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December 17, 2021

消失的华校,不灭的异族情谊

原文刊登于《联合早报》2021年12月2日


我在端蒙中学完成十年基本教育。端蒙已是个“历史名词”,上世纪70年代鼎盛时期,中小学部合共2000多名学生。随着市区一带居民减少,教育政策大改革等,学校于1994年送走最后一批毕业生,完成88年的教育使命。

莫道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消失的华校反而激励昔日学子,将百味杂陈的思绪化为动力,通过成立校友会来延续香灯脉络。20多年后,没有新学生的校友会反而更茁壮活跃,也算是现代奇迹吧!

听到我念端蒙,中老年人都自然问起:“你是潮州人吗?”我回答 “非也”的时候,都会引来惊奇的大眼睛,接着就是来不及否认的结语:“你的书法一定很好。”

 

第三特色:胡先

潮州人学校和书法是端蒙的象征,不过还有连校友都忽略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在清一色华人的学校,有位长住40年的印度籍看守员胡先(Mohamed Hussian),就如多年后他的外孙女所说:“外公就是端蒙,端蒙就是外公。”

胡先的家在学校主建筑左翼,开枝散叶期三代同堂。每天从胡先家门前走过,偶尔跟孩子们捉迷藏,早已将异族同胞当作自己人,种族和谐地共处多年都懵然不知。蓦然回首,人面不知何处去?

国家图书馆的“新加坡记忆工程”网站有篇以英文发布的短文《端蒙中学 我的家》(Tuan Mong High School My Home),作者署名朱莱哈(Julaiha),以感恩的心情记述以学校为家的往事。我们心血来潮,尝试联络作者,但迟迟没有回应。

 

意外的“寻人启事”

在端蒙原址举行《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专书发布会的前几天,花蒂玛(Fathima)及时捎来讯息,在发布会现场谈笑风生地追溯这段奇缘。三年前她在人民协会工作,鼓励民众写下本土记忆。某日心血来潮,决定亲笔记录自己家族在传统华校那段特殊的生活经历,于是访问妈妈再娜(Zeinamboucany,胡先的女儿)和姐姐朱莱哈,以姐姐的名义将文章上载到网站。

胡先的外孙女花蒂玛(Fathima),女儿再娜(Zeinamboucany),外孙女朱莱哈(Julaiha)与曾孙莫哈末(Muhammad Ayann)于《勤慎诚正 时雨春风》专书发布会现场留影。

花蒂玛无心插柳,没想到竟然吸引一些读者的关注。她突然间心血来潮,打开几年没使用的旧电子邮箱,意外发现“寻人启事”。一连串的心血来潮玉成美事,喜相逢的场面格外振奋温馨。

再娜常提起居住在学校的往事,女儿知道母亲始终惦记着生活半辈子的“故乡”。两姐妹带着再娜,从蔡厝港回到老地方当天,甚至刻意不告诉母亲目的地,只说出外走走。当再娜回到熟悉的故园,专书中竟然收录着家族记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离开前她们顺便走访从前的住家,在童年的游乐场漫步,回味着旧时光。

小时候的朱莱哈(中间)跟亲人在学校门外合影,右侧铁闸门处就是胡先的住家。朱莱哈提供。

 

以一辈子报答恩惠

母女亦进一步完善《端蒙中学 我的家》记忆工程。胡先在本地土生土长,1953年开学日正式应聘当看守员,并在学校留宿。生活稳定下来后,他按照当时的习俗,前往印度纳德邦信奉回教的家乡娶妻。新婚夫妇回到新加坡,在学校住家生儿育女,再娜排行老二。

胡先(Mohamed Hussian)和太太密碧(Catoon Beevi)的合照由端蒙余培基老师拍摄,朱莱哈收藏。


胡先就像“无名有实”的学校“总务”,有个配备齐全的工具箱,学校的玻璃窗裂了,由他装上新玻璃;木门和铁门坏了,交给他修理;下午班的同学忘记熄灯关风扇,由他逐间课室巡视,顺便将电源关上;家人想使用办公室的电话,他一口拒绝。胡先甚至获得老师授权,处罚违反纪律的学生,顽皮的同学都怕他三分。

没有外人的时候,胡先把置放在房间一角的炭炉搬到室外,一家大小“围炉”,开心地共享印度黄姜饭和马来椰浆饭。晚上的“流动卧室”就在面向皇家山的小阳台,躺在那儿看星星,数着数着便睡着了。如果天不作美,则在通往阳台的走廊打地铺。大清早老师同学进入学校前,他们早已卷好包袱,不留半点痕迹。

学校二楼面对着皇家山的小阳台(箭头处),就是胡先家人数着星星入眠的流动卧室。

胡先去世后那一年,一家人继续在原地居住,直至学校大门永远关上。实际上他们早已申请到河水山的租赁组屋,但更喜欢学校人影流动,每天早晨唱国歌念信约的环境。没有上课的日子,操场就是他们的游乐场。

胡先仅凭个人的入息喂饱这么多张口,生活十分拮据。学校为他提供工作和住宿,结果以一辈子的时间来报答这份恩惠。在父亲的感染下,再娜对端蒙情深意切,她和两个姐妹的婚礼都在学校举行。再娜的小儿子继承他已去世的爷爷的名字,作为对胡先和端蒙永恒的纪念。

 

“胡先的学校”

胡先的年代,马来话是名副其实的国语,那是我们跟印度和马来同胞的共同语言,如今则以英语交谈。花蒂玛偶尔用字正腔圆的华语跟我们交流,那口标准华语并非来自课堂,而是通过观看昔日第八波道郑惠玉、李南星等人主演的连续剧学来的。花蒂玛是个标准戏迷,从前迷上新广的美女帅哥,现在爱上韩剧和歌唱组合BTS,所以也讲得一口流利的韩语。

旧地重游,母女们依然怀念这里的多元民俗风情,平日在校内听惯华语、方言和步操的马来口令。周末天主教徒在门前路过,平安夜教堂传来弥撒钟声。大宝森节信徒背着拱架、顶着牛奶罐游行到学校旁的印度庙,热闹的气氛持续至午夜。国家剧场有演出的时候,歌乐声越过马路,飘扬到耳际。他们在登路成长,多元文化的熏陶下,自然地敞开海纳百川的心胸。

虽然两姐妹跟我们素未谋面,母亲也不认识在场的校友,但大家一见如故。她们没有忘记“胡先的学校”,我们也没忘记胡先,缕缕思念凝结成岁月芳华。我们都相信这不只是端蒙的故事,许多消失的华校都有类似的异族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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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10, 2021

山芭佬

童年的时候,常听“大人”们“打牙骹”,你一言我一语地谈笑风生后,带着愉快的心情各自踏上归途。奇怪的是,即使明知道对方不住在山芭,还是常称对方为“山芭佬”,而“山芭佬”也不生气。

山芭指的是乡村,地方偏远,有地耕种养家禽,有些还有池塘,池塘的凤眼莲跟馊水熬制后,就是喂猪的美食了。

住在山芭的潮州人和福建人自称住在“山顶” (shua ding),离开山顶必须“落坡”,因此到城市逛街就是“去坡底”。

山芭的居民来来去去就是绿色的田野,见识比不上在霓虹灯下生活的都市人,因此人称“山芭佬”或“乡下佬”。传开之后,有时候我们也会以“山芭佬”自嘲,把自己比喻为井底之蛙,没见过大场面。



(山芭的游神活动。图片来源:刘国汉。)


山龟


“山龟”是接近于山芭佬的词汇,用在形容词,就是比喻没有见过世面;用在名词,就是指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人。

山龟倒是确有其龟,可能是由人带到山中饲养的。由于山龟行动缓慢,只能在山中活动一辈子。

山龟的原装念法来自本地的福建话“shua gu”,借用真的山龟来形容住在山顶,有点土头土脑的乡下人。


山龟的广东话叫“大乡里”,北方人称为“农民”。


山芭的“芭”


我们可以在1846年 J.T.Thomson绘制的地图,看见三个跟“芭”有关的马来地名:

- Taoh Payoh Lye:大芭窑内,“芭内” 指内地或郊外深处,延伸至武吉知马,包括咖啡山。

- Toah Payoh:大巴窑,大片的 “paya” 沼泽地,Payoh是paya的变音。

- Paya Lebar:宽阔的沼泽。



(Taoh Payoh Lye:大芭窑内,“芭内” 指内地或郊外深处,延伸至武吉知马,包括咖啡山。)

芭,巴都是音译字,但它们可能跟本地”芭“字的使用和其内容含义的来源有关。

汪惠迪编《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指出:“芭”,本地闽南方言词,山芭的简称,指山地、丛林和乡村地带,或泛指郊区;例:开芭(开垦)、烧芭、砍芭、拾芭。

新加坡开埠初期,大巴窑是一片红树林沼泽地带,华人在19世纪中前去开芭时,“大巴窑”(Toah Payoh)的名称已经用开。

“大巴窑”(Toah Payoh)是福建话和马来语的结合体。“Toa”在福建话是 “大”的意思,“Payoh”则来自马来语 “Paya”,意思是沼泽,两个字合起来就是“大沼泽”的意思。

昔日的“大沼泽”,在几代人的努力之下渐渐的变成甘榜,当年的大巴窑甘榜,一般居民务农,当小贩、厂工或家庭帮佣,这里也是私会党出入的地带。



(1850年代的新加坡地图已经出现Toah Payoh Lye, Toah Payoh, Paya Lebar的地名。摄于国家博物馆。)

1960年代初,政府决定发展大巴窑新镇来解决住屋不足的问题,但甘榜居民不愿搬迁,执意守护家园。有些居民出于对新居的生活空间缩小了,不能种菜,也不能养鸡养鸭,连过年才有鸡鸭吃的日子都被剥夺,感到十分愤懑。

1964年,时任总理李光耀下乡访问,居民的要求都交到政府手里,总理公署和国家发展部联手,终于跟乡村住户达成共识。大巴窑赶上建屋局的第二个五年建屋计划,1970年已经发展成为10多万人口的卫星镇,有约六成的一房式与二房式组屋,其余多数是三房式单位。那时候的建筑工地到处可见俗称红头巾的三水女工,任劳任怨地挑起广厦千万间。

如今的大巴窑有3万6千多户组屋单位,约11万组屋居民,早已从新镇转型为成熟市镇了。



(1970年代的大巴窑天桥,公园和中心。图片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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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03, 2021

森美兰马口镇的古代搬运道(Jalan Penarikan, Bahau)

彭麻古航道


2020年3月2日,驱车驶过棕榈种植园、马来坟场、马来甘榜和现代化排屋,抵达森美兰仁保县马口镇(Bahau)古代搬运道(Jalan Penarikan)的立碑点。


(古代搬运道(Jalan Penarikan)立碑点的景观。)

西沉的阳光映在河面上,马来村民泡水后在树下纳凉,度过另一个黄昏。

这里是两条河流的相汇处,左边为麻河(Muar River)的支流,右边为色丁河(Serting River)。这里就是两条大河的上游,也就是昔日帕赛人(Pasai)探险后安家之所。



(搬运道(Jalan Penarikan)是两条河流的相汇处,左边为麻河(Muar River)的支流,右边为色丁河(Serting River)。这里就是两条大河的上游,也就是昔日帕赛人(Pasai)探险后安家之所。)

文献记载,从前来往彭亨与麻坡之间可通过内河,这条贯穿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的“彭麻古航道”由东海岸古皇城北根(Pekan)的彭亨河入口,转入色丁河。货船来到马口镇一带,必须登陆走过三百米左右的搬运道(Jalan Penarikan),由纤夫把船和货物拉到对岸,沿着仁保河(Jempol River,麻河的支流)继续航行到西海岸麻坡的河口。此航道将北根和马六甲两座皇城连接起来,成为古代的交通要塞。

马来西亚当局在交汇点立下碑文,记载这条往来暹罗与马六甲皇朝的“马来丝绸之路”,肯定最早来到此地的,是9户来自苏门答腊北部(后来由亚齐Aceh管治)的帕赛人。他们在仁保这块肥沃的土地种植稻米,设立伊斯兰教学习中心,是传播伊斯兰教的重要场所。



(马来西亚当局在两河交汇点立下碑文,还原一段贯穿南中国海与马六甲海峡古航道的历史。)
第一则碑文:麻河与仁保河交汇点
WHERE MUAR AND JEMPOL RIVERS MEET
This area was first explored by a pioneer group of nine families originated from the rural area of Pasai, North Sumatera led by Dato Sempadang. A concensus was reached to explore a new beautiful and fertile place. Here, paddy grew healthily and the people could reap it in abundance which means “beautiful and the best”. This place is also a well known place for Islamic studies which eventually produced many Islamic figures who are expert in their own fields. Once the place was also a meeting spot for traders from the East Coast and Siam using the shortcut to Malacca along Jumpol and Serting Rivers towards Pahang.

第二则碑文:仁保河:两河的交汇点

SUNGEI JEMPOL WHERE THE TWO RIVERS MEET
During the Malacca sultanate, boats travelled along the Muar and Serting Rivers to get from Malacca on the west coast of peninsular Malaysia to Pahang on the east coast and vice versa. At the spot known as Kawasan Penarikan, or Pulling Area, the rivers almost touch and boats were pulled from one river to the other. The distance was about 500 metres. The Pulling Area was free of obstruction. The rivers were an important means of transport for traders and enabled boats to avoid the rough seas off the east coast during the monsoons. They were also an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for the spread of Islam.
马来丝绸之路可达暹罗的首府阿瑜陀耶(大城府Ayutthaya)。根据班卒(Panchor)出土的2世纪文物 “越南东山鼓”来推断 ,约两千年前,狼牙修(吉打州,宋代称为“凌牙斯加”、元代称为“龙牙犀角”、明代称为“狼西加”)已经跟越南有商贸,商船所走的就是彭麻古航道。[1]

根据维基,可能早在14世纪已经有人重新发现这条古航道,比马六甲王朝成立的年代(15世纪)还要早。马六甲王朝的兴起,吸引了阿拉伯商人和帕赛人前来这个地区经营商贸,同时传播伊斯兰教。阿拉伯人表示前往暹罗经商必须绕过马来半岛南部才能进入南中国海,路途十分遥远,还必须冒着狂风巨浪与被海盗袭击之险。帕赛人表示有一条较短的水路,但必须将船只拖过陆地。发现“新大陆”后,阿拉伯人便开始使用彭麻古航道了。两河相交之处成为商贸中心,来自东海岸与西海岸的商人买家不需要将船只拖往对岸,干脆在这里进行交易,过后各自回航。[2]

彭麻古航道亦出现在托勒密(Claudia Ptolemy)地图和葡萄牙史官伊利迪亚(Emanuel Godinho de Eredia) 的《黄金半岛题本》(Informacao da Aurea Chersoneso)中。托勒密地图将马来半岛称为Aurea Chersonnesus,意义是黄金半岛,彭麻古航道将黄金半岛分割成南北两半,这可能是他人讲述时所出现的误差,当然也不排除地形的变化。

1910年,铁路川行至马口后,古航道与搬运道的事迹逐渐被后世遗忘,一个世纪后反而为我们增添探索历史遗迹的乐趣。



(托勒密地图将马来半岛称为Aurea Chersonnesus,意义是黄金半岛,彭麻古航道将黄金半岛分割成南北两半,这可能是他人讲述时所出现的误差,当然也不排除地形的变化。)


马口有个欧亚人集中营


马口这个小镇也是二战期间,新加坡的欧亚人的集中营。他们误信日本军政府的谎言,以为马口就像富士山,有些连家里的钢琴都搬上火车,在丹绒巴葛乘坐8个多小时火车抵达马口,再步行约4.2公里,终于来到集中营小山区。


(马口集中营的妇女尝试种植,由于土地贫瘠,最终只好放弃。图片来源:EURASIAN ASSOCIATION SINGAPORE。)

这里是个临时搭建,安顿3,400名欧亚人的荒芜之地。这里的土地贫瘠,种植物无法生长。更糟糕的是,集中营成为死亡陷阱,痢疾、疟疾等传染病很快的蔓延开来,500人死亡。活着回到新加坡的欧亚人都不想回忆这段往事。

我们下榻过一夜的River View Hotel面对着丛林,丛林后面就是色丁河了。River View Hotel的所在地一带,相信就是昔日的欧亚人集中营。



(River View Hotel的所在地一带,相信就是昔日的欧亚人集中营。)

根据Antonio L Rappa,战前新加坡有约1万至2万名欧亚人,战后只剩下6千至8千人。接下来的20至25年间,分散到东南亚各地的欧亚人回流,欧亚族人口增至约5万人。[3]

这段近代史重新激活了马口镇古代搬运道的老故事。

[1] Siti Nurbaiyah Nadmi, “PEOPLE: Overland ship route”, New Straits Times 31 August 2013.  
[2] “Jalan Penarikan”,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alan_Penarikan accessed 14 May 2020.
[3] Associate Professor Antonio L Rappa,李国樑翻译,“争议性的社群:欧亚族对新加坡的贡献”,《源》 2015年第5期,总117期。新加坡宗乡总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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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6, 2021

南大,NTI,NTU

南洋大学解散后,NTI(南洋理工学院)在宪法下成立,颁发的是NUS(国大)文凭。十年后NTI升格为NTU(南洋理工大学)。

我在过渡期进入使用前南大校园的NTI,一方面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父亲下南洋不久后投入Merdeka(默迪卡)的呼声,没想到有生之年看到的是南大解散的局面,跟建国时代的许多人士一样,心头难以平伏。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NTI,当年我们这些工院毕业生,唯一升学的途径就是出国,就像二战前华校生回去中国升学一样。当时已储蓄第一年的外地生活费,可能最终选择异地生根。人生没有如果,谁知道?

放弃工作入息和美好的周末时光,回校当个超龄生,骑虎难下的忐忑心情,想起来还有点心慌。毕业典礼在嘉龙剧院进行,黄金辉总统大病甫愈,我祝他身体健康,结果在台上多聊几句。

毕业典礼在嘉龙剧院进行,黄金辉总统大病甫愈,我祝他身体健康,结果在台上多聊几句

日后因职场关系,跟数位总统都有会面之缘,黄总统最谦逊,亲和力最强。他到底是最后一任受委总统,还是第一任民选总统?现在变得很“乱”,乱在多年来民间的共识和多年后宪法的解读相差十万八千里。

 

国会的解读

怎么说呢?2016年11月8日,时任总理李显龙在国会宣布接受政府总检察长的建议,首任民选总统为黄金辉(华人),第二任王鼎昌(华人),第三与第四任纳丹(印度人),第五任陈庆炎(华人)、为了照顾少数族群,第六任保留给马来人。

国会记录(Volume No:  94,Sitting No: 27,Sitting Date: 8-11-2016):

We have taken the Attorney-General's advice. We will start counting from the first President who exercised the powers of the Elected President, in other words, Dr Wee Kim Wee. That means we are now in the fifth term of the Elected Presidency.

We also have to define the ethnic group of each of the Elected Presidents we have had so far. There is no practical doubt, but as a legal matter, we have to define it because you cannot convene the Committee retrospectively to certify them. So, the Act will deem:

(a) Dr Wee Kim Wee as Chinese,

(b) Mr Ong Teng Cheong as Chinese,

(c) Mr S R Nathan, who served two terms, as Indian,

(d) and Dr Tony Tan as Chinese.

当然此说法推翻民众的认知,因为当年“第一任”民选总统的诞生,是在1993年通过全民投票选出来的,任期为6年。结果由王鼎昌胜出。

新的解释是根据宪法163(1),在1991年11月30日之前担任总统职务的人,应在其剩余的任期内继续担任该职务,并应行使、履行和完成经《1991年新加坡共和国宪法(修正案)》(1991年第5号法案)(在本条中称为法案)修正的宪法赋予或规定的总统职务的所有职能、权力和职责,就像他由新加坡公民选举为总统一样。但如果该人在任期结束前离开总统职位,应在总统职位空缺之日起6个月内进行投票选举新总统。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Person holding office of President immediately prior to 30th November 1991 to continue to hold such office

163.—(1)  The person holding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immediately prior to 30th November 1991 shall continue to hold such office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term of office and shall exercise, perform and discharge all the functions, powers and duties conferred or imposed upon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by this Constitution as amend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Amendment) Act 1991 (Act 5 of 1991) (referred to in this Article as the Act), as if he had been elected to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by the citizens of Singapore, except that if that person vacates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his term of office, a poll shall be conducted for the election of a new President within 6 months from the da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became vacant.

 

NTU跟NTI和南大是否存在着共生关系?

NTU、NTI和南大是否存在着共生关系?似乎永远剪不断,理还乱。

徐冠林教授接任NTU校长时,尝试跟前南大牵线,由于其中牵涉到民间办校的“南大情怀”,中间人相当难为。虽然如此,NTU多年来尝试继续跟前南大校友靠拢,杰出校友都有南大生的身影。可是另一方面,今年NTU庆祝30周年,连过渡期的NTI都一刀切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NTU30周年庆(2021年),NTU网站https://www.ntu.edu.sg/30anniversarytimecapsule accessed 18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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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19, 2021

从1949延伸......(四十)泰麟之龟屿

1950年代,泰麟还是单身寡人的时候,有时候跟工友包小船到外岛旅游,圣淘沙以南的龟屿乃他们游泳的热门点之一。

泰麟(后排站立者左三)还是单身寡人的时候,跟工友包小船到龟屿游泳

从前广东人称龟屿为龟岛,也称“吉宁头家”(印度老板)。龟屿可说是新加坡最具传奇色彩的外岛,名字由来至少有五个版本。最广为流传的是某年农历九月,两名华族和马来渔夫出海捕鱼,遇到大风浪船身翻覆。他们以为此命休矣,危急之际有只大海龟化身为小岛营救他们。消息传开后,岛上兴建起大伯公庙和拿督公圣祠。

农历九月,工友们到红灯码头跟其他香客挤驳船,前往龟屿拜拿督公求财。拿督公庙座落在小山上,三个神坛包括拿督公(Datok Syed Abdul Rahman)、拿督婆(Datok Nenek Ghalib)和他们的女儿。神明不分种族,造福地方百姓,小小的龟屿成为多元种族与宗教和谐的写照。

香客前往龟屿拜拿督公。图片来源:互联网

1975年,新加坡海港局加强对船只的安全管制,规定驳船必须定期检查,只有通过适航(seaworthiness)和适合预期用途(fitness for intended use)的审核才能更新牌照。此外,为了乘客的安全,每艘船都有限定人数 。

海港局落实管制后,跟驳船业主的关系搞得很不愉快。驳船业主不满海港局限制驳船载客量不能超过12人的规定,跟海港局交涉,要求提高到16人,额外4人的船费收入用来抵销昂贵的柴油费。

业主认为这些船只所承载的货物,远比16人重多了,因此不能理解12人的限制令。当局以载货和载人的安全尺度不同而拒绝他们的请求,不过他们可以提出申请以及接受强制性的安全审查,当局将个别处理。这些业者都不愿这样做 。

农历九月,十万善男信女如往常一样,兴致勃勃地准备乘船到龟屿去拜大伯公和拿督公。驳船业主联合起来杯葛海港局,拒载以示抗议,只有一些小船主为了生计继续载客,结果多数人都扑空了。那时候起,泰麟没再到过龟屿。

龟屿旁就是监视着新加坡海峡的圣约翰岛了。圣约翰岛的地理位置优异,马六甲海峡转角处的卡里蒙岛和南中国海交界的白礁都躲不过它的视线。莱佛士登陆前,就是在此停留一宿的。

圣约翰岛上殖民地政府年代的建筑

圣约翰岛旧名棋樟山,福建先民称为禁龟屿(禁锢屿)。

19世纪下半叶,殖民地政府颁布检疫法律,客轮抵达时先停泊在岸外,由政府官员上船进行检疫。如果船上发生疑似传染病例,挤大舱的船客一律转运到棋樟山 “熏硫磺”和 “淋臭水”(消毒药水),隔离约两个星期后才转送到新加坡本岛。至于被怀疑染病的船客,则留在岛上一个月。

由于岛上居住环境差,加上官员对新客的态度恶劣,引起诸多不满。消息传到安德逊总督那里,马上着手处理。到了1920年代,岛上的检疫管理大致上制度化,基本设施完善,并由各族群组成的监督员定期巡视,受公认为全世界最佳防疫中心之一。

泰麟和工友们到龟屿游泳的年代是不能接近圣约翰岛的。事缘1949年共产党统治中国,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下南洋时代戛然而止,圣约翰岛转换用途,用来囚禁“政治犯”和私会党老大,后来增设戒毒所,成为闲人免进的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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