包括天草岛在内的熊本县（Shimabara Peninsula in Nagasaki Prefecture，Amakusa Islands in Kumamoto Prefecture）。1900年代初日本面对另一轮经济萧条，每年约500至600名穷家女孩被贩卖到香港和新加坡，香港的价钱约US$250，新加坡US$350。
(日本南部地图)
翻开新加坡的发迹史，头家离不开劳动苦力，苦力离不开妓女。自由港使新加坡成为南洋姐的最大市场，日本妓院多集中于小坡的马来街（Malay Street），海南街（Hylam Street）和武夷士街 （Bugis Street），是当今Bugis Junction的所在地。在大坡的日本妓院则集中在丁加奴街（Terengganu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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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大坡与小坡的妓院）
在花街柳巷讨生活的日本女子，凭着美貌与温柔，满足了男人的欲望。雄心勃勃的创业者、含辛茹苦的割胶工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日本娼寮。各国各族的嫖客在日本妓院中进进出出，妓院生意欣欣向荣。明治十年（1877年），马来街有两家日本妓院；到明治二十年（1887年）南洋姐人数约100人，日俄战争爆发时（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有妓院109所。因此马来街还有个俗名，叫做日本娼馆街。
(马来街,角落头坐着南洋姐，c.1910)
（海南街日本商店，c.1920）
（马来街日本商店，c.1920）
南洋姐是美丽值钱的商品，新日关系起源于南洋姐，并通过南洋姐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如美食、摄影、医疗、时装、汇款中心等。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南洋姐在当时赫赫有名的G.R. Lambert & Co合拍的玉照，在不知不觉的娥眉淡扫中，这个城市已经记取下她们的面容。
（从马来街走到炮台路Fort Road的G.R. Lembert拍照）
南洋姐喜欢拍照，除了为妓院搞宣传，她们也把近照寄回家乡报平安。下图中右二的女子特意带上西式项链，和服围带束在腰际，颠覆传统。左二的女子戴上手套，心意似乎一脉相承，体现出面临国际文化冲击的日本风尘女子在他乡的融合心态。
（金兰姐妹）
随着日本经济复苏，日本政府已不再需要依靠贩卖南洋姐赚取外汇。1920年, 日本政府以有辱国耻为由，禁止日本女人在国外卖身，不过许多南洋姐都不愿回乡。日本人加在南洋姐的名堂是很屈辱性的，如淫卖、丑业妇、娼妓、贱业妇、娘子军、卖笑妇等。南洋姐怕被家乡和族人排斥，宁愿继续留在本地。当时滞留在国外的日妓：新加坡2086人，美国(Batavia city, Illinois)970人，海参崴（Vladivostok，Russia）1087人，上海747人，香港485人，马尼拉392人，西贡192人。
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日本经济再度蒙受打击。秋来春去的滚滚红尘中，农村女子重复着过去的宿命，以最原始的本钱，往外寻找出路去了。
新加坡实龙岗中心附近有一个日本墓地公园（The Japanese Cemetery Park，825B Chuan Hoe Avenue），墓地公园，其实就是坟场。1888年, 妓院老板二木多贺治郎拨出七公顷橡胶园建成日本墓地，埋葬那些年年纪轻轻死在异乡的南洋姐。
南洋姐都有过青春年华，但很快都成了一枚枚琐小的骨骸，掩埋在他乡的荒草中。在上千个墓碑上，刻着的都是戒名，如“慈音信女”、“端念信女”、“忍芳信女”、“妙芳信女”等等，好些还显然是死者的姐妹们凑钱托人刻上去的。她们连一个真名字也没有留下。
脚踏着Bugis Junction的马来街，是重新打造过的新生命，很难想象摩登建筑物背后的似水年华；童年的马来街是另一幅典型的新加坡60年代风情，无法想象它在更久以前曾经埋藏着几许日本少女的青春年华。人生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借助于墓地公园与现代化建筑物内保留的旧街名，形成生命的交汇，让我们在阡陌间抽丝剥茧，追忆一个过去的世代。
（现代马来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