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March 17, 2023

给海员一个家 海员俱乐部与行船馆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322

 

上世纪70年代在新加坡工艺学院念书的时候,课程多数是三年全日制,较特别的是海事工程系四年,航海系一年。海事专科生跑船的薪金优厚,收入豁免所得税,尚可环游世界,每年吸引上百名新生报读。

当时2万多艘商船在海中航行,海皇轮船乃本地毕业生的主要雇主之一。如今商船的数量与体积皆翻倍,海员主要来自菲律宾、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和乌克兰。

船上的日子单调,家人朋友不在身边,除了工作就是看着茫茫大海。行船跑马三分险,万一遇到狂风巨浪、海盗袭击、船只被扣留等,孤独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下船的时候,最珍贵的莫过于有个温馨的落脚之地。新冠疫情前,广东民路的航运大厦(Maritime House)就是招待海员的地方。

广东民路的航运大厦是现代新加坡海员俱乐部安家之地,为各地海员提供短期住宿。

 

海员俱乐部的前身

新加坡的地理位置、自由转口贸易和移民社会特性,吸引世界各地的船舶入港。早在19世纪中叶,本地欧裔富商率先创建海员之家The Sailors’ Home),让西方海员安顿留宿。海员之家由独立委员会监管,其沿革反映国际船运的变迁:

  •         1851年海员之家在谐街立足,几年后搬迁到马里士他路一带,空间较大的前美国总领事马里士他庄园。
  •         19世纪末抵岸的海员剧增,海员之家迁回市中心占地7万方尺的旅店,每年入住的海员介于500多至900多人次。原址后来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
  •         1920年代出售首都地段(尺价6元),连同英国海事工程师康奈尔捐献的4万多元遗产,在靠近海港的安顺路1号兴建新的海员之家 (康奈尔大厦)。丹戎巴葛地铁站旁的安盛大厦(AXA Tower),坐落在康奈尔大厦原址上。
  •         1950年代殖民地政府跟民间合资200万元叻币,在安顺路尽头兴建亚洲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Asian Seamen's Club),性质跟海员之家相似。
  •       1970年国会立法,将欧、亚海员组织整合为新加坡海员俱乐部(The Singapore Mariners' Club)。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
  •         1980年代丹戎巴葛箱运码头扩建,海员俱乐部搬迁至航运大厦。目前大厦正在进行翻新,预计2025年重新开放。 

桥北路与史丹福路交界的海员之家,上世纪20年代拆除后兴建首都大厦和首都戏院。(图源:国家文物局属下国家博物馆珍藏)

安顺路的海员之家(康奈尔大厦)关闭后,其中一栋古色古香的双层楼房用作新加坡工艺学院学生楼,如今为安盛大厦。


康拉德推销新加坡

西方海员擅长写日记,将航海见闻汇集出版,成为珍贵的参考素材。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其中一位出色的海员小说家。

康拉德原籍波兰,在乌克兰出生,使用英文创作。16年的远东航海生涯中,最常到的就是新加坡,最长住上5个月。海员之家的生活、壮观的加文纳桥、彻夜不眠的海港、斑斓的民族风情都写入小说中,其中《走投无路》(The End of the Tether)形容莱佛士酒店“像鸟笼一样通风”,酒店特地将其中一个房间命名为康拉德套房。一些游客捧着他的书寻幽探密,对本地多元文化与街边美食啧啧称奇;有些则因地貌变化太快,发誓永远不再回来。

加文纳桥畔的康拉德纪念牌匾。

 

华人行船馆

虽然下南洋的中国三桅船同样频繁,19世纪末才出现华人行船馆的文字记录。广惠肇碧山亭第五亭的安邑广和兴行船行总坟之墓,设立日期为光绪壬寅廿八年吉日(1902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劝捐碧山亭小引”,碑文记载广和兴捐银5元建庙开路。可见一个多世纪前,已经有一群来自宝安(深圳)的海员在本地立足。广惠肇留医院内的张泰和行船馆石椅,为靠海为生的先民保留实体印记。

广惠肇碧山亭的广和兴行船行总坟,上世纪80年代清山时已经破落,四周杂草丛生。

广惠肇留医院内张泰和行船馆捐赠的石椅。


1930年代初,华人海员职业分布已经成型,来自福州的海军顺理成章地当上轮船水手,广东人负责机器涡轮的日常运作,海南人为众人准备三餐茶点。当时20多家“个体户”性质经营的行船馆,以一贯的方言群划分,广东和福州人的行船馆分布在牛车水和丹戎巴葛,包括广和兴、张泰和、新兴、力群记、陈德记、张旭记、吴耀记、张韦宝等。海南人行船馆集中在小坡,包括新合盛、成顺、琼轮盛、琼海利、琼海丰、琼兴、民英阁,益源楼,友群等。

 

从争饭碗到团结之路

此时期的行船馆就像中介,海员住宿、等候船期、跟家乡通信、找新工作都依靠它。细分之下,有私人创办的君主馆、海员合股的兄弟馆,以及包工头设立的包工馆。君主馆的馆主是船务公司的线人,为住客介绍工作;兄弟馆采用排班制,大家轮流上船;包工馆由包工头管理,住客经常发生纠纷。华民护卫司介入调查,将导因归纳如下:

.       随着科技进步,一艘轮船从40名船员减至少过10人,形成僧多粥少的局面。

.       行船馆收费高,失业的海员每月仍需支付住宿伙食杂费共17元,差不多等于半个月薪金,自然左支右拙。

.       海员为求上船,依照惯例暗塞几十元咖啡钱给包工头,开工日却遥遥无期。

华民护卫司另行设立海员宿舍,失业者每月只付3元,余款由工作人士分担。此外众人必须排号轮流上船,不可贿赂越轨。这种公平的互助模式深受海员青睐,会员达千多人。行船馆连忙改弦易辙,没工开的海员不必付费,安排好新工作才从工资扣除,总算力挽狂澜。

中国抗日为各籍贯海员制造团结的契机,行船馆成立海员筹赈分会,为祖国贡献绵力。同时期在亚细亚火油公司运输船(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和蓝烟通轮船公司(Blue Funnel Line)工作的马来亚海员在伦敦被解雇,回来时竟然被政府驱逐出境,行船馆联合为同行据理力争。1950年代劳资对抗时期,荷兰渣华轮船公司(Java-China Japan Line)聘请香港人来取代本地海员,行船馆和万多名港务局员工集体杯葛渣华。

随着新加坡海港走向现代化,一些海员落地生根,有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有些年华渐老,不想再浪迹天涯,传统行船馆一间间关闭。30多年前,最后的行船馆(新合盛、张韦宝)向时代挥别。

1988年道拉实街的张韦宝行船馆。(图源:国家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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