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讲话也给人即不合情、亦不合理的感觉，远远超越一般百姓所能理解的范围，最明显的是通过统计数字来解说月入一千元买得起组屋、博客写了一年，但屋价继续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负荷、无视大众交通的主导原则，认为一亿元年净利不足以分一杯羹给美其名为“车长”的巴士司机，建议把成本转嫁给搭客，事后的澄清只给人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等。
如果这是一部梁智强的电影，必定多姿多彩，但在一个我成长的地方、我奉献过人生最美好的青春的国家、我热爱的土地上演出真人实景的一出戏，心情绝对不好受。当贪婪以至近乎忘本的心态剥夺了最起码的人生价值观与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道德尊严，晚上还能够高枕无忧、无愧于心，睡得安宁吗？
2012年8月26日的国庆群众大会上，李显龙先生发表了新加坡总理47年来最感性的演说，所谈的是 HOPE, HEART, HOME（希望，心灵，家园）。这个3H是说给谁听的？
这部现实片使我想起1979年，李光耀先生在他的文章“温故知新”（《人民行动党1954-1979》）的第二部分“领袖必须领导”中，总结执政20年所得到的经验时说道，我们策励自己，必须：
-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迷惑人民
-前后一致，不要突然转向和改变
-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要受人尊敬，不要讨人喜欢
-广泛地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
-努力争取成功，绝不屈服
李光耀先生在1981年8月22日在总统府为老同僚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提到“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除非我们能够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星洲日报，1982年3月15日）。
重温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30余年前的金科玉律，他并不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的是处处充满危机感。今日的政府该如何确实地实践正确的领导方针，策励自己，还是将“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视为理所当然的？
这部现实片也使我怀念起一位多做事少说话，但为新加坡的发展基础奠下根基的开国元勋吴庆瑞（Dr Goh Keng Swee），年久失修的根基彷佛正在摇晃中。
2010年，新加坡开国元勋吴庆瑞蒙主宠召，享年91岁（1918年10月6日-马六甲-2010年 5月14日）。
-发出明确的信号，不要迷惑人民
-前后一致，不要突然转向和改变
-保持廉洁，杜绝贪污
-要受人尊敬，不要讨人喜欢
-广泛地分摊利益，不剥夺人民应有的生活条件
-努力争取成功，绝不屈服
（乐于走入群众的李光耀先生，在芽笼西 Geylang West 和居民谈笑风生。1963年9月。照片来源：人民行动党1954-1979）
李光耀先生在1981年8月22日在总统府为老同僚举行的“告别宴会”上，提到“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对于这一点，我不觉得有什么不对。...除非我们能够网罗最能干、最坚强最果敢和最具献身精神的人才，让他们加入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否则，新加坡将会崩溃。”（星洲日报，1982年3月15日）。
重温开国元勋李光耀先生30余年前的金科玉律，他并不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相反的是处处充满危机感。今日的政府该如何确实地实践正确的领导方针，策励自己，还是将“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人民行动党”视为理所当然的？
2010年，新加坡开国元勋吴庆瑞蒙主宠召，享年91岁（1918年10月6日-马六甲-2010年 5月14日）。
蛋糕理念
吴庆瑞不是百万部长，但所承担的责任使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我们的千万团队前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回顾五十年前人民行动党的建国理念？
吴庆瑞不是百万部长，但所承担的责任使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了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在我们的千万团队前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回顾五十年前人民行动党的建国理念？
(吴庆瑞 Dr Goh Keng Swee， 时代巨人)
2010年5月23日，The Straits Times 发表了许通美教授对吴庆瑞的评价：
One of the purposes of government is to make the
world a little less unfair for the poor, the disabled and the disadvantaged.
Perhaps because Dr Goh started his professional life 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and he represented Kreta Ayer, one of the poorest constituencies in Singapore
Dr Goh was a well-rounded individual. He loved music and founded the Singapore Symphony Orchestra. He created the Chinese and Japanese gardens in Jurong. He was also the founder of the Jurong Bird Park and the Zoo....life is more than making money and eating well. It is also about learning to enjoy music, communing with nature and marvelling at the splendours of the bird and animal kingdoms.
Dr Goh's thrift is legendary. Even when he could well afford it, he continued to live a simple and frugal life. He shunned ostentation and consumerism. When I called on him at the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 when he was its chairman, he apologised for the size of his office. I do not think Dr Goh would approve of the trend in
新加坡建国期间人民行动党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来自共产党。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所奉行的政治信仰的共同点是两者都极力争取社会平等，把利润更公平地分配给工人。不同点是社会主义者崇尚社会改革来改善现状，从资产阶级手中“挤”出更多金钱，分配给工人。共产主义者则通过强制手段，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财富，最后所要的就是一场革命。
奉行社会主义的行动党建国功臣吴庆瑞在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财政部长时，新加坡的失业率达14％，他形容新加坡的经济情况是“悲惨”的。 身为一名议员，经常面对要求他帮忙找工作的居民，可惜因为居民几乎没受过教育，找工作往往徒劳无功。 这些居民显得很沮丧，最后索性不再上门了。吴庆瑞认为，他们可能已经放弃希望，使无依无靠的家人面对更大的困难，因此下定决心，使新加坡的经济振作起来。
吴庆瑞的“蛋糕理念”，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及金融方面的发展，作出很大的贡献。 所谓的“蛋糕理念”，是先把蛋糕烤熟，然后才来顾虑如何分配；先把经济搞起来，然后才考虑如何分享收益。按部就班实行理念后，吴庆瑞退出经济圈子。今天我们是不是已经为了财团和股东而忘记了如何分享这块蛋糕？
吴庆瑞在内阁中先后担任多项要职，包括财政部长（1959-1965）、内政及国防部长（1965-1967，1970-1979）、副总理（1968-1984），教育部长（1979-1980，1981-1984），被誉为 “新加坡经济发展总建筑师”。跟当年的开国元老相比，吴庆瑞的政治生涯算是比较短促的，1959年竞选到1984年以私人原因引退，前后四分之一个世纪。
吴庆瑞3大决策
1）经济
1959年吴庆瑞参选后出任新加坡自治邦第一届财政部长，他认为只有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才是唯一制造就业机会，解决失业问题的途径。在担任财长期间，新加坡政府邀请联合国技术援助小组（United
Nations Technical Assistance Team，1960）对新加坡的工业化前景提出建议（UNDP
mission），由荷兰经济学家Albert
Winsemius领导的技术小组提出四年计划，是新加坡通往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里程碑。吴庆瑞推行多项建议，包括成立经济发展局（EDB，1 Aug 1961），实行经济奖励等，成功争取到多家跨国公司到裕廊设立工厂，通过发展裕廊工业区来开展新加坡工业化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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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庆瑞夫人（Alice Woon）为裕廊造船厂建造的蒸汽船主持下水礼。NAS 1965）
1965年9月至1984年，Winsemius回到新加坡，担任首席经济顾问，指导新加坡从劳工密集过渡到技术密集工业。在1960年代后期，吴庆瑞意识到亚洲市场可以搭上欧洲共同体急速成长的列车，于是发出更多营业执照给外国银行，让它们能够在新加坡运作，使新加坡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中国搞文化革命，也使到新加坡受惠，跨国公司不敢到韩国、台湾与香港等地投资，纷纷把资金转移到新加坡，裕廊工业区与各个轻工业区蓬勃发展，非但解决了英军撤退的失业问题，还面对劳工短缺，必须招引外劳。
根据《Men
in White》:
Ngiam Tong Dow remembered what Goh Keng Swee told him, that every time he drove
by a school and saw hundreds of children streaming out, he felt downhearted,
wondering how to find jobs for them when they left school. Ngiam Tong Dow was privy to Goh Keng Swee’s
thinking as permanent secretary (finance) and EDB chairman. He elaborated, “The
government’s philosophy is to bake the cake first, then worry about how to
slice it. Grow the economy first, than talk about how to share the income. Most
countries think of just distributing the income and end up sharing misery.”
1968年，新加坡正面对着英军撤离新加坡的经济困境，英军的开销约占20%GDP，为三万名工人提供职业，间接雇佣一万名家庭佣人，其他相关行业有裁缝、酒吧餐馆等。当时美国 ESSO 石油公司同意在新加坡投资兴建炼油厂，但指定建在圣淘沙岛上。为了解决当前的失业问题，EDB接受这个安排，但被吴庆瑞一口拒绝。吴庆瑞接受荷兰顾问 Dr Albert Winsemius 的看法，认为新加坡需要一个大型的消闲活动兼旅游中心，圣淘沙是最适合的地点。多轮谈判后，ESSO最终在Pulau
Ayer Chawan （现在的裕廊岛 Jurong Island）设立炼油厂。今天回顾40多年前的一个决策，新加坡有了圣淘沙这个世界级旅游地标与衔接多个小岛而成的裕廊岛（多数厂家从事炼油相关的行业），不能不佩服吴庆瑞这位经济策划师的远见。
2）国防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吴庆瑞成为国防部长（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and Defence, MID），计划在1966年至1969年间训练12个营的全职军人。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提到他当年不同意这个做法，他认为新加坡需要一支小型的正规军，但必须具备动员全国人民组成的后备军的能力。修订后的计划成为今天的新加坡武装部队与国民服役的蓝图：12营正规军与全国性的后备军。1967年3月14日，国会三读通过国民服役法令，第一批受影响的是1949年出生的男公民，大约9000人在1967年9月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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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在SAFTI受训结业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军官。NAS 1967)
吴庆瑞对国民服役的诠释：国民服役对年轻人来说是时间和金钱上的莫大牺牲，军事训练也将士兵的耐力推向极限，这一切都不是愉快的事。但在每次全国选举中，国民服役并不是一个争论点，自我防卫的意识正在民间滋长中。一般新加坡公民都知道，他们所面对的危险是实实在在，而不是假想的。...话虽如此，在准备战争、维持和平的原则下，我们不能偏执。最糟糕的政策是武装自己的步伐，已经使到我们的邻国误解我们的意图。要知道我们不是以色列，东南亚地区也不是中东。
The
Straits Times Sept 25, 1984: National service imposes not only a great
sacrifice of time and money on the young men called up. It is also unpleasant
as military training aims to push the soldier to the limits of human endurance.
Yet in every election since national service was introduced, its abolition has
never been an election issue.
...The
average Singapore citizen knows the dangers that he faces are real and not
hypothetical. A kind of folk wisdom has grown on the need to defend ourselves.
...
Having said this, while we must prepare for war to keep the peace, we must not
get paranoid about this. The worst policy is to arm ourselves to the point
where our neighbours misread our intentions. We are not Israel and South-east
Asia is not the Middle East.
当时的国民服役还面对另一个语言困境，就是“福建兵”，许多应召入伍的年轻人根本听不懂上司的英语与马来话，必须以福建话来沟通。这个问题持续了十余年，教育普及后才完全解决。
3）教育
1979年担任教育部长后，吴庆瑞对本地教育制度提出大改革，包括：推行小学分流、实施N水准会考、创办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CDIS）、以及增加教师薪金以提高他们的士气。 其中，分流制引起最大的争议，直至今世今日还是被认为是一个精英主义，打击没有学术才华的国民的框架。
吴庆瑞解释，当时的教育制度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他们最终念到A水准，而那些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就无法得到适当的教育。 虽然吴庆瑞对教育领域有兴趣，但和他担任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期间所面对的挑战相比，他认为这是他在政府部门里最闷，甚至最烦的日子。
吴庆瑞解释，当时的教育制度只让顶尖10％至15％的学生获益，他们最终念到A水准，而那些无法跟上学习进度的学生，就无法得到适当的教育。 虽然吴庆瑞对教育领域有兴趣，但和他担任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期间所面对的挑战相比，他认为这是他在政府部门里最闷，甚至最烦的日子。
比较少人提及的是宗教教育，在一个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领导模式下，失败的例子最好匆匆盖过，不再提起。吴庆瑞相信宗教教育是维持社会和谐和灌输正确价值观的重要渠道，虽然当时社会上有许多争议，认为在学校教导宗教可能会导致宗教狂热，引起反效果，但在1982年，基督教、佛教、兴都教、伊斯兰教与儒家在“道德教育”的包装下，成为中学选修学科之一。不过，宗教教育只维持了短短的七年，便以“提高宗教分歧的意识，并制造传播宗教信仰的新热潮”为由而寿终正寝（heightened consciousness of religious differences and a new fervour in the propagation of religious belief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