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戴伟是1950年代泛星工友联合会的受薪秘书，1958年被遣返大陆。林戴伟以马来亚为祖国，坚持自己的马来亚（新加坡）身份，为反殖而斗争。文革的年代他受中央委派，潜伏回勿洞森林，结果并非死于政府军的枪弹下，而是死于内斗，连葬身之地都是个谜，成为“无主孤魂”。
1957年的大逮捕
就从1957年8月22日的大逮捕说起。大逮捕由时任首席部长林有福发出命令，拘捕35名马共人士（当时不论是马共、支持马共、同情者或是思想左倾都被视为马共），其中包括5名人民行动党左翼中委与13名支部的职员与党员，无形中为人民行动党扫除了来自党内的威胁。
或许林有福万万没想到，这次的逮捕行动为他人铺路，自己的劳工阵线却失去民心。
有关这次大逮捕原因，林有福政府发表白皮书说是防止共产党接管行动党和职总。[1] 不过，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阻止左派工会跟由辞职的首席部长马绍尔组建的工人党之间的合作。当时共产党把他们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转移到工人党，在他们的支持下，工人党在选举必将取得好成绩。
根据当时的时势，这场逮捕行动也有可能是为了确保左翼人士不会在九天后8月31日马来亚宣布独立时制造麻烦。
话说大逮捕前约三个星期，1957年8月4日，行动党第四届党员大会在羽球馆举行，除了中委改选，也通过了确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非共社会主义的马来亚”的党的纲领。改选的结果出炉，12位中委中被视为左派的中委有6人：TT拉惹（律师）、陈从今（会计）、吴文斗（工会）、陈贡元（烧焊技工）、陈世鉴（工会）、王才安（书记）。其中有三位原中委落选，包括行动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永元。
李光耀与另外5位中委拒绝出任党职，只保留中委地位，六位左派中委在协商不果的情况下，选出TT拉惹出任秘书长，陈从今为主席。
这6位当选的左派中委，除了TT拉惹之外，在8月22日的大逮捕全部被扣留。同时被捕的还有13名行动党支部委员，13名泛星工联及工运人士，以及亲行动党报章《新报》的4名职员。林戴伟也在这次逮捕行动中被扣留。[2]
奎笼聚会（奎笼事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称这场党内左派筹划夺权的行动为“奎笼聚会”。
1957年5月，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辞职。6月补选过后，行动党两派裂痕进一步加深，7月中，行动党中宣委和支部负责人举行一场中委选前聚会，参与者有二十多人：两位中委吴文斗和陈从今、中宣委员和各支部主要负责人陈志成、刘波得、钟文灵（田流，及其爱人许禄娣）、黄巩元、许荣华、陈贡元、王才安、戴秋生、段文华、陈木庭、卓中华、邢福源，另有林戴伟、吴宗泽等人。
当时李光耀因为宪法谈判结果受到质疑，回应马绍尔的挑战，辞去丹绒巴葛选区议席进行补选，以林戴伟为代表的一组左翼人士强力支持工人党，可是马绍尔却在最后关头放弃竞选。李光耀获得三分之二的支持票再次当选。
根据《陈贡元回忆录》及其他人的说法，林戴伟是党外人士，直言直语，属于激进左派。奎笼聚会上，林戴伟表示李光耀在宪法谈判上采取软弱和妥协的态度，反对李光耀的正统领导，号召行动党支部出来组织新政党。与会者多数认为应该避免行动党分裂，左翼运动应继续以行动党为中心。
奎笼聚会是否跟夺权有关各有各的说法，陈贡元表示没有此想，研究左派历史的陈剑则提出疑问：为何行动党的聚会竟然有党外人士参与？[3]
遣返中国
这批1958年9月18日被遣返回中国的人士属于第37批难侨。[4] 林戴伟一伙38人在槟城乘搭福英轮到广州下船，被送到广州市三元里华侨服务所暂住。同在一条船上的马共和私会党徒起冲突，最后由陈贡元、方小浪、林戴伟联合跟私会党徒谈判，化解了这场纠纷。
一般归国华侨都由中联部接待，林戴伟，人民行动党第四届中常委副主席陈贡元，正财政王才安，副财政吴文斗则由侨委接待。
后来林戴伟和其他四人（梁再明、蔡维杰、邓觉民、杨启祖）被分配到福建省集美华侨补校。
过些时候，这群身份特殊的外宾由北京侨委接管，安排到北京外语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马来语。学成后到南京军事学院接受军训。
（前排右一：王才安。前排右二：吴文斗。后排左一：郑敏娜，后来嫁给阿威（一位老干部，在中国学过通讯技术，一直在特区工作），留在特区。后排左二：林戴伟。后排右二：陈贡元。摄于北京。图片由X君提供。）
回到边区
1966年文革爆发，隔年中央安排了一组人回到北马局机关队（马泰边区）来加强马共的骨干力量。这支队伍由李安东和林英婷夫妇带队，同行的除了林戴伟（在边区的化名是艾平），还有方小浪和林德籁医生夫妇（化名为古宁和余洁）、郑敏娜，以及李安东的女儿。郑敏娜和方小浪都是1953年新加坡反国民服役的五一三事件时期加入马共的。
一行人由陆路回到马泰边区，从云南进入老挝，在游击队的掩护下进入泰国的解放区，南下曼谷共产党特区，最后才抵达边区森林。顺利的话两三个月可到。不过这段路并不好走，随时有生命危险。一旦回到边区，他们不准跟外界书信来往，以免暴露行踪。
郑敏娜路过曼谷特区时，阿威（一位老干部，在中国学过通讯技术，一直在特区工作）把郑敏娜留下。后来郑敏娜嫁给阿威，留在特区，免于一死。据知她还健在。
肃反运动
马共阵营内，1967年6月发起第一次肃反运动，1969年进行第二次肃反运动（森林审判会），估计超过一百名党员错被当作内奸而遭到处决，造成党内部分裂。
当时马泰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展开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牵连无辜的人士来自保。
肃反运动首当其冲，被处决的是当地的游击队员。1970年，林戴伟乃边区第二号人物，由审肃员的身份变成被肃反的对象。他被处决的理由是一个谜。据知当时的主因是“反领导”，非正式原因则有二：一个说法是跟审讯部队里的“广西妹”（原籍广西的游击队员）有不轨的行为，第二个说法是特务（敌奸）。当时被处决的队员都被冠上敌奸的罪名。
根据《我要活下去》，林戴伟是被吊毙的。[5] 这些被内部肃反处决的队员都被草草埋葬在森林深处，由于是带罪的“特务”而不是烈士，所以不会为他们立碑。事隔多年，确实地点已不清楚，更何况那儿距离邦琅和平村（第九朱拉蓬公主村）颇遥远，必须步行两天。
为何没被平反？
1989年签署和平协议后，被肃反的队员都重新审理并获得平反，只有两人除外：其中一人是林戴伟，另一人是马共中央机关营区的负责人李安东的妻子林英婷。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北京的李安东和林英婷是马共在北京“最激进”的夫妇。他们被调派回去边区掌管大局。谁知道李安东一回到边区就看不顺眼，说他离开了十年，边区并没有任何变化。意思就是十年来边区领导无方。林英婷跟丈夫同一鼻孔出气，批判边区的领导人不做事。
时机到了，林英婷反被指控为特务，企图造反。李安东为了自保而落井下石，不但不为无辜的妻子申辩，反而劝她招认，并在审判会上举手同意判她死刑。林英婷就这样被军法处决了。据说李安东的女儿也差点被处决，还是李安东力保才留下一条命。和平后她嫁到居銮。据知她已经离世，丈夫则还健在。
1999年7月15日，马共副总书记李安东在吉隆坡病逝。
方小浪夫妇也是在1970年的肃反风暴中被害，方小浪被指为特务而受到处决，他的太太林德籁医生悲痛欲绝，愤而服食安眠药自杀。1980年代末，方小浪的姐姐夫妇在广州跟陈平会面，问他方小浪何故被处死，要求交待清楚，否则希望陈平能帮助小浪平反，陈平答应了。等了三年都没有任何消息后，方小浪的母亲与女儿联名给陈平写信，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催促。直到1995年底，她们才接到陈平的电话通知，方小浪夫妇已获得平反。从方小浪的个案，可想而知陈平在处理过程中所碰到的重重阻力。
林戴伟、方小浪夫妇跟着李安东夫妇一起从北京回到马共边区，显然被卷入这场边区的内部斗争。如果当时林戴伟的家人向陈平追究，或许会获得平反，不过历史没有或许，也没有如果。
根据另一位跟着1989年大队走出森林的前六突队员的说法，走出森林的议题很多，平反并没有列入议题内，而是当亲人询问时，才会逐一处理。
小结
这些对理想狂热的昔日青年都是为了新马独立而投入战斗，在一个寻找反殖方向的年代，凭的就是一个信念，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森林里生活，长久以来跟外界隔绝，“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一面倒的反殖广播是唯一的资讯来源，不知道外面是什么世界。
他们都为反殖不惜冒险牺牲，以青春与生命改写社会的进程。可是，他们的热情可能被有心人利用。《陈贡元回忆录》写道：对于这些在队伍里牺牲的无辜者，马共和当时马共在北京的机构，必须负起全部责任。
[1] New red threat exposed, Singapore Standard, 24 August 1957
[2] 详情可见《南洋商报》1957年8月24日，第五页。
[3] Leong Weng Kam, Ex-PAP man recounts 1957 'kelong meeting', The Straits Times Jun 11, 2016.
[4] 根据广东华侨博物馆的资讯，1950至1958年间，新马的归国华侨约2万人，分成38批，或遣返或自愿返回中国。
[5] 好些前左翼人士都质疑《我要活下去》这本书的意图，认为这是一本“反书”，不值一看。对我而言，所接触过的众多前队员陆续发表的书籍也都各有意图。正或反的意图并不重要，我所看的是通过事件来认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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