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的回忆
在一个作息如常的日子，接到一位在美国定居的网友 Chua Kwee Eng（蔡桂英女士）的电邮。蔡女士的80多岁的母亲（张玉叶女士）在上世纪50年代从柔佛嫁到新加坡来，1957年实行公民权法令时，张女士跟着大家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多年来和其他四名孩子家人在新加坡居住。蔡女士来往新美之间，飞行已成为家常便饭。
蔡女士表示看了海人和十八丁炭窑的文章，勾起了母亲和她的许多回忆。在蔡女士的安排下，我和张女士会面，进一步了解柔佛振林山炭窑的历史。这是长堤彼岸对火炭的记忆，这份记忆也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的交谈以潮州话进行。我曾经在潮州人创办的学校读书，小学时同学多以潮州话交谈，虽然我讲起潮州话来半咸半淡，但交谈起来还是挺投机的。这种语言技巧是过去新马华人的特长。
民国以来，中国南方人民延续着清末大规模下南洋的宿命，离乡背井到新马谋生。张女士的父亲离开潮阳，从汕头乘船来到柔佛，打拼一番后才将家乡的妻子和大女儿接到柔佛来。
他们先后在柔佛南部的Danga，Sungai Tiram Duku和KampongSimpangArang 生活，以炭窑为生，砍伐红树、锯树桐、运输、造窑、熏炭等都亲力亲为。早年的炭窑是用红泥制成的，后来才改用砖块来造窑。为了方便采伐和运输，这些炭窑都建在“港”边。
我们研究新加坡和新山的甘蜜史时，认识到19世纪是种植甘蜜的高峰期，潮州人佘有进外号“甘蜜大王”，陈开顺则在1840年代接受天猛公达因·伊布拉欣的邀约，在新加坡率领一批潮州人到新山垦荒，开辟了地不佬河的陈厝港，后来柔佛的许多甘蜜园区都被潮州人垄断。这些研究经常会接触到当地的河流和港区，甘蜜港区设在河畔，通过河流将产品运输到主要港口和新加坡，因此一般上我们对港和河的概念就是河边设立了好些港区，港区有种植地和码头。不过张女士表示“港”跟“河”是不一样的，“港”是咸水的，河则是淡水的。炭窑靠近红树林生长的沼泽地，属于咸水区，种植红树林和熏制火炭的地方称为“港”而不是河。
关于“港”的概念，蔡女士也积极地翻查资料。初时我们认为由于“江”和“港”的潮州读音非常相似，基本音都是“gang”，两者可能用法相同。例如通用的词汇有江河、江山、江湖等，南方人习惯称河为江，渡河也称为渡江，所以江河两个字是互用的。这是一贯的“南江北河”的论点。
不过现代人对“江”与“河”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南北”的概念，多了一层地域涵盖面的含义，大河称为江，小一点的称为河。
经过蔡女士进一步查证后，证实了潮州话中的“港”跟江河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港出自于江河，但港指的是河流的分支，也就是“支流”，可见港比起江河要小一些了。
我也询问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义务导览员王东印。王东印在新加坡北部的Ulu
Sembawang长大，由于够ulu（偏僻），土地、河流和“港”的格局都很相似。虽然王东印是福建人，不过对这些名词的理解跟潮州人是一致的。
的确，只有让时光倒流，才能够理解在老人家的眼里，港是咸水区，河所指的就像中国家乡那样，是淡水的。
马来西亚的炭窑已经运作了八十多年，西马的炭窑分布在柔佛（可能有15个）和十八丁（约348个）。红树是制造火炭的原材料，树桐坚硬，水分蒸发后，火势特别旺盛。
红树林形成保护自然生态的天然屏障，让渔民和“海番”（海人，原住民，orang asli，sea gypsy）维持生计，因此马来西亚早在战前已经对红树林进行规划分配，不可随意砍伐。
张女士在柔佛出生，四岁从Danga搬到Duku港的下游（Sungai Tiram Duku），潮阳话称下游为“下港”。
Duku这种水果我们一般叫“鲁古”。早期的Sungai Tiram Duku岸边长满鲁古，因而得名。Duku港的下游是咸水区，平时洗衣服使用咸水，最后一过才用清水，这些清水还是大姐从上港（上游）挑回来的。
这样子每天来回挑水也不是办法，张女士8岁时，父亲决定举家搬迁到上港（Sungai
Simpang Arang），一家八口在那儿住了五年，造窑制炭。
值得一提的是Duku港、上港、下港等都是七八十年前民间所使用的地名，就像新加坡的赌间口、十字路、水仙门等，都是来自民间的创意，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如今我们在谷歌地图上，轻而易举地看到
Sungai Tiram Duku 和 Sungai Simpang Arang 都是普莱河（Pulai
River）的支流，印证了之前提及的河与港的概念。
日治时期
张女士一家人在Duku港的上港（Sungai Simpang Arang）烧窑制炭的日子，也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南亚的时候。
日本占领柔佛后同样进行检证，民间称为“捉人”。张女士记得最初负责看管上港的“日本仔”（日军）叫他们逃走，于是他们划着船，逃到“芭窑底”（山芭），走入树林里避难。
检证结束后，日本人把他们找回来，命令他们继续烧炭。在军政府的指示下，父亲根据日军的规格，造了两个炭窑，这些窑的体积比较小，也不耐用。此外，日本人不用红树，而是使用陆地上比较幼细柔软的树木来制炭。
Duku港是跟政府租用的地方，除了炭窑外，肥沃的土地也用来种植番薯、木薯和蔬菜。在缺米缺粮的日子，不只让张女士一家人填温饱，甚至吸引了当地的海番。
海番在船上生活，以捕鱼为生，日常起居煮食都在小船上进行。他们用大鱼（西刀鱼）来换取番薯、蔬菜和火炭。海番使用的语言听起来像是马来话，但又不全然是马来话，张女士家人听不懂，彼此用手势来沟通。
有海番来换取食物的日子，餐桌特别丰富。番薯配菜配鱼，那一顿晚餐的味道格外鲜美。
日本仔对这些食物兴趣不浓，他们进入屋子，看到白糖、棉布、咖啡粉和香烟都会随手拿去，不再干扰居民。他们只有找不到这些好料的时候，才会赖着不走。
在当地负责看守的日军也很自大，居民必须向他们敬礼，姿势不正确就会被打，大人小孩都不放过，张女士的父亲曾经因此挨过耳光。
日军发起狂来也会到村子里“捉”漂亮的女孩子。张女士的邻居被捉去后大家都以为完了，不久后她活着回来，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回事，彼此心照不宣。以后一听到日本仔，可怜的女孩就全身哆嗦，缩成一团。
日军可怕，鳄鱼同样杀人不眨眼，鳄鱼头一抬就叨着一个人，尾巴一扫就卷走另一头猪。张女士的亲戚的孩子在沼泽地被鳄鱼吃掉，从此心灰意冷，离开上港这块伤心地。
炭窑村有两片毗邻的炭窑地，各有两个炭窑。第一个炭窑地段的主人林先生是当地人，跟他说明来意后，林先生热情的让我们四处参观，并解释柔佛的炭窑跟十八丁的异同。
首先是十八丁制炭的原材料都是“好料”（Bakau Minyak和Bakau
Kurap），这类红树林需要20年的成长期，火炭主要出口到日本。柔佛炭窑使用的原材料虽然也是Kayu
Bakau（Bakau 木），但只长6年就砍伐了，品质自然差些。
柔佛炭窑的火灶跟十八丁的炭窑也不一样。十八丁的火灶设在炭窑的门口，柔佛炭窑的火灶建在炭窑外，格局跟烧制陶瓷器的龙窑相似。
那些锯好的约两米长的树桐也比十八丁的长了五分之一。十八丁的炭窑作业是将树桐垂直放在炭窑里。偌大的炭窑只能放一层树桐，窑上方的空间让空气对流，确保窑内的温度一致。柔佛的做法则是将树桐打横放，由工人一层层地交叉叠起来，直到窑顶。烘制的时间约50多天，虽然比十八丁每个月烧窑一次来得长，但每一次的生产数量较多，整体上产量不相上下。
至于那些没有完全熏干，“半生熟”的树桐在十八丁称为“黑金”，柔佛称为“柴头”。下次烧窑时将这些柴头放到顶端，就可以熏成火炭，不会浪费资源。现在我们终于亲眼看到被人骂为“柴头”，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由于炭窑功夫完全靠劳力，林先生“就地取材”，雇用住在Kampong Orang Asli的原住民。交谈中才发现原来皮肤黝黑的林先生有一半Orang
Asli的血统，他的父亲是当地华人，娶了原住民为妻。原住民交谈时所使用的是印尼群岛的语系，但有些词汇是马来语所没有的，外人肯定一头雾水。
林先生打趣地说道，他从来不在原住民面前显示自己的语言功力。工人没有警惕心，他才知道工人在背后骂他什么。
柔佛的炭窑不多，只足够供应给当地市场，用来烧烤肉干、烧腊、沙爹和海鲜，此外就是卖煮炒的小食摊。吃过炒粿条和沙煲饭的老饕都知道炭烧的食物味道格外鲜美，是煤气炉所无法比拟的。
炭窑作业辛苦，利润不高，幸好马来西亚地方大，这块炭窑地每年的租金只需百多元马币。低廉的租费可以让业主养活自己一家人，亦为当地的原住民制造就业机会。
我们闻到了炭窑烟熏后排出的炭气，淡淡幽香之余飘逸着许多童年的回味，缕缕熏烟勾勒起缕缕感动。我抚摸着圆滚滚的树桐，一整天都手留余香，怎么也挥之不去。
土窑
张先生经营隔壁地段的炭窑，他是张女士的堂伯的孙子，属于炭窑的第三代。我们参观时没有见到主人，不过员工给于我们温馨的微笑，招手示意我们随意参观。员工的五官突出，看起来同样是当地的原住民。
这片炭窑地还保留着两个“土窑”，也就是日治前用红泥制造的炭窑，已经不再使用。这些土窑就是张女士的父亲用来养活家人的谋生工具。
土窑乍看之下倒有点像是古墓，甚至可能是跟外星人沟通的渠道。柔佛州政府刻意保留着这两个土窑，让我们见识了华人经营炭窑80年的文化古迹。
此情此景，跟张女士所述说的陈年往事相互交错，叫我心头激荡不已，眼前的一切变得似曾相识：炭窑、江河、鳄鱼、红树、海番、日军、笑声、恐惧....。啊！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