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于位导演在刚推出的新谣电影《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That Girl in Pinafore）中，以《麻雀衔竹枝》作为电影的主打歌。电影在8月1日上映，比新加坡独立48年庆早了一个星期，以《麻雀衔竹枝》这首末期新谣，亦可视为爱国歌曲的山寨版，适逢其时的为国家庆生，通过喜气来冲淡近期许多社会上的负面情绪。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That Girl in Pinafore）宣传海报）
说《麻雀衔竹枝》是爱国歌曲的山寨版，是因为其一，这是一首华语歌，不是官方喜爱的 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 派的英语创作,不能代表全体新加坡人，尤其是听不懂华语的新加坡人；其二，梁文福创作这首‘华语’歌曲时，适逢新加坡独立25年，虽然歌曲中的地标与生活是大家都听的懂，有贴身感受的集体记忆，是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但因为掺杂了九句粤语、福建话以及广东民谣而被政府禁止在官方传媒播放，只能在民间悄悄传诵。违禁的‘九鼎之言’如下：
‘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我阿妈系竹脚生我’、‘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 ，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仔担竹枝，担上街头望阿姨，阿姨梳只玲珑髻，插朵红花伴髻围’。
时隔23年，当年怀着信念，支持新谣，支持华教，为方言请命的小伙子已生华发，有些甚至已经作古，至于‘麻雀仔’，它终于借着电影的气势解开枷锁，官方华语电台 933， 958， 972， 100.3 竞相播放。梁文福的麻雀仔命大，比一般麻雀的寿命长了十余年。在这民间自觉反省，推动官方解禁的一刻，我们应该为麻雀仔起飞感到高兴还是神伤？或是对一厢情愿的政策、政府部门刻板的思维决策继续保留一连串的问号？
最近因法律上的‘小更动’，获得授权引用广播法（Broadcasting Act）来管制互联网而出名的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MDA）因《麻雀衔竹枝》而再次被搬上文化舞台。MDA针对广播内容的行为准则是‘在一个节目中，如果是正当与节制性地使用的话，方言歌曲是可能被允许的’（songs in dialects in a programme may
be allowed provided the context justifies usage and is used sparingly），前提是‘正当 justifies、节制 sparingly、可能 may be’。
在一个禁止传媒播放方言节目的大环境中如何解读‘正当、节制、可能’，是百费周章也难以取得共识的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980年代初红透半边天的电影《搭错车》的名曲《酒干倘卖无》，就因为这么一句‘加冷古里’使用的方言而被列入黑名单，不留一丁点灰色地带，直叫人百思不得不解，所以如何搭桥，让正常人与精英间对‘正当、节制、可能’有共同的认知？
说实在的，MDA也只不过是新加坡的‘大环境’中因广播法而冒起的小红点，套句官话，要维护方言就如维护华文一样，应该是上十亿人口的泱泱中国的事，没有必要为了三百万华人中某一撮人的日常用语而跟上司过意不去。
什么是新加坡方言的‘大环境’？1982年，新加坡政府以‘方言会妨碍语文学习’为由，禁止官方传媒播放方言节目，至今已有31个年头。那个年代政府以不能容忍异己的铁手腕作风关闭南洋大学，逐步取消华校，以华文第二语文的‘国民型教育’来取代。在打击华文与禁止方言之余，却又藕断丝连，为了政治目的，以江河日下，扶不上壁的华文水平来安抚维护母语的草根。
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经济腾飞路”中提到打击方言的做法：
“南大在1978年迁入新大校园进行联合教学之后，我认为鼓励华族人民放弃方言， 改说华语的时机成熟了。我相信学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沟通的负担，他们在学 校里将会更易于掌握英语和华语。在家中讲华语对学生在学校学习华语将有所帮 助。于是，我发起“推广华语运动”，每年为期一个月。
为强调推广华语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话发表演讲。我们也取消了电视台和 电台所有的方言节目，不过，为老一辈着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报的新闻。可惜到 了选举的时候，为了不让反对党候选人占优势，我们还是必须讲方言。直到1997 年1月的大选之前举行的群众大会，引起选民最热烈反应的一些演讲仍然是用福建话发表的。对老一辈的人来说，方言才是他们真正的母语。”
在刚出版的《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提到内阁曾经提起恢复方言节目，娱乐老人家时，他强烈反对，进一步为打击方言辩护：
“我已经与一整代的华人树敌，拿走他们喜爱的方言节目。丽的呼声有个很出名的讲古佬叫做李大傻，我们把他的节目取消了。为什么我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影响下一代？如果你重新把它引进来，你会发现部分老一代的人会开始跟他们的孩子与孙子讲方言。”
“A suggestion was made: “Mandarin is well-established among the population now. Let us go back to dialects so the old can enjoy dramas”. I objected, pointing out that I had, as prime minister, paid a heavy price getting the dialect programmes suppressed and encouraging people to speak Mandarin. So why backtrack? I had antagonised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Chinese, who found their favourite dialect programmes cut off. There was one very good narrator of stories called Lee Dai Sor on Rediffusion, and we just switched off his show. Why should I allow Cantonese or Hokkien to infect the next generation? If you bring it back, you will find portions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beginning to speak in dialects to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李光耀强烈反对恢复方言节目，娱乐老人家，他说：“丽的呼声有个很出名的讲古佬叫做李大傻，我们把他的节目取消了。为什么我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影响下一代？如果你重新把它引进来，你会发现部分老一代的人会开始跟他们的孩子与孙子讲方言。”照片来源：news.omy.sg）
这番话使我突发奇想：
‘正当 justifies、节制 sparingly、可能 may be’的标准是谁说了算？李光耀先生和他的团队为新加坡的繁荣与进步而奋斗，功绩显赫，我心存感激；但是如果李光耀还掌握大权，《麻雀衔竹枝》能见天日吗？《我的朋友，我的同学，我爱过的一切》会因为使用九句方言的华语歌曲而被电检局腰斩吗？我还可以突破报章的言论保护，在这儿写博客文章，抒发己见吗？
李光耀推崇的是市场社会，但是市场社会真的就是如此薄情寡义吗？社会是否应该考虑道德因素？从新加坡自治到独立后的54年来，我们的社会无止境地追求经济效率，甚至以为禁止方言，牺牲曾经是人民行动党忠实的支持者，以强有力的选票送人民行动党进国会的父辈祖辈，就能够提高政治效益。 经济效率并不应该是人类生活仅有的幸福的泉源。我们是人，我们必须从人的角度去思考，美好的生活的意义何在？最诱人的经济增长，表面上最富裕的社会等于最有修养、最包容、最快乐的社会吗？这种以经济效率、经济增长、唯市场论为主导的考量，用在生活中其实并不足够，并不足以支配与组织完整的社会生活。人生应该还有更高层次的追求，真正美好的生活还包含对价值、态度、准则、道德、伦理、正义、感情、反哺、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这些软性的心件并不是高喊One People, One Nation, One Singapore，发布经济数据就能得到的。
和李光耀共事多年的李炯才先生直言，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良多，但在文化建设上却不算成功，关掉南洋大学更是大错误。的确，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尤其是打击人的内心最单纯的情感、最珍贵的传承是永留遗憾的。
在接受马来西亚南洋商报记者梁美励的访问时（2013年 7月 9日），89岁的李炯才说：
“他（李光耀）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我常常跟他争论。他说没有人能同时掌握两种语言，因为他37岁做总理才学华语，我是7岁就学，不同嘛。我有个基础，他没有基础，中年来学华文非常困难，必须从小学起，他觉得自己这么聪明却这么困难，因为他太迟学了。我说，如果你不相信我，去问你的孩子，你把孩子送去华文学校，结果他的孩子说，两种语言不成问题，几年前他公开承认，对不起我错了，任何聪明的人都能掌握两种语言，…”
“最近他出了双语的书说关掉南大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其他部长王邦文、杜进才等都反对…. 我说，他是敢做敢当，英雄气派，承认，不过我认为依然犯了错误。他没有想到中国崛起，现在需要很多双语人才，要去哪里找？很难找嘛。南大假如存在，多好。他现在知道错了，太迟了。”
（李炯才：把南洋大学关掉，把华校关掉，把方言取消，是大错误。照片来源：马·南洋商报，2013年 7月 9日）
禁止方言政策实行三十年后，曾经是李光耀的私人秘书的教育部长王瑞杰先生尝试掩饰当年政府的过失，认为方言没落是大势所趋，他以上海为例，说上海也存在类似的方言流失的问题。不晓得王瑞杰到底是言出由衷还是在念稿，或是更大程度像是唱官腔，但肯定没有衡量过客观性与说服力。我自认没什么过人的天分，乐于做个市井小民，但也和许多1970年代末以前在‘复杂的方言环境’中成长的华人一样，口操数种南方方言，大家从不觉得方言环境影响了中文水平，相反的反而因为懂得方言而使到中文更具神采和亲切感。理由很简单，因为方言是文化根基的一部分，在方言传承中我们也学到了地方文化的精髓来弥补政府打造下的急功近利的社会价值观中的许多不足。不过，再简单的道理也可以被复杂化，尤其是只看眼前的政治与经济效益，金光闪闪中独缺灵气的时候。
以我在广东香港台湾等大中华圈行行走走的经历，并无因为讲‘普通话’而流失方言的感觉，这些地区的老百姓的中文也不见得就比北京武汉江苏人差了一级，更遑论不讲方言的新加坡派。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虽然提倡普通话，但并没有斩草除根，禁止民间使用方言那么霸道，不民主的政治体系中其实存在着许多民主的思维。
在施政上，新加坡政府欣然接受电视上的韩剧日剧双声道，却又苦苦压制新加坡华人的地方语言，实在难以解读。禁止方言节目之后，我们的整体华文水平不仅停滞不前，反而跌到谷底。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行家一开口，就知有没有，实力并不是文凭上的A来断定的。直言一句，到底谁是牺牲了祖先传下来的方言文化，牺牲我们的父辈祖辈的生活娱乐，摧残民族文化的历史罪人？
如果说受西方教育的人士从来就以英文英语走天下，攀上权势地位与舒适的生活，无往而不利，不理解打击‘母语’之痛，至少也应该拿出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四大道德规范：适度、审慎、勇氣、公正（temperance, prudence, courage, justice）来思考，来打造一个温馨有人性的社会，这样的政策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人群。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麻雀衔竹枝》事件凸显的并不只限于歌曲在23年后解禁，由某一群怀旧的华校生适时献给国家当48岁的贺礼，它的背后还蕴藏了‘法理情’的文化撞击。政府做事讲一套自己的法则，没有什么灵活性，民间做事讲情义，政府与民间隔着一道理念的鸿沟，需要一道长桥来衔接，而不应该各自站在桥的两岸，从相望以致相忘于江湖。‘麻雀事件’是个搭桥的契机，通过小小麻雀去思考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信念的价值、灵魂的价值、根的价值。我相信这样的家园才值得拥有，值得维护，值得一口一口，将竹枝担返屋企。
《麻雀衔竹枝》作词：梁文福 / 作曲：梁文福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爹系海山街住过 ，1941年轰炸机经过，一枚炸弹在街头降落
。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阿妈系竹脚生我，虽然那时候霸王车很多，她却依然骑单车去工作。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一房半厅的组屋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窝。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跑到四马路的庙前说声哦阿弥陀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甚麽，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仔担竹枝，担上街头望阿姨，阿姨梳只玲珑髻，插朵红花伴髻围。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童年在女皇镇过，一房半厅的组屋背后，小小的林子里曾经是孩子们的窝。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的小学从前在小坡，平时不读书，考试之前，跑到四马路的庙前说声哦阿弥陀佛。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们都曾一无所有过，现在拥有的不算甚麽，但是比别人珍惜得多。
我们这里是新加坡，我表兄金山回来罗，小小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麻雀担竹枝，都系担番屋企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