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葬与追思

殡葬习俗

清明时节，“缅怀先人，慎终追远”是新加坡华人的传统。每逢此时，土葬坟场、骨灰瓮安置所、庙宇等都迎来扫墓祭祖的人潮。

传统华人丧葬，人死后入土为安。自从上世纪70年代政府禁止全国各地华人坟场下葬后，新加坡政府移风易俗，倡导火葬。政府规定土葬墓地的使用期限为15年，期满之后必须起坟另行安排火化。时代巨轮辗破入土为安的观念，人们已普遍接受火化，估计往生者的火化率约八成。

如果家中有亲人往生，一般会在住家附近或殡仪馆举行丧礼，并在报章发布讣告，通知无法逐一联络的朋友。随着社交媒体深入民间，通过脸书（Facebook）、推文（Twitter）、WhatsApp群组等发讯息也是颇常见的。出殡后，遗体送到万里或光明山去火化。较小型的蔡厝港火化场则用来火化起掘出来的骨骸。

在新加坡，火化后的骨灰除了安置在骨灰塔外，还有其他选择吗？

海葬

海葬是本地兴都教徒的殡葬习俗。近年来，选择海葬的华人有所增加，相信主要原因包括：（1）往生者生前交代，（2）过世时年纪轻没有后人（如最近因维修装甲车时发生意外去世的前新传媒艺人冯伟衷），（3）思想开放或没有子嗣的老人家，（4）对大海一往情深的人士。

关于海葬，印象中最深刻的是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文革时期遭迫害致死的刘少奇的骨灰被偷偷保藏了九年多，1979年文革结束后才根据他海葬的遗愿，在青岛乘着军舰驶至外海，由遗孀王光美和子女将骨灰撒入海中。

1976年与世长辞的周恩来生前有三点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中共只同意“不保留骨灰”一项。遗孀邓颖超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向撒骨灰的小型飞机，也等于是周恩来挥手告别后，骨灰分别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上空、天津的海河上空和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上空抛洒。据知邓颖超去世后同样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入天津的海河。

1997年邓小平离开人世，遗孀卓琳转告中共有关邓小平的遗愿：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设灵堂，解剖遗体，留下角膜供医学研究，把骨灰撒入大海。飞机在1800米的高空，卓琳及家人相继将混合着鲜花的骨灰撒向大海。

根据报道，新加坡殡仪馆2015年办理的海葬约300起，一些业者则表示海葬约占10%至16% [1]。 海葬仪式相对简单，死者家属领取骨灰后次日就能举行。一般是从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租船，行驶至新加坡本岛与德光岛之间的指定水域。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用白布或红布包裹骨灰，或者使用可生物分解的骨灰瓮，由亲人投入海中，同时撒下鲜花。实马高（Pulau Semakau）以南2.8公里的海域是另一个划定的海葬地点，可以从滨海南码头（Marina South Pier）乘船出海。

（樟宜渡轮码头 Changi Ferry Terminal）

2018年4月，国家环境局公布计划在丹那美拉海岸，建造一个供公众为去世亲人撒骨灰入海的全新场所，公众不必坐船出海也能完成往生者的心愿。不过约1600人签名抗议，理由是海葬场所靠近战备军人俱乐部（NSRCC）和教育部海上活动中心（Ministry of Education Sea Sports Centre），影响正常的风帆活动。有些公众人士则表示丹那美拉海岸上空飞机频繁，地上孩子欢笑耍乐，严重破坏海葬的庄严与最后告别的心情[2]。

（拟议中的丹那美娜海葬设施所在地。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根据维基百科，海葬的习俗最早起源于北欧海盗。他们以小船载着尸体，挂上风帆在大海中漂流。后来，海军也采用海葬仪式，为无法运回陆地安葬的战友告别。海葬典礼通常在日出或日落前举行，全体舰员在后甲板上列队，将遗体包殓好放置于木板上，告别仪式完毕后将木板稍微倾斜，让尸体滑入海中。

陆地生态葬（树葬）

新的海葬地点公布两个月后，国家环境局发出新文告，表示与各个宗教组织，殡葬业者和公众展开咨询后，顺应一些公众的意愿，跟随韩国、台湾、中国、美国和澳洲等地，实施陆地生态葬。当局得到的反馈包括整个葬礼的体验必须庄重，设施不限于任何宗教信仰等。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心篇章”殡葬公司创办人洪鈺琇认为，相对于海葬，有些人更希望将亲人骨灰撒在陆地，让灵魂可以安息。有些则因为亲人不会游泳，不想去世后骨灰被撒入海里。把骨灰撒在陆地上，至少家属有个能探望亲人的地方。[3]

我在做创建碧山亭文物馆项目的时候，曾经跟文物馆委员之一的郑伟权交换过树葬的看法。他认为死者为大，在华人的传统文化中，处理身后事是人生最后的大事。如何安葬亲人，以什么方式与亲人道别，都是依往生者的遗愿来执行。儒家有“慎终追远”的说法，祭祖在华人传统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许多宗乡团体都举办春秋二祭悼念先贤的活动。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实体，往生者没有固定的“棲身”之所，让后人随时前往追思，让家族关系一代代地延伸。实体失去了，祭祀就变得没有意义，追思活动很快就会消失。

的确，从精神意义来说，海葬和外国的树葬都不注重“扫墓”的形式，不执着于遗骸或骨灰的长期保存。慎终追远必须调整心态，采用不同的纪念方式来追思。

（不赞成海葬和树葬的人士认为，许多华人在清明节或特定节日，举家到坟场或骨灰安置所追思已故的亲人，这是华族传统文化不曾断层的原因之一。海葬和树葬所缺乏的是固定栖身的场所，长远下去将使传统文化出现断层。）

海葬的追思活动

在校友郭义珠和他的胞弟郭义人的邀请下，我在2019年5月19日卫塞节当天，参与了他们家族对父亲郭仁伯的追思活动。

日战结束后，海南岛跟其他中国南方地区一样，国民党到处抽壮丁，造成人心惶惶。1947年仲冬（农历11月）夜间的谭门港，郭仁伯支付等值于5元新币的船费，跟着一群年轻人，踩着冰冷及腰的海水，挤上百米外的帆船。满载两百多人的帆船上为甲板下为舱，在海上漂流十多天，抵达廖内群岛。在夜色掩护下，改乘小舟在实乞纳海边上岸。对于这段海南人漂洋过海逃壮丁的历史，1948年6月9日的新加坡自由报有详细报道。

五年前郭仁伯往生，勿洛第53座组屋底层的灵堂上没有宗教仪式没上香，倒是悬挂着九幅生前留下的墨宝。郭仁伯的书法自成一格，我曾经在郭老别致的灵堂上欣赏过。两年前也在海南博鳌拜访过他的弟弟郭仁仲，书法同样有股大气，在博鳌深具名望。

（政府组屋底层没有宗教意味的灵堂布置，墙上悬挂着往生者遗留下来的墨宝。照片提供：郭义珠）

郭仁伯的另一个遗愿就是海葬。往生后骨灰撒大海，豁达的心态已经摆脱当年“漂”的苦难，进入逍遥飘逸，渡洋回乡的境界了。

出海追思必须先跟船家安排。郭家租下两艘10人渡轮，在樟宜渡轮码头上船。船只行驶到樟宜海滩与德光岛之间，根据GPS定位系统停泊，那是当年郭仁伯“下葬”的地方。这里可以看到填海中的炮台岛（Pulau Sejahat），以及已经相连的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这些岛屿都是我年轻时流连过的地方。

（三岛相连的炮台岛，小德光岛和大德光岛。出发时天色灰蒙蒙。）

（根据定位系统抵达目的地后，两艘船只绑在一起，准备追思。）

郭家将准备好的小吃如海南人过节日的忆粑（糯米糕）、红龟粿、包点和菜燕，跟鲜花瓣排列在船尾甲板上，这回还带上郭仁伯和家人的照片，一起回味曾经共拥的美好时光。

（船尾甲板上摆设的祭品。）

郭义人特别准备一些可在水中分解的纸条，让亲人写下寄语，跟鲜花一起撒入海中。花瓣随着潮汐漂向德光岛，纸条则被海水吞没，可能已经跟先人沟通了。

（撒下鲜花的时候，出现蓝天白云。）

（寄语与鲜花置入水中的一刻。）

出发前天空有点阴霾，回程蓝天白云，海风卷起浪花，脸上带着咸味。刹那间时光仿佛停顿在40年前年少轻狂，乘着驳船到这些外岛消磨青春畅谈理想的老时光。说停顿的老时光也不尽然，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最后的归宿的时候。不久的将来，我到底要保留骨灰，海葬，还是陆地生态葬呢？或许可以开始规划了。

（時光像浪花朵朵流走不回头，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最后的归宿的时候。）

参考资料：
[1] Audrey Tan, “More opting for fuss-free burial at sea”, The Straits Times, October 28, 2014. 
[2] Low De Wei, “Sea burials in Tanah Merah: NEA to work with sailing fraternity amid opposition”, The Straits Times, May 7, 2018.
[3] 李熙爱，环境局后年起推出陆地撒骨灰服务，《联合早报》2018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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